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個告密者，」我告訴德魯·卡普蘭，「當線人是他的職業，他獨立工作。從他在阿爾圖那幫他舅舅賣汽車開始的。」
「阿爾圖那的舅舅？」
「他發現他的舅舅和舅媽大量逃稅。用兩本賬簿，秘密的銀行賬戶。看起來替那個舅舅工作很不好過，所以格倫就決定自己開工。」
「他向國稅局告密？」
「你可以用那種方法賺錢，」我說，「我原來就知道，但我從沒想到這是如此受歡迎的小生意。國稅局還有免付費電話專線讓你告密。我昨天打去，一個女人告訴我他們如何行事。我問了很多問題，而我不覺得她以前沒聽人問過。她一定整天坐在那裡，跟那些貪婪和一肚子怨恨的人扯淡。」
「這種人很多。」
「我想也是。你的報酬是追還的稅及罰金的某個百分比，這個百分比又因你提供材料的品質而有不同。如果你帶來一套賬簿，幫他們立案，這比你只是伸出根手指，要他們往那個方向去查要值錢多了。」
「這才公平。」
「你可以保持匿名，我相信格倫一定是這麼做的。他舅舅可能猜出來是誰出賣了他，也可能沒有。他必須出來認罪，才能避免鋃鐺入獄。他賣了所有的資產，夾著尾巴逃出了城。我不知道他最後付了多少錢，但格倫的表現足夠讓他送自己上完法學院。」
「他需要替這筆錢付稅嗎？」
「你知道，」我說，「我問她這點。她說他們最有可能先抽稅，就像先替你扣稅一樣。」
「這樣啊。」他說。
我們在一家叫「訴訟案件記錄」的餐廳吃飯，那個地方在喬拉勒姆街布魯克林區公所的轉角附近。那個地方不錯，高天花板，裝潢用的是橡木、黃銅及紅色的真皮傢具。就像它的名字，這個地方大部分的顧客是律師，但也有不少是警察。午餐是他們最忙碌的時間。他們賣出一大堆塞得過滿的三明治，倒出一杯杯的酒。
「天氣真好。」德魯說。
「好極了，」我回應，「上次我在這裡吃飯時也是如此。那是在春天，我和布魯克林刑事組的一個警探約翰·凱利吃午飯，我剛才進來時還看到他坐在酒吧那裡。那天天氣真好，我從這裡走出去，一直走到灣脊。我想今天我不會這樣做了。你知道嗎？如果昨天也是這樣溫暖，充滿了陽光，我會仍舊在猜想格倫·霍爾茨曼的錢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是昨天的天氣把你留在家裡了。」
「昨天我一天都在打電話，結果這正是我該做的事。一旦我發現他是怎樣開始的，要決定下一步該找誰，以及要找什麼樣的資料就不困難了。他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之後就到白原一家律師事務所上班。他離開後不久，那家事務所就關門大吉。裡面的一個律師隨口說大概霍爾茨曼早已有預感，知道這裡即將關門。」
「我敢打賭是他搞的鬼。」
「而且神不知鬼不覺。我打電話回去給那個律師，他叫傑斯佩森，問他事務所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的問題一定太出乎他的意料，因為他根本沒有問我為什麼想知道。看起來其中有一名律師與幾個毒販有牽扯。」
「那個律師收了毒販的錢但沒去報告，所以他們就關了事務所。你不知道，我有多恨這樣的故事，馬修。」
「但這個故事不是這樣的。他們的事務所並沒有涉及犯罪，他們代理的是其他業務，而且客戶付給他們的是支票，就算有現鈔經手也沒有人知道。但有一個律師對可卡因發生了興趣。」
「啊，別告訴我這個。」
「他借著買賣毒品來支付他毒癮的費用。結果他一個生意上的夥伴竟是毒品管理局的人，他們給他一個機會檢舉他的毒販客戶，但我猜他覺得住在監獄遠比喪生於亂墳崗子要好一點。這件事鬧出來後，又發現他還盜用了其他客戶的錢。傑斯佩森給我的印象是，結束他們的事務所是小事一樁，他們根本沒有剩下多少錢。」
「我會假設是霍爾茨曼去告發，因此毒品管理局的人才去卧底。」
「我也這樣想，」我說，「但我沒辦法去問他們，但我想這樣的假設錯不了。」
「我猜毒品管理局一定會付錢給通風報信的人。」
「我倒是打電話去問過這點了。他們不像國稅局的那位女士那樣坦白，但不錯，如果幫他們捉住毒販的話，他們會付一筆獎金，也可以得到他們繳獲資產的某個百分比。我從一個我認得的傢伙那裡打聽出更多如何在市面上買賣消息的途徑和價錢。」我指的是丹尼男孩，我打到他家裡。昨晚的天氣也把他留在家裡了。「目前這種毫不寬待的政策不見得能打贏毒品對抗戰，」我說，「但能逐漸賺回本錢。當你抓到毒犯後第一件做的事是把所有你查出來的東西充公。車子、船、毒品自不消說。如果你逮捕的人帶了錢去買毒品的話，就連這錢也沒收。如果他們在房子里聚會販毒，或是在裡面儲藏毒品，那麼房子也在充公之列。如此他們可以搞到很多的資產，忽然之間他們有了一大筆預算來支付密告的人。」
「那套公寓——」德魯說。
「忽然之間明白了是不是？有些歐洲或南美洲人以開曼公司的名義用現鈔買了下來。他們不一定是販賣毒品，但這個可能性極高。政府把他們的資產充了公，這樣便可以解釋為什麼多重線圈公司雖然不會因付不出分期付款而負債，但卻失去了他們的公寓，然後有一家美國減價資產公司出頭。我找不到任何跟他們有關的記錄，想來他們可能只存在於某個政府機關的檔案里。一定有某種空頭公司存在，讓政府可以用來處理沒收的資產。」
「我以為他們會喜歡做得引人注目，讓納稅人看他們如何懲處這些毒犯。」
「不見得，」我說，「有時候他們希望無聲無息的，這樣國會就不會有人注意到他們經手了多少錢。」
「說不定有些錢就留在一些人的手上了。」
「不是不可能，是不是？」
「霍爾茨曼呢？他做了什麼事因此拿到了公寓，倒霉的會是誰？」
「我不知道，」我說，「我第一個想到的是他幫忙抓到多重線圈公司里的人，但這樣做的話會使他暴露身份，如果有任何被他告發的人認識他，而他住在他們的公寓里——」
「除此之外他怎麼可能拿到它？這一定是他某次密告的報酬。」
「就說他告了某人的密，得了一筆六位數的報酬。然後有人說：『嗯，你看，你需要一個不錯的地方住，這裡有一些充公的資產，你何不選一個，我們就把房契給你。』」
「好人有好報嘛。」
「一向如此。」
他叫服務員，指指我們喝光的咖啡杯，等咖啡倒滿後他說：「所以誰會是那個倒霉鬼？你有沒有什麼推測？」
「沒有。」
「看看他的履歷表。從他在阿爾圖那賣車到在白原就業。接下來他去了哪裡？」
「在一家出版社的法務部門，後來那家出版社被一個國外的多邊企業公司買下，就關門了。」
「他是怎麼做到的？」
「我不覺得他跟這個有任何關係。之後他去了沃德爾與揚特出版社，直到死前他還在那裡工作。對一個以告密為專長的人，在出版社的法務部門工作是一個很怪的職業選擇。」
「所以呢？」
「嗯，我有一個假設，」我承認，「它跟事實相符，也跟我對霍爾茨曼本人的感覺相配。」
「我老是忘了你認識他。」
「我不是真的認識他，只是見過他幾次而已。」
「來聽聽看你的想法。」
「我想他是逐漸陷入的，」我說，「我猜他發現他舅舅逃稅的時候，情緒很複雜，夾雜著正義的憤怒及私人的怨恨。他告發了舅舅，幹了一場，自己就此脫離了阿爾圖那。但他並沒有拿了國稅局的錢去買賓士轎車。他慢慢地用，靠這筆錢上法學院。他說這是筆遺產，靠這筆錢讀完了法學學位。如果他真的視此為遺產，我一點也不會驚異。說不定他告訴他自己這筆錢原來就該是他的，阿爾·本齊格挖到了金礦，而格倫的母親卻只落得一根木柄。
「他到白原工作。那不是他的第一選擇，他比較喜歡紐約的事務所，但他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最初給別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但結果他的雄心壯志卻比別人期望的要小很多，在沃德爾與揚特那裡也發生同樣的情況。埃莉諾·揚特剛僱用他的時候，視他為未來的接班人，但不久她就發現他並沒有這樣的雄心。
「在白原他發現有個律師沉浸在可卡因中，說不定他對他的工作，特別是他的前途有點失望。說不定是他的支出開始超過了他的收入。而這邊有這麼個炙手可熱的人物，拿他的鼻子當吸塵器，飯不好好吃卻去買賣毒品。格倫記起阿爾舅舅，以及讓他罪有應得的那份滿足感，再說還可以因此賺錢。」
「所以他就丟了一毛錢去打電話告發他。」
「我們現在還說一毛錢實在很好笑，打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