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我穿上西裝打了領帶走到窗前觀察天氣是否會有改變。外面陽光普照，感覺清冷，我希望能一直保持這樣。凡登大廈公園路邊的板凳上有樣東西吸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彎腰伸手夠向一塊石頭。我走下樓，但沒有左轉去乘地鐵，我過街走向那個一頭白髮的清瘦的黑人。他手上拿著一份《紐約時報》，打開到棋局專欄的那頁，一邊用他自己的棋盤和棋子解答。
「你今天穿得真整齊，」他說，「我喜歡你的領帶。」
我謝了他。我說：「巴里，今天下午他們給喬治舉行告別式，我要去布魯克林走一趟。」
「是嗎？」
「他弟弟打電話告訴我的。只有家裡人，不過他說歡迎我去。」
「今天的天氣正適合，」他說，「沒下雨。」
「也歡迎你去。」
「去參加喪禮？」
「我想也許我們可以一起去。」
他打量著我，看了好一陣子。「不，」他說，「我不想去。」
「如果你覺得你會格格不入，」我說，「嗯，天哪，我跟你是一樣的。」
「你說對了，」他說，「我們兩人都是同樣膚色，穿著也一樣。」
「哦，別這麼說。」
「其實，」他說，「不論我是不是能跟他們合得來都無所謂。我不想去。你回來後告訴我就行了，如何？」
我坐上D線地鐵。他們在諾斯蘭德大道上的殯儀館舉行告別式，去的人將近有五十人，比我原來想像的要多。湯姆及其太太，他姐姐，他們的親戚，鄰居，還有戒酒協會裡的朋友。大部分是白人，幾乎都打了領帶，但也有幾個黑色的面孔，有幾個沒穿西裝的。巴里來的話，並不會顯得有多突出。
棺材已經合上蓋子了，儀式也很簡單。主持告別式的牧師並不認識喬治，他談到死亡是從身心束縛中得到解放。面紗掉了下來，他說，而盲人又重新看見。他的靈魂高高飛去。
湯姆接在他的後面簡短地說了幾句。從某一方面來說，他說，我們早已失去了喬治。「但我們還是一直愛著他，」他說，「我們愛他甜蜜的一面。而且我們總是心存一線希望，有一天陰雲散去，我們又重新得到他。現在他走了，我們從沒有得到他。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是跟我們在一起了，而且他再也不會迷路。」他的聲音沙啞，但還是擠出最後幾個字，「我愛你，喬治。」他說。
唱了兩首讚美詩，一首是《前進吧，基督的士兵》，另一首是《對我忠實》。由一個深色頭髮長及腰部的肥胖女子一人獨唱，她的聲音浸滿了整個房間。在聽第一首詩歌時，我想到喬治穿著他的軍用夾克，口袋裡裝滿了彈殼。這個老兵現在已悄然遠去。在聽第二首時，我記起一張特洛尼奧斯·蒙克 的老唱片，同一首歌，另一種唱法，只有八個音符，但回蕩幽遠。簡·基恩有那張唱片。我已經有多年沒有聽了。
告別式過後有車隊跟著靈柩直送到皇后區的墓地，不過我沒跟去，我坐上地鐵回到曼哈頓，發現巴里還在原來的地方。我坐在他的對面一五一十告訴他喬治的喪禮。他聽完之後建議我們下盤棋。
「就下一盤。」我說。
他輕而易舉地就贏了我。當我按下我的國王，他建議我們喝一杯來悼念喬治。我給了他五塊錢，他拿了一夸脫的麥芽酒和一杯咖啡回來。他喝了好幾大口後蓋上瓶蓋，說：「你看，我從來不去喪禮的。我不信這一套。有什麼理由要去？」
「這是說再見的一種方式。」
「我也不信。人來人去，世界就是這樣。」
「我想是吧。」
「只是你已經習慣了。喬治來了，而我對他逐漸習慣，習慣他就在附近。現在走了，我也習慣了。如果你有點耐心，你對任何事都可以習慣。」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他們終於通知可以領回格倫·霍爾茨曼的遺體。我想如果他的遺孀去要求的話，他們大概就早點做了。我替莉薩打了幾個電話，安排人送他的遺體去火葬。並沒有舉行任何儀式。
「好像沒有真的結束似的，」埃萊娜說，「難道不該有某種儀式？一定有人會去。」
「大概他辦公室的人會去，」我說，「但我不相信他有什麼朋友。對她來說，最好的是一個簡短的私人火葬，沒有任何儀式。」
「她一定得去嗎？你想你該跟她去嗎？」
「她似乎一切都安排好了，」我說，「而我從現在開始最好不再插手。」
所以當莉薩去拿她丈夫的骨灰時，我並不在場。但一兩天後，當我晚上十點去過一個戒酒聚會後，我又感到坐立不安，我既不能借走路平靜下來，也不能靠自己勸說自己按捺下來。於是我拿起電話。「我是馬修，」我說，「你想要人陪你嗎？」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中城北區分局。喬·德金不在，不過這次我不需要他的幫忙。我找了幾個警察，向他們解釋我代表霍爾茨曼的遺孀而來，他們還來的霍爾茨曼私人物品並不全。「她從來沒有拿回他的鑰匙，」我說，「他一定帶著他的鑰匙，而她從沒有拿到。」
沒有人搞得清楚。「呸，狗屁，」一個警察說，「叫她換把鎖。」
我在曼哈頓刑事組及中央驗收處又碰到同樣的情形。我花了大半天的時間打攪那些有更重要事情要做的人。但接近黃昏時我口袋裡裝著一把鑰匙走出了警察局。要證明它們是霍爾茨曼的鑰匙並不難——有一把開了他們公寓的門。要選出他保險箱的鑰匙也很容易，而且我銀行里的一個工作人員有個圖表，能幫助我們查出那個保險箱在哪個銀行的哪個分行。
德魯·卡普蘭得到官方許可開那個保險箱，他和莉薩一起去的，同時陪一旁的還有甩不掉的國稅局人員。我猜每個人都在期望看到現鈔及南非的大塊金幣，但裡面沒有任何東西足以讓人心跳加速。出生證明，結婚證明，不明人士的小照，格倫學生時代的照片。
「那個從國稅局來的討厭鬼無法忍受這種事，」德魯告訴我，「如果他沒什麼東西，他幹嗎要搞個保險箱？而且何不租個最小的？他說一定曾經有別的東西在裡面，顯然是以為我們先開了箱拿了現鈔，然後才通知政府的。我建議他去查銀行的記錄，證實自從保險箱所有人死了之後，並沒有人碰過這個保險箱。其實他早就知道了，這個可惡的雜種，但他覺得不管怎麼樣，政府一定是被騙了。」
「政府被騙了是沒錯。」
「我也會這樣說，」他說，「如果要我來猜，我會說她在柜子里發現的錢原來是放在保險箱里的。根據記錄，死前一個星期他曾經去過那裡。我想他拿出了錢，放進鋁盒藏到衣櫃里。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可能急需現鈔。」
「這是一個可能。也可能有現金交易，或他希望他有辦法帶著錢跑。我還想到一點是他說不定有預感。」
「我最喜歡你這樣的猜想，」我說，「他感覺到他可能有危險，而他想確定她能拿到錢。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保險箱里沒有任何會引人尷尬的東西。他早已想過國稅局的人會從他的寡婦肩膀後面探頭探腦。」
「而且我們知道自從他告密了他的阿爾舅舅後，他對國稅局再熟悉不過。」
「我們又知道他很喜歡她，」我說，「因為他選了他們的結婚紀念日作為號碼鎖的密碼。」
「我不知道這點。」
「五一一，」我說，「五月十一號。」
「很親密。」他說，「你能找到鑰匙也不容易。」
「哦，它們遲早會出現的。」
「我可不敢打賭，」他說，「如果你想藏到一個永遠不會被人找到的地方，跑到警局的倉庫四仰八叉睡在架子上，保准沒人找得到你。他們有彼得·斯特伊弗桑特 的木腿，你也可以拿特威德 的錢包當枕頭。」
應該到此結束了。
我做了我被僱用該做的事。我沒有發現是誰扣的扳機，但這不是我分內的事。我被雇來保護莉薩·霍爾茨曼的財務利益，看起來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我最後一件替她做的事是陪她再度前往德魯的辦公室，在那裡我們拿回藏錢的盒子。我們坐計程車到曼哈頓，在第二大道的一家銀行，她仍保留以她婚前姓名開的戶頭。她租了一個保險箱，把錢放了進去。如有必要，這些錢可以永遠留在那裡，或是等一天有人找到一個好辦法來洗錢。
我付出的時間得到優厚的報酬，但我曾做更少的事而賺更多錢，所以我從不覺得我收費過高。
不論如何，有得有失。在我幫莉薩藏好她的錢後一個星期左右，我替一個在切爾西貧民公寓的女人做了點事。一個在戒酒聚會認識的人介紹我去的。這個女人是一個姐妹的朋友，或是一個朋友的姐妹之類。她發現她的同居男友竟然強姦了她九歲的女兒，於是把那個男友趕了出去。但他回來痛揍過她兩次。第二次發生後她報警要求保護，但這隻有在事發後才有用。他很快又來了，而且還再度強姦了她的女兒。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