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說我會查查看，」我告訴埃萊娜，「他在桌上放了一千元，我收下了。別問我為什麼。」
「同情心，」她說，「一種社會責任感，要看到正義得到伸張。」
「還有什麼可能？」
「說不定你需要錢。」
「我是早學會了有什麼抓什麼，」我承認，「但這樣的案子賺錢不容易。你加倍工作，想要你的顧客不白花錢，但最後總覺得自己是在騙錢，因為不可能有什麼像樣的結果，事實明擺著，應該對我有相當的影響才對，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次並沒有生效。」
「你相信是喬治殺的？」
「我想是的，我相信我告訴湯姆的理由。」
「但還是懷疑。」
「並不多，」我說，「不怎麼懷疑。」
我們在格林尼治村吃晚飯，又去了布里克街的幾家爵士樂俱樂部，之後叫了一輛計程車回她家。清早她煮了一壺濃咖啡，烤了兩個罌粟子百吉餅，切了一個木瓜。陽光從客廳的窗子灑進來，埃萊娜邊看著我們帶回家的《紐約時報》邊告訴我，這樣的好天氣不會長久，中午時分雲層就會濃密起來，傍晚和晚上極可能下雨。「明天會是晴天，」她說，「對我一點好處也沒有，明天是星期一，美術館全都關門。」
她在修另一門攝影課，這門課叫「從攝影鏡頭看都市景觀」。上城區紐約市立美術館有一個展覽，她應該在下次上課前去看看。
「我猜下雨還是得去。」她說，「你計畫做什麼？」
「我想到我住的地方附近走走。」
「我想也是。『地獄廚房』還是克林登？」
「都可以。我得踏破鐵鞋地跑跑，開始掙湯姆·薩德斯基給我的一千塊。另外我約人有事，之後我會照常跟吉姆·費伯一塊兒吃星期天的晚飯。」
「嗯，我可能去健身房，」她說，「我也可能直接上美術館。然後回家把我自個兒種在電視機前。為什麼當節目是英國人製作時，你盯著電視就不覺得這樣糟糕？」
「和他們說話的方式有關吧。」
「一定是，如果阿利斯泰爾·庫克 肯替他們作節目介紹，就連《美國鬥士》這樣的節目也會看起來有教育價值。如果你有空，今晚打個電話給我，不然我明天再跟你聯絡。代我向吉姆問好。」
我說我會的。有意無意間，我沒有跟她提起兩點鐘與過去的女友有個約會。
多年前，當打電話只需要一毛錢時，你在一間小小的、有玻璃有門的電話亭里打電話，裡面沒有車聲，沒有風雨。說不定在某些地方仍有這樣的電話亭，但在紐約，這樣的電話亭逐漸消失，每改一次造型就少了一點遮蓋。現在只剩一個電話附在一根柱子上，總有一天會連柱子都沒了。
我感興趣的那部電話位於十一大道與西五十七街交會口。我知道這是格倫·霍爾茨曼死的那天晚上用的那部，而且附近只此一部，所以不應該有錯。我從埃萊娜家走出來，穿越半個城市到達這裡，已經是十點半左右了。我一邊等信號燈變色，一邊觀察那部電話，然後我過街拿起聽筒，聽了聽裡面傳來的嗡嗡聲，把聽筒放了回去。
雖然我在西北旅館住了好多年了，但我很少在十一大道上行走。這個地段儘是賣車場、倉庫、建築材料供應中心及修車店。他們現在都關門了，就像槍擊案發生時一樣。
我在謀殺現場走了一圈，試著捕捉一點臨場感。那裡沒有留下任何痕迹，沒有粉筆畫出屍體卧在地上的印子，沒有圈出犯罪現場的黃色塑膠帶。也看不出任何血跡。
我可以想像他站在那裡，拿起聽筒，從口袋裡摸出一枚硬幣，丟進投幣孔里。然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讓他迴轉身來——也許是聲音，也說不定是從眼角瞄到的動靜。他開始逃跑，但就算他轉了身，子彈已經射出去了，他被擊中倒地。子彈射中他肋骨的右下方，射穿了肝臟，射裂了連接肝臟的大血管。
一個致命的傷口，不過他命不該絕，這個傷口還不足以要他的命。他在地上滾向開槍的人，那人在近距離之內又向他開了兩槍。一槍穿過肋骨鑿過肌肉，但算不上重傷。另一彈卻找著了心臟，造成了當場死亡。
他躺在地上，在人行道上伸展開來，腳就在電話柱子底端。第四槍，也是最後的一槍，致命的一擊直射入他的頸後，這槍跟其他槍一樣響，但他已經聽不見了。
很難說他在那裡躺了多久，流了多少血。照理，從屍體里不會流出太多的血，他心臟的傷口應該很快致命，但我猜不出在心臟停止跳動之前，從肝臟流出來的血有多少。總之他躺在那裡，先是血流滿地，逐漸不流了，直到有人拿起搖晃的聽筒打電話報警。
湯姆·薩德斯基給了我他哥哥租房子那幢樓的地址。從街旁彎進五十六街，看見一幢廉價紅磚公寓，它的右邊是另一座同樣的公寓，左邊則是布滿碎石的空地。一段樓梯往下通到地下室的入口。樓梯底端的門上有一個玻璃窗，設在眼睛平視可及之處，但我什麼也沒看到。門是鎖著的。看起來要撬開並不難，不過我並沒嘗試。就算門沒鎖上，我也不確定我是不是想進去。
我走回五十五街與十一大道的交會口，拿出筆記本簡略畫下現場。在霍爾茨曼被殺的街口有一個本田汽車代理商，過街則是米達斯汽車用品特許經銷店。我記起湯姆·薩德斯基的假設，試著想像如果是其他人乾的，喬治可能會藏在哪一處陰影里？我沒有看到任何門廊，但在本田汽車展示場的進口處有一個地方，有人站著或蹲著可能不見得會引起注意。那裡有一個垃圾桶站在街角，離公用電話不到十碼，對面沿著米達斯專賣店的路邊還另有好幾個垃圾桶。
我離開埃萊娜的公寓時仍是陽光滿地，等我到達謀殺現場卻已是一片陰雲，現在的天空更是逐漸暗了下來。溫度也隨之下降，讓我想到我身上的夾克可能不夠暖和。我得回旅館換衣服，順手拿把雨傘以備萬一。
但當我走上第九大道時，一部公共汽車剛好到達，我追過去順利趕上。說不定不會下雨，我告訴自己。說不定太陽會再出來，大地又重回溫暖。
真的。
走進休斯敦街的房間時差不多十二點半了。我在保麗龍杯里倒了咖啡，從一隻有缺口的瓷盤拿了幾片餅乾，找把椅子坐下。有人站起來念戒酒協會的開場白，接著介紹主講人。這個團體大部分是同性戀者，話題的焦點多在艾滋病和HIV上。一點半時我們牽手靜默一會兒，接著念平靜禱告詞。我右邊的一名年輕男子說：「你知道那些不可知論者是怎麼休會的嗎？他們先靜默一會兒，接下來再靜默一會兒。」
我穿過蘇荷區，停下來買了一塊西西里式比薩和一瓶可樂。里斯伯納德街就在卡納爾路的南邊，不過兩個路口的距離，簡的家在一幢六層建築的五樓，夾在兩棟更大更新的建築之間。我先進門廳按鈴，然後走回人行道等她開窗把鑰匙丟下來。
從我第一次遇見她那晚起，之後有好幾次她都是這樣做的。有一陣子我有她的鑰匙。我最後一次用是在一個下午，我來收我的東西。我在兩隻購物袋裡塞了衣服，把鑰匙放在廚房的檯子上的咖啡機旁邊。
我抬頭向上看。窗子開了，一把鑰匙飛了出來，擊中路面，彈起來，嘩啦嘩啦翻滾，終於靜止不動。我撿起來，進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