我不是很想向我的客戶報告那一夜的經過，不單是因為怕她懷疑自己雇的人無能。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任何說法暗示她的湯普森先生甩掉了我，都意味著他不僅不是表面上的那個人，而且還隱瞞著什麼。我感覺是這樣，但現在就把這個看法告訴露易絲，還嫌太早。
「沒有什麼明確的結果，」我告訴她，「再過一兩天我應該可以告訴你更多。」
我查了筆記本里湯普森的電話，用我的手機打給他。我希望他不會接，所以電話轉到語音信箱時讓我鬆了口氣。「嘿，老兄，」我說，「我們寄了張支票給你，全額付清，現在這支票就擺在我面前。退回來了，我們寄給你的地址是錯的。哦，媽的，我得去處理一下。這樣吧，你回電給我，如果我沒接，在語音信箱里留下你的地址就行了。你留話的時候——哦，要命，算了。再聯絡。」
我設法裝出一副匆忙的樣子，就像那種中層主管剛好碰到手邊一堆事情，可是我不確定自己裝得像不像。等他回電或不回電時，我就知道了。
我出門時身上帶著手機，不過在人行道上停下來把它關掉。我正要去參加戒酒聚會，去那裡得關掉手機或呼叫器；大部分戒酒團體聚會時都會這樣要求。不過不管是否參加聚會，我都要把手機關掉，因為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接到大衛·湯普森打來的電話。他首先就會問我是誰，還有那張支票是哪家公司給的，到時候我可給不出答案來。如果他聽到我的留言，沒法問我問題，就會猜想有人該付他錢，而他最好要拿到，於是就會留下他的地址。
這是假設他的說法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實，也就是他所從事的工作中，會有一些公司寄支票給他。這個行業可能是直接行銷也可能不是，他的名字可能是大衛·湯普森也可能不是，這就是為什麼我給他的留言要盡量含糊其辭。
這招應該會有用。就算失敗了，那也算是另一方面的成功。如果他那麼多疑，那麼就表示他的確在隱瞞一些事。
我往北走到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會，趕上「爐邊」團體的中午聚會。演講人的飲酒故事很短，大部分時間都在談她現在的兩難處境，就是她是否應該承認自己在表演這條路走不通，她曾在羅雷茲抗酸劑的電視廣告裡面講過兩句台詞，當過幾十天的臨時演員，還在一些沒有人看的觀摩演出里演些沒有酬勞的小角色，她在這一行五年的努力只有如此成績，實在乏善可陳。
「我不是演員，我是個女侍者，」她說，「這樣也可以，當女侍者沒有什麼不對，這是一個不錯的謀生方式，但我不確定自己的人生目標就是要當女侍者。甚至如果有人要給我機會去演戲，我都不再那麼確定表演是我的人生目標了。」
阿比也在場；自從上回雷·格魯利奧在聖保羅教堂的那次聚會演講後，我就沒再見過阿比，他說他最近都參加中午的聚會，另外有一天晚上被找去皇后區的中村那一帶當演講人。我跟他在附近吃中飯，同行還有另外兩個女人，一個名叫雷切爾的是個辦公室的臨時僱員，另一個臉尖尖的年輕女人唯一的工作是當代課老師，我猜想工作機會不是很多。她叫什麼名字我老記不住。
不管她叫什麼名字，反正她毫不浪費時間地批評起那個演講人。「那些劇場訓練的好處，」她說，「就是她講話清楚且表情豐富，你坐在最後一排也聽得到她講的每個字。不幸的是，聽到的每個字都是『我』。」
雷切爾說她看起來很眼熟，也許看過她在哪裡演出。阿比說他不覺得眼熟，真奇怪，因為羅雷茲的每條電視廣告都是他必看的。
「她說她講過兩句台詞，」雷切爾說，「但或許她是旁白，根本沒上鏡頭。」很難分辨她是真信了阿比那些話的表面意思，還是在配合他而出言諷刺。
我回到家才把手機打開，已經有一條語音留言在等我。一個我沒聽過的聲音說，「嘿，謝了，老兄。我的地址是……」我寫下紐約州一〇〇二五，紐約市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號一二一七室。「別忘了要寫最後的房間號，」他說，「不然我會收不到。上次可能就是這樣才會退回去的。」
在曼哈頓，街道的號碼是按東西向排的，而門牌號碼則是從第五大道開始往兩邊順著排下去。如果你知道地址是幾號，就可以很快知道位於哪兩條大道間。
而大道則是南北向的，每一條都有不同的門牌號碼系統，要看從哪裡開始排起。不過有個關鍵要訣印在街道地圖和口袋型地圖上，同時也可以在大部分紐約的住宅和工商電話簿上找到。在某些大道上或許有一點點不同，但基本要訣就是，你把門牌號碼尾數去掉，然後除以二，再加上一個表上所列出那條大道的特定數字，得出的結果就是最接近的東西向街號。
有些房地產經紀人把這張表印成名片大小的塑料卡，這贈品比月曆還好用，因為我這張卡到現在用了五年，而且常常用。那個經紀人大概做不到我什麼生意，我們住在凡登大廈不會搬，不過她得到了我的感謝，雖然這感謝不值錢。
於是我算出那個大衛·湯普森的地址在九十六街以北一個或兩個街區。從八十八街和西端大道交會口走過去不止半英里，離奇普斯灣就更遠了。
我搭地鐵過去，從百老匯大道往東走一個街區，按照那張房地產經紀人阿美莉亞·費倫特送我的卡片所算出來的結果，找到了阿姆斯特丹大道七五五號，就在九十七街和九十八街之間的那個街區。那是一幢五層樓的出租公寓建築，顯然還不太受社區紳士化的明顯影響，不過有點不對勁，因為即使那幢樓幾年來再怎麼隔成一堆小小的鴿子籠出租，也絕對不可能有一二一七室。
也許這是湯普森的一個密碼：如果收到一封寄給一二一七室的信，他就會知道是打電話給他的人寄的。不過這樣也說不通。
我走進門廳，看著那排電鈴。有十六個是二到五樓、每層樓四個，另外再加一樓屬於商店的一個電鈴。那十六個門鈴上有九個或十個貼了標籤。其他則是空的。我檢查了那些名字，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裔的名字，沒有一個是湯普森。
我又走出去，到一樓那家商店看一眼。不是很吸引人，陳列的商品隨著時光流逝或太陽照射而褪色，不過店家彌補的對策，就是提供一個附近街坊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支票兌現、拍大頭照、公證人、五金和廚房用品、雨傘、鞋油、紙尿布，還有各色零食。有三個啤酒的霓虹燈標誌，其中一個牌子十年前就停產了，櫥窗上還有一張布思特羅咖啡的海報。東西太多了，我花了好一會兒才注意到櫥窗上唯一一個有關的東西，那是一張黃色紙，上頭是手寫的：提供私人信箱。
商店裡面大概就是我原先猜想的模樣。我沒看到任何信箱，很好奇那一二一七信箱會藏在哪裡。櫃檯後有個女人，身材矮胖，頭髮像那種黑色的刷鍋鐵絲球，她盯著我瞧。不知道她以為我可能會想偷什麼。
我問她是不是有信箱要出租，她點點頭。我說我沒看到信箱，能不能請她告訴我在哪裡？
「不是信箱，」她說著用兩手比出一個箱子的形狀，有頂有底，還有四個側面，「是郵件服務。」
「有什麼服務？」
「你付一個月的費用，我們給你一個號碼，取郵件時告訴我號碼，我就把你的郵件拿給你。」
「這個服務要多少錢？」
「不貴。五十元。預付三個月，第四個月就免費。」我把皮夾一翻，朝她亮出一張喬·德金給我的警探基金協會貴賓卡，這張卡不能讓你在違規停車時不被開罰單，但隔著一段距離看起來還挺像個正式的證件。「我對你的一位顧客有興趣，」我說，「他的號碼是一二一七。」
她盯著我。
「你知道他的名字嗎？」
她搖搖頭。
「能不能去幫我查一下？」
她想了想，聳聳肩，到後頭的房間去。回來時，她寬闊的前額深深皺著。我問她怎麼了。
「沒有名字。」她說。
我本來以為是她不能告訴我，但結果不是。她的意思是這個號碼沒有名字，我也相信。她對這個情況顯然也滿腹疑惑。
我說：「如果有寄給他的信——」
「所以我才會找那麼久。如果有信寄來給他，上頭就會有他的名字，對不？可是沒有他的信。他一星期會過來一兩次，有時候有信件，有時候沒有。」
「他來的時候，會說他的號碼。」
「一二一七。我就會把他的信件給他。」
「如果他收到信，信封上不會有名字嗎？」
「我沒注意。」
「如果你聽到名字，能知道嗎？」
「或許吧，不知道。」
「那個名字是大衛·湯普森嗎？」
「不知道。不會是荷西·西曼內茲這種西班牙語的名字。他的母語是英語，我只知道這麼多。」
她去招呼另一個客人。回來後她說：「付錢租這個服務的人，就會拿到一個號碼。我們會把名字登記在本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