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派出所的時候，安德烈奧蒂不在，到市中心的法院出庭作證去了。他的搭檔比爾·貝拉米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想看驗屍報告。
「你當時也在，」他說，「一切再明顯不過。根據現場人員說，死亡時間大概是星期六深夜或星期天凌晨。所有的現場證據都支持自慰性窒息導致意外死亡的判定。每件事情——春宮圖片、屍體位置、全身赤裸，一切一切都指向這個結論。當時我們都看到了，斯卡德。」
「我知道。」
「那麼你或許也知道，這件事情最好別鬧開來，否則報紙上會怎麼炒作這個脖子上繞根繩子手淫而亡的案子？而且死者還不是青春期的小孩。去年我們碰過一個案子，死者已婚，而且發現屍體的就是他妻子。都是些體面的人，住在西緣大道的一戶公寓，結婚十五年了！可憐的女人不明白怎麼會這樣，她就是不明白。她連她老公手淫都不肯相信，更別說手淫時還喜歡勒著自己了。」
「我可以了解那種情形。」
「那你感興趣的是什麼？難道你是保險公司的人，如果法庭裁決客戶是自殺的話，就不能拿到錢？」
「我不做保險業，而且我也懷疑他會有保險。」
「因為我記得曾經有個保險調査員跑來査西緣大道那個紳士，他也保了全額保險，可能有個一百萬吧。」
「保險公司不想付錢？」
「他們已經打算付錢了。自殺不理賠的條款只適用於某個期限，以防止有些人決定自殺才去投保。而那位先生已經投保很久了，所以自殺也沒影響。那麼問題出在哪裡？」他皺皺眉頭，然後眼睛一亮，「啊，對了。還有個意外死亡加倍理賠的條款。我得說這實在不合邏輯，我的意思是，死就是死，管你是心臟病突發還是出車禍，又有什麼兩樣？你老婆的生活費還是要照付，你的孩子讀大學也還是得花相同的學費。我從來就沒搞懂過。」
「保險公司不願意接受意外死亡的說法？」
「答對了。他們說把繩子繞在自己脖子上弔死，要算自殺。那個太太找了個好律師，要保險公司全額理賠。死者是故意吊著自己沒錯，可是他沒打算把自己弄死，這就是意外死亡和自殺的差別。」他笑了起來，好像他自己就是法官，回憶著自己審理過的案子。「不過你不是為保險的事情來的。」
「是啊，而且我很確定他沒有保任何險。他是我的一個朋友。」
「一個有趣的朋友。結果證明他身上的床單比他的老二要長。」
「他想必是個小角色，不是嗎？」
「要看他做過些什麼。光看他的死法，你還能說些什麼呢？搞不好林白 的兒子就是被他綁架撕票的，他卻逍遙法外。」
「我想他還沒老到能犯下那種年代久遠的案子。他以前的生活我略有所知，只是不清楚細節。不過在過去一年中，他沒再喝過酒。」
「你是說他以前是酒鬼？」
「可是他戒酒了。」
「然後呢？」
「我想知道他死的時候有沒有碰酒。」
「那有什麼差別呢？」
「這很難解釋。」
「我有個舅舅以前喝酒喝得很兇，他現在戒掉了，完全變了一個人。」
「有時候會這樣的。」
「你以前簡直不希望自己認得他，現在他可成了個良善公民，定期上教堂，有份正當職業，待人有禮。你的朋友看起來不像喝過酒，而且現場四周也沒發現酒瓶。」
「是沒有，可是他也可能在別處喝過酒，也可能嗑了葯。」
「你是指海洛因一類的？」
「我想有可能。」
「我看不出任何跡象。不過毒品的種類多得超乎你的想像。」
「任何毒品，」我說，「他們會做整套的驗屍吧？」
「一定會的，這是法律規定的。」
「呃，那你拿到驗屍報告後，可以讓我看看嗎？」
「只為了確定他死前有沒有喝酒？」他嘆了口氣，「我瞎猜的。可是又有什麼影響呢？難道有什麼規定，禁止他死前破戒喝酒，不然就不讓他葬在墓園裡某個特定的好地方嗎？」
「我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解釋。」
「試試看。」
「他沒過過什麼好日子，」我說，「死得也不風光。過去一年，他試著一天戒一次酒。剛開始很困難，對他來說一點也不輕鬆，可是他熬過去了。他從不曾有過什麼成就，我只是想知道這件事他做到了沒有。」
「你電話號碼給我，」貝拉米說，「等報告出來了，我會通知的。」
我曾在格林威治村一個戒酒聚會中聽一個澳大利亞人發言。「讓我戒酒的不是我的腦袋，」他說，「我的腦袋只會給我惹麻煩。帶著我戒酒的是我的腳，它們帶我來參加聚會，而我的爛腦袋除了遵命之外別無選擇。我擁有的，是一雙聰明的腳。」
我的腳帶領我去葛洛根開放屋。我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想著埃迪·鄧菲和保拉·赫爾德特克，沒留意自己走到哪兒了，最後抬頭一看，發現自己站在第十大道和第五十街的轉角，葛洛根開放屋就在對面。
埃迪曾經穿越馬路以免經過那個地方，而我現在卻穿過馬路要進去。
那兒並不時髦。進門左手邊是個吧台，右邊有幾個暗色木頭的火車座，中間放了幾張桌子。老式的瓷磚地板，天花板是錫的，有些破爛了。
顧客全是男人。兩個老頭坐在前方的火車座，安安靜靜地讓他們的啤酒冒著氣。後頭隔兩個座位是一個穿著滑雪毛衣的年輕人，正在看報紙。房間盡頭的牆上有個射飛鏢的靶子，有個穿T恤戴棒球帽的傢伙自己在玩。
吧台前頭有兩個人坐在電視前面，都沒怎麼專心看熒屏，兩人中間有張空凳子。再裡面一點，酒保正在看一份小型報紙，就是那種告訴你貓王和希特勒其實沒死，以及洋芋片可以治療癌症的小報。
我走到吧台前，一隻腳踏在銅欄杆上。酒保打量了我一眼才走過來。我點了可樂，他又打量了我一眼，藍色的眼珠莫測高深，臉上沒有表情。他有張窄窄的三角臉，很蒼白，像是很久沒曬過太陽似的。
他拿個玻璃杯裝了冰塊；然後把可樂倒進去。我在吧台上放了十元，他收進收銀機，敲了兩下鍵盤，找了我八個一元和兩個兩毛五。我把零錢留在面前的吧台上，喝著我的可樂。
電視上正在播埃爾羅伊·弗林和奧麗薇婭·德·哈維蘭主演的老電影《山達的蹤跡》。弗林扮演傑伯·斯圖爾特，當時年輕得不像話的前總統羅納德·里根飾演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電影是黑白的，中間穿插著彩色的廣告。
我喝著可樂，看著電影。播廣告時，我轉身看看後頭射飛鏢的那個傢伙。他腳尖抵著線，身體前傾得很厲害，我一直想著他會失去平衡，但顯然他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飛鏢也都射中了靶子。
我進去大概二十分鐘後，一個穿著工作服的黑人進來，問德威特·柯林頓高中在哪兒。酒保說他不知道。這不太可能。我可以告訴他，不過我沒吭聲。周圍也沒人說話。
「應該是在這附近，」那個人說，「我有個快遞要送去，客戶給的地址不對。既然進來了我就喝杯啤酒。」
「啤酒筒的機器出故障了，只壓得出泡沫。」
「瓶裝啤酒也行。」
「我們只有桶裝的。」
「坐火車座那傢伙在喝瓶裝啤酒。」
「那一定是他自己帶來的。」
意思很明白了。「好吧，去他們的。」那個司機說，「我還以為這裡是斯托克酒吧那種花哨地方，你們對顧客一定很挑。」他狠狠瞪了酒保一眼，酒保也看著他，照樣面無表情。然後那個黑人轉身低垂著頭快步走出去，門在他身後盪回去關上了。
過了一會兒，那個射飛鏢的人晃過來，酒保壓了一品脫的桶裝啤酒給他，又黑又濃的健力士，上頭浮著厚厚的泡沫。他說：「謝啦，湯姆。」他喝了一大口，然後用袖子擦掉嘴邊的泡沫。「操他媽黑鬼，」他說，「硬要闖進不歡迎他們的地方。」
酒保沒搭腔，只管收錢找錢。射飛鏢的人又喝了一大口，然後又用袖子擦嘴。他的T恤上印著一家叫農家小子酒館的廣告，在布朗克斯區福德漢姆路。他的棒球帽子上則是老密爾瓦基啤酒的廣告。
他朝著我說：「要不要射飛鏢，不賭錢，這個我太拿手了，只是打發時間而已。」
「我根本不會玩。」
「只要想辦法把飛鏢射中靶子就行。」
「我可能會射中那條魚。」飛鏢靶上方掛著一條魚，旁邊還有個鹿頭。吧台後方還有另外一條比較大的魚，是那種嘴巴很長的，不是旗魚就是馬林魚。
「反正打發時間嘛。」他說。
我已經記不起上回射飛鏢是什麼時候了，反正我從來就沒射好過，再練也沒用。我們玩了起來，儘管他故意表現得很糟，還是沒能讓我看起來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