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你還在追査這個案子。」德金說，「你做了些什麼？打電話去印第安納州，再去多搖幾下那棵搖錢樹？」
「沒有。說不定我應該這麼做。我花了一大堆時間，可是沒得到太多結果。我想她的失蹤是一樁犯罪事件。」
「是什麼讓你這麼想的？」
「她一直沒正式搬出去。某天她付了房租，但十天後女管理員開門進去發現，房間是空的。」
「這也沒什麼希罕的。」
「我知道。那個房間是空的，除了三樣東西。去收拾的人不管是誰，都留下了電話、答錄機，還有寢具。」
「這告訴了你什麼？」
「另有其人替保拉去收拾東西帶走。很多出租公寓會提供寢具，這個地方卻沒有。保拉·赫爾德特克是用自己的寢具，所以她離開時會記得要一起帶走。可是要是換了不了解情況的人，可能就會以為應該把寢具留在房間里。」
「你就查出了這個？」
「不。答錄機也留下了，而且還開著繼續接電話，叫打來的人留言。如果她是自己離開的話，她會打電話去電話公司申請停機才對。」
「要是她走得匆忙的話就不會了。」
「那她離開了也還是可以從別的地方打電話回來啊。不過就算她沒有打電話好了，假設她忘光了，為什麼又要留下答錄機？」
「一樣的道理，她忘了。」
「房間收空了，抽屜里沒有衣服，柜子里也沒有東西。房間並沒有亂到讓人容易漏拿東西。屋子裡只剩下寢具、電話、答錄機。她不可能沒注意到這些東西的。」
「她當然可能。很多人搬家時會留下電話，我想除非那是自己買的，否則你就會留下來。反正，很多人都不會把電話機帶走。另外她也留下了答錄機，那個答錄機——放在哪兒，就在電話旁邊，對不對？」
「所以她四處看看，沒看到什麼散落的東西。答錄機，家電用品，讓你跟朋友們保持聯絡，使你不必擔心沒接到電話，嘀答嘀答嘀答，她把它看成電話的一部分了。」
「那她發現忘了帶的時候，為什麼沒有回去拿？」
「因為她已經在格陵蘭了，」他說，「買個新的比搭飛機跑回來要省錢。」
「我不知道，喬。」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告訴你，這比看到一個電話和答錄機及兩張床單和一條毯子，就想藉此編出一宗綁架案要有道理。」
「不要忘了還有床罩。」
「是啊，沒錯。或許她搬到一個用不著床罩的地方了，那是什麼尺寸的，單人床嗎？」
「比較大，介於單人床和雙人床之間，我想一般稱之為四分之三。」
「所以她跟著一個擁有超大雙人水床和十二寸老二的帥哥騙子跑了，誰還需要那些舊床單和枕頭套？照這樣講，如果她今後可以整天翹腳躺著的話，還要那個電話機幹嘛？」
「我想是有人去幫她把東西搬走的，」我說，「我想是有人拿了她的鑰匙，收拾了她的東西溜出那棟公寓。我想——」
「有人曾看到陌生人提著行李箱，從那棟公寓離開嗎？」
「他們連彼此都見不著面，誰還會注意到陌生人？」
「那陣子有人看到過任何人拖著袋子嗎？」
「你也知道，事情發生太久了。我問過跟她住同一層樓的房客，可是你怎麼想得起兩個月前發生的芝麻小事？」
「這就是重點，馬修。就算有線索，現在也消失無蹤了。」他拿起一個塑料玻璃的相框，用手把相框轉過來看著裡面的兩個小孩和一隻狗，三者都朝著鏡頭微笑。「我們繼續你的理論，」他說，「有人搬走了她的東西。他留下寢具是因為他不知道寢具是她的。那他為什麼也把答錄機留下？」
「這樣打電話來的人就不會知道她已經走了。」
「那為什麼他不幹脆什麼都不要搬，這樣連女管理員都不會知道她已經走了。」
「因為這樣管理員會知道她沒有回來，然後可能就會去報警。清理房間會消滅掉可能的線索，留下答錄機是為了多爭取一點時間，製造假象，讓某些外地的人以為她還在那兒，而且也無法得知她搬走的確切時間。她是在六日付房租，十天後她的房間才被發現已經搬空，我頂多只能把她失蹤的時間縮小到這十夫之內，就是因為答錄機還留在那兒。」
「怎麼說？」
「她父母打過兩次電話，而且都留了話。如果答錄機沒開，他們就會一直打電話，直到聯絡到她為止。無論他們是什麼時候打電話，要是聯絡不到她，他們就會警覺，想到她可能出了什麼事。那麼她父親可能兩個月前就會來找你了。」
「嗯，我懂你的意思。」
「要當時就找你，線索就還不會消失無蹤了。」
「我還是不確定警方該管這件事。」
「或許是，或許不是。但如果他早在七月中就請個私人偵探——」
「不用說，你辦起來就會輕鬆多了。」他想了一會兒，「說不定她留下答錄機不是因為忘記，而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她搬出去了，可是她不希望某人知道她已經走了，比方說她的父母，或者是某個她想躲的人。」
「她可以保留那個房間，繼續付房租，換個地方住就是了。」
「好吧，說不定她想搬出城，可是還希望能聽到電話留言，她可以——」
「她沒辦法從外頭打回去聽留話。」
「她當然有辦法。不是有個玩意兒，只要找個按鍵電話打回去，按了密碼，就可以聽答錄機裡頭的留言。」
「不是所有答錄機都有這個功能，她的就沒有。」
「你怎麼知道？喔，對了，你看過那個答錄機了，還放在她房裡嘛。」他伸伸手指頭，「好吧，我們一直假設來假設去，到底重點是什麼？你當過很久的警察，站在我的立場想想看。」
「我只是想——」
「站在我他媽的立場想想看，可以嗎？你坐在這張桌子後面，有個傢伙帶著寢具和電話答錄機的故事來找你。沒有證據顯示有罪案發生，失蹤的人是個心智健全的成人，已經有兩個月都沒人見過她了。你說現在我應該怎麼辦？」
我沒吭聲。
「你會怎麼做？站在我的立場想想看。」
「盡你的責任。」
「廢話。」
「如果是市長的女兒呢？」
「市長沒有女兒。市長的老二這輩子都沒有勃起過，哪來的女兒？」他把椅子往後推，「如果是市長的女兒，那當然另當別論。我們會派一百個人成立專案小組，限時破案。反正你這麼一點點線索沒多大幫助。好吧，最大的恐懼是什麼？不會是她跑去迪斯尼公園卡在摩天輪的最頂端下不來。你和她父母真正恐懼的是什麼？」
「怕她死了。」
「或許她已經死了。這個城市隨時有人死掉。如果她還活著的話，早晚會打電話回家，等她錢用光了，或者恢複記憶了，隨便你怎麼說。如果她已經死了，你、我或任何人也沒辦法幫她什麼忙。」
「我想你是對的。」
「我當然是對的。你的問題就出在你像條追著骨頭不放的狗。打電話給她父親，告訴他査不出什麼，他應該在兩個月前就來找你的。」
「是啊，增加他的罪惡感。」
「好吧，你可以講得婉轉一點。老天，你已經比大部分人都付出了更多時間，也查到這個地步了。你甚至還發現一些不錯的線索，電話單什麼的，還有答錄機。麻煩是這些線索都沒有進一步的聯繫。你把線拉出來看，結果都是斷掉的。」
「我知道。」
「所以就這麼辦吧，你不會想再多花時間，到頭來又拿不到錢。」
我剛要開口，他的電話響了起來。他講了一會兒，掛斷電話後，他對我說：。「在古柯礆出現之前，我們有什麼案子可辦？」
「有了古柯硫，才找我們來當警察的啊。」
「是嗎？想必如此。」
我逛了幾個小時，大約一點半開始下起小雨。賣雨傘的小販幾乎立刻就出現在每個街角。讓你覺得他們之前就以種子的形式存在，一滴水就可以奇蹟般地讓他們冒出生命來。
我沒買傘。雨還沒大到要花錢買傘。我走進一家書店，什麼都沒買，消磨了一會兒，出來的時候，雨還是下得像霧一樣。
我回到旅社，詢問前台，沒有留話，唯一的信是封信用卡廣告函。「你已經被批准了！」上頭的廣告詞醒目地印著。可是我就是很懷疑。
我上樓打電話給沃倫·赫爾德特克。我手上拿著筆記本，迅速地簡單說了一下我調查了哪些方向，而目前得到的信息又少得無法判斷任何事情。「我花了很多時間，」我說，「不過我不認為我比當初剛開始時更清楚她的動向。我不認為自已得到了什麼成果。」
「你還需要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