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第一個試的就是電話號碼。露易絲告訴過我們，那是他的手機，九一七開頭的，紐約地區專用的兩個行動電話號碼開頭之一。網路上有個可以用電話號碼查信息目錄，TJ知道怎麼用，於是就去上網，希望能查出姓名和地址。可是那個號碼沒有登記。
「他可能是走進一家店，買了一部有預付通話時數的電話。你要買賣東西，就是這樣。走進十四街那邊的手機店，付現金買一部電話，生意就成交了。連名字都不必提供，因為你又不是要開戶，你只是買個電話，外加裡頭預付的通話時數而已。時數快用光時，你就回去原來那家店，再給老闆一點錢，他們就再給你一些通話時數。」
「這一切都不必記賬。」
「關於這一點嘛，其實是記賬的。不過那家店會不會申報這筆現金收入，嗯，這部分我們也不在乎，對吧？」
「不會讓我們煩惱得睡不著。我想未必只有毒販才這樣買電話。」
「我就是這樣買的。比較簡單，而且不會每個月收到賬單。更不會接到推銷的電話。你不必要求電話號碼不公開，因為一開始你的名字就沒有列入名單里。」
「是有很多明顯的好處，」我不得不承認，「唯一更好的就是根本不要電話。不過像大衛·湯普森，他應該不難聯絡才對。他是廣告文案自由撰稿人。如果沒人知道他的電話號碼，他要怎麼接工作？」
「客戶會有他的電話號碼，就和毒販子一樣。」
「那如果有新公司找他呢？」
「那就麻煩了。」
「他跟露易絲說過，他那一行不是忙得要死就是閑得要死。閑得要死的時候，他應該不會希望別人很難聯絡到他。他的電話肯定不止一部。」
「除非他很笨。」
「他辦公室應該有一部有線電話。他可能因為那是營業電話，就沒給她號碼。」
「或者他根本不是他聲稱的那個人。」
「有這個可能。」
「電話簿上有一大堆叫大衛·湯普森的，還外加一堆D.湯普森。」
「可以從這裡開始。」我說。
而且打電話也不需要電腦技巧，只需要有一種我剛從警校畢業時所學得的頑強精神，不過這是靜止的。縮寫是GOYAKOD，代表「抬起屁股去敲門」 。從理論上說，我就是這麼做的，按照曼哈頓區的住家電話簿，一個個打給D.湯普森和大衛·湯普森。
「我不確定這個電話對不對，」我會告訴來接電話的人，「我要找一個廣告信函文案撰稿人大衛·湯普森。」
有個男人指出，廣告信函的優點就是不會像電話推銷那樣插進來打擾你。不過我碰到的大部分人都很禮貌，只是幫不上忙；他們不是我在找的那位大衛·湯普森，也沒有聽過這麼一個人。我謝謝他們，然後在他們的名字旁邊打個鉤，繼續打下一個電話。
這是碰到剛好有人接電話的狀況，不過發生的幾率並不高。大部分時候我都是碰到應答機或語音留言系統，這時候我就會留話，大致就是說我要找這麼一個人，然後加上我的電話號碼。我沒指望會有很多人回電，不過這種事很難講，而且總可能有人是在應答機旁邊過濾電話，等著看是誰打來的再接。我碰到過一次；我正留話留到一半，一個女人接了電話，告訴我她丈夫不是廣告文案撰稿人，而是維蒙特壽險公司的保險業務員。但或許她還是可以幫我，她建議道。我有多久沒有全面評估自己的保險需要了？
「我想這是我自找的，」我說，「我們兩個說好，我再也不打電話給你，你也不要打給我如何？」
她說這樣好像很公平，於是我在她丈夫的姓名旁邊打了個鉤。
這些年來我認識了幾個廣告界的人，但即使我在匿名戒酒協會碰過面，也幾乎都不知道他們姓什麼，或在哪裡工作。我第一次戒酒時認識了一個叫肯·麥卡琴的，可是已經失去聯絡很久了，既然我花了很多時間打電話給一群人，心想或許也可以跟他聯絡一下。最後有個人想起他已經搬到威徹斯特郡的杜斯菲利。我從電話簿上查到了他的電話，不是在杜斯菲利，而是在哈得孫河畔的海斯丁鎮附近，然後聯絡上一個女人，結果是他的遺孀。肯已經死了六年，哦不，七年了，她告訴我。我說很遺憾聽到這個消息，她問我的名字，又問我是怎麼認識肯的。
他已經過世了，而且她反正是他太太，所以也不必保護他的匿名，我自己也從來不會刻意為自己匿名戒酒的狀況保密。我說我是在匿名戒酒協會認識他的，她很讓我意外地問我是不是還在戒酒，我說是。
「那你很幸運，」她說，「肯戒了九年，了不起的九年，然後我想他覺得自己治癒了。接下來他就是沒法不喝酒。他進出戒酒中心，還去明尼蘇達州的海澤爾頓戒酒中心住了三十天。他飛回家時，我去機場接他，他下飛機時已經喝醉了。之後又醉了一兩年，然後一發作，就過世了。」
我為打擾她而致歉，她則為告訴我這些沒用的消息而致歉。「我早該去改掉電話簿上的資料。」她說，「可是一直抽不出時間。」
「現在都不說是廣告直接信函了，」鮑伯·萊普利告訴我，「別問我為什麼。現在不是說直接行銷，就是說直接回覆廣告。我對這個主題的認識也就差不多這樣而已，不過我認識一個人，他可以把一切你所需要知道的告訴你，包括為什麼每個月你都會接到六封郵購服飾商地之涯 寄來的可惡的廣告信。」
我該早些想到鮑伯的，不到兩個月前我們才碰過面，同一天晚上我找雷·格魯利奧預約要在聖保羅的戒酒聚會中演講。鮑伯跟雷一樣，都是「三十一俱樂部」的會員，也是「佛勒暨克瑞斯吉」公司的副董事長，我不知道他那個職位的工作內容，不過我知道「佛勒暨克瑞斯吉」是家廣告公司，這就夠了。
他提到的那個馬克·薩弗蘭正在開會，不過我留了電話，說是鮑伯介紹我來找他的，於是一小時內就接到回電。「我可以告訴你很多有關直接行銷的事情，」他說，「不過你是要找某個特定的人，對不對？」
「或者是査清根本沒有這麼一個人。」
「那就難了，因為這一行有一大堆寫文案的自由撰稿人，要證明他不是其中之一會有困難。不像醫生或律師，文案撰稿人沒有一個專屬的專業組織。沒有州政府或市政府的證照管理局，我猜想就跟你那行一樣。」
我不置可否。
「問題是，」他說，「我們幾乎所有的事都是由上班的正式員工完成，趕時間或需要找外頭的幫手時，我們就找個以前合作過的。所以我們自己的名單上有六到八個這樣的人，另外還有些大型的工作室，可是你要找的人不在其中，因為他是自由撰稿人。你猜我打算怎麼著？我讓你去跟我們常找的一個人聯繫。」
他給了我一個名字和電話，結果要相信這個人是個自由撰稿人很容易，因為他是自己接電話的。「彼得·霍克斯坦。」他報上姓名，我跟他解釋我的請求，他問我要找的人叫什麼名字。「沒聽說過，」他說，「不過這也不能證明什麼。我很少出去跟同行碰面。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家裡工作。就算我聽過他，這個名字也不是那種會讓你印象深刻的。」
「沒錯。」
「他可能屬於直接行銷聯盟，但或許沒有。大部分的會員都有工作室，因為會員費很貴。不過你在郵購聯盟的官方網站『如何收費』可以拿到免費名單。或者他可能會在《DM新聞》、《直銷》或《目標行銷》上頭登小塊廣告。你可以去找找看，另外還可以査一下《廣告周刊》和《廣告年代》的分類廣告。」
他的建議源源不斷，我每一條都寫了下來。如果大衛·湯普森得過獎或演講過，可能在Google可以搜尋到，不過也可能沒用，因為他的名字太大眾化了。「你可以在網路上查到我，」他說，「還有那個在內布拉斯加因為受雇殺人而服無期徒刑的彼得·霍克斯坦，更不必說那個德國科學家彼得·霍克斯坦了。」
他說，很有可能這個大衛·湯普森是漏掉了。「我有一份『如何收費』的名單，」他說，「因為那是免費的，所以拿了會有什麼壞處？不過我不會在《廣告年代》上登分類廣告，也不會在直接行銷的出版物上登廣告。我不認為值得花那個錢，而且不單只有我這麼認為而已。我們在這一行做了一陣子的人似乎都有同樣的感覺。認真想想其實挺可笑的，簡直就像我們已經不再相信廣告的威力似的。我也沒參加任何同業工會，我接到的活都是熟人介紹的，會有什麼客戶光憑看過你廣告就挑中你？那就像要從工商電話簿裡面接生意一樣不太可能。」
我謝了他，之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之前早該做的。我在工商電話簿上尋找湯普森——不是消費者版本，而是企業對企業的版本。沒有直接行銷文案撰稿人這個分類，不過有一區是廣告文案撰稿人，裡頭沒有大衛·湯普森，我並不覺得意外。
我在《廣告周刊》和《廣告年代》的分類廣告欄也沒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