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一早我租了一輛車，我們出城沿著哈德孫河開了一百英里。我們在哥倫比亞郡一家重新裝修過的殖民式風格的小旅館住了三天，睡的是垂著帳幕的四柱床，房間里沒有自來水、沒有電視，倒是有一隻瓷夜壺。我們住在那裡的時候，沒有看電視，甚至都沒有看報紙。
等我們回到紐約時，已經是星期二下午了。我送埃萊娜回家，還了車，回到我的旅館。在旅館的會客室，有兩個老傢伙正在討論霍爾茨曼的案子。「那個兇手，我看到他有好些年了，」其中一個人說，「給人擦車窗啦，要小錢啦，我一向說這狗娘養的有問題。你在這城裡住久了，直覺自然就靈。」
十一大道屠殺案，某家花邊新聞小報上仍持續不斷地使用這個名稱。雖然這個案子已經暫告一段落了，但由於兩個因素的結合，使這個案子緊緊抓住一般人的想像力：被害人是年輕的都市專業人士，不像該遭到這樣的橫禍；另一方面，兇手是一大群無家可歸的遊民中的一員，本來就特別惹人嫌惡。
都市遊民在我們的生活中存在的時間太久了，他們的數量增加得又太迅速，從事慈善募捐的人所聲稱的善心早已開始疲乏。某些東西讓我們憎恨這些遊民，而現在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我們一向隱約覺得他們代表某種輕微程度的危險。他們聞起來有股臭味，他們有各種疾病，他們滿身虱子。他們的存在引發我們的罪惡感，提醒我們整個社會制度出了問題，他們之所以出現在我們中間，正因為我們的文明在他們的四周衰頹。
但誰能想到他們會攜帶武器、充滿危險，開槍殺人？
看在老天分上，把他們抓起來，讓他們從街上消失，讓他們離開我們的生活。
整個星期，這個故事一直是大新聞，直到一個有名的房地產大亨自殺的消息佔據頭條之後，才逐漸平息了下來。（他找了他的律師及兩個朋友到他的屋頂公寓，跟他們喝了一會兒酒，然後說：「我希望你們來這裡作證，所以沒有人能繪聲繪色地說我是被謀殺的。」沒等他們明白過來，他已經走上陽台，跨出欄杆，靜寂無聲地從六十二層樓上縱身跳下。）
星期五晚上埃萊娜和我回到她家。她做了義大利面及沙拉，我們就坐在電視機前吃。夜間新聞里有一個女人正在把不同的新聞故事湊一起，她將房地產大亨和喬治·薩德斯基進行比較，一個是應有盡有、卻偏偏選擇自殺的房地產大亨，一個不值得活下去的人，卻奪去了另一個人的生命。我說我看不出來這兩個案子有什麼關聯，埃萊娜說這是唯一能把這兩個人的名字塞到一個句子里的辦法。
之後他們放了一段先前的採訪錄音。受訪人自稱是巴里，是一個骨瘦如柴的黑人，白鬍子，戴著一副玳瑁框眼鏡，據說是兇手的朋友。
他說，喬治是個溫和的傢伙。喜歡坐在長條椅上，喜歡散步。從不打攪別人，也不喜歡別人打攪他。
「驚人的發現。」埃萊娜說。
喬治並不喜歡跟人要錢，巴里繼續說。不喜歡跟人要任何東西。當他需要錢買啤酒時，他就撿鋁罐去換退瓶費。他總是把其他的垃圾整整齊齊放回去，所以不惹人討厭。
「是個環保主義者。」她說。
他是個非常平和的人，巴里說。喬治有沒有提過他有一把槍？巴里覺得他也許曾經說過類似的話。不過，喬治說過的話可多了。他曾經去過越南，你知道，有些時候他把現在跟過去全搞混了。他可能說他正做什麼，聽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其實發生在二十年前，更別提他可能壓根就沒做過那樁事。舉個例子：拿火焰噴射器放火焚燒茅屋，開槍殺人。當他提到茅屋或噴火器，你知道如果真有其事，肯定是發生在二十年前，因為在西五十七街上，茅屋跟噴火器可是非常少見。不過開槍殺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這是埃米·瓦斯賓德在『地獄廚房』所作的報道，」那個記者說，「這裡雖然沒有茅屋或噴火器，但開槍殺人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埃萊娜按下消音鈕。「我注意到他們又開始叫這個區域『地獄廚房』，」她說，「克林登區到哪兒去了？」
「如果一個報道是關於房地產增值，」我說，「那麼這個地區就叫克林登。他們會報道社區改善及種樹計畫。如果事關槍殺或嗑藥，那就叫『地獄廚房』了。所以格倫·霍爾茨曼住在克林登的豪華公寓里，但死在幾條街外的『地獄廚房』。」
「我想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以前見過巴里，」我說，「他是喬治的朋友。」
「在附近碰到的？」
「還有戒酒聚會。」
「他也參加了？」
「嗯，他偶爾去一下，很顯然他並沒戒酒，你剛才在電視上還看到他喝啤酒。他可能是那種人，戒戒醉醉，或是偶爾來個幾回，喝杯咖啡找個伴。」
「有很多人這樣嗎？」
「當然，不過有些人最終還是戒成了。有些人則壓根不是酒鬼，他們只是想進來避避寒。好些戒酒協會都有這個問題，特別是現在有這麼多人無家可歸。有時候他們就停止供應咖啡和餅乾，因為這些點心吸引了太多不該來的人。這是個難題，你不想拒絕任何人，但同時又要確保真想戒酒的人有位子可坐。」
「巴里是個酒鬼嗎？」
「有可能，」我說，「他告訴所有的人他是如何抓著瓶啤酒在公園的長椅上過日子。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不是酒鬼的關鍵在於：酒精有沒有使你的生活失去控制，這就只有巴里自己知道了。他可能說他活得好好的，也說不定他真的沒事。我怎麼會知道？」
「那喬治呢？」
我聳聳肩。「我想我從沒在任何戒酒聚會見過他。你可以說他的生活失去控制，衣著儀容古怪點倒也罷了，但在大街上射殺陌生人則一定是出了問題。是不是酒精惹的禍？我就不知道了。我想他不是沒可能撿了足夠空罐子，喝了個昏天黑地，但也可能他一點也沒醉，只是把格倫·霍爾茨曼當做胡志明的小姐妹。那可憐的狗娘養的。」
「巴里說他挺溫和的。」
「也許是，」我說，「但可能就到上個星期，可能當時他緊張過度。」
我在那裡過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才回到旅館。我先在櫃檯拿了信件及留言，再上樓回房間。有個托馬斯先生打來兩次電話，一次在昨晚，一次在今早十點半。他留的電話區域號碼是七一八，這不是布魯克林區就是皇后區。我既認不出這個號碼，也想不起這個名字。
另一個電話是昨晚十一點打來的，簡·基恩留的號碼我一眼就認出來了。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注視她的名字及號碼的七位數字，我已經很久沒有打這個電話了，但就算她沒留號碼，我也不用翻本子去查。
我不知道她有什麼事。任何事都有可能，我告訴自己。說不定跟戒酒協會有關。說不定她在蘇荷區或特里貝卡當聚會主席想找我演講。或是她遇見一個背景跟我類似的新人，想著說不定我能夠幫助他。
也說不定是她的私事，她要結婚了，想讓我知道。
也說不定她剛結束了一段感情，不知什麼緣故想要讓我知道。
要找出答案很簡單。我拿起電話撥了她的號碼。在第四聲鈴響時，她的應答機請我留話。我剛出聲，她本人的聲音切了進來。她關了應答機，問我近況如何。
「活著，沒醉。」我回答。
「『活著，沒醉。』仍舊是你的標準答案？」
「只是對你。」
「嗯，我也是如此，我的老朋友。五月我要慶祝一個周年紀念日。」
「五月二十七日，是不是？」
「你怎麼記得？」
「我什麼都記得。」
「你的在秋天，而我什麼也記不住。這個月還是下個月？」
「下個月。十一月十四日。」
「停戰紀念日。不，我錯了。那是十一日。」
在很久以前我們剛進入對方的生命時，我們兩人都在喝酒。結識的過程源於我所辦的一個案子，幾年前，布魯克林有個女子被冰錐刺死，表面看來，是個連環殺手乾的。等我離職後，他們終於抓到那名殺手，但事實證明布魯克林的這件案子與他無關。於是被害人的父親雇我重查舊案，找出真兇。謀殺案發生時，簡·基恩已經嫁給了一個叫科溫的人，他們與死者是布魯克林的鄰居。後來她離婚搬到曼哈頓，而我的調查引導我到了她在里斯伯納德街的新居，在那裡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開了瓶酒，一起醉倒，第二件事是上床做愛。
在我看來，這兩件事我們都配合默契，但我們還來不及多做練習，她就宣布她不能再見我。她以前去過戒酒協會，她說，而現在她下定決心再嘗試一次，根據一般常識，你想戒酒，最好不要跟一個酗酒的人混一起。我祝她好運，把她留在了教堂地下室和高昂的口號之中。
在我還沒有意識到之前，我自己也跟著一頭撞進那個世界，日子非常不好過。我去了幾次急診室及戒酒協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