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周末都是好天氣。星期六我去棒球場。大都會隊和揚基隊都有硬仗要打。大都會在他們那個分區仍然居於領先，儘管每個人都打得不怎麼樣。揚基需要再贏六七場才能趕上第一名，但看起來也不可能扭轉局勢。這個周末大都會隊去休斯頓和太空人隊打三連戰，揚基則是本球季最後一次在主場比賽，對抗來訪的西雅圖水手隊，我看到馬亨利在第十一局以一隻邊線旁的二壘安打贏得比賽。
回去的路上，我到站沒下車，一路坐到格林威治村。在湯普森街的一家義大利餐館吃了晚飯，之後就去參加戒酒聚會。
星期天我去吉姆·費伯的公寓，看他家有線電視體育頻道轉播的大都會隊比賽。古爾登投了八局，只讓太空人隊打出三支零星安打，可是大都會自己也沒拿到半分。九局過半，教練約翰遜把古爾登換下來，換上馬齊里，他擊出了一隻內野高飛球被截殺。「我想這是一個錯誤。」吉姆輕輕地說。到了九局下半，休斯頓的二壘手被保送，接著盜壘，然後借著一隻中間方向的一壘安打，奔回本壘得分。
我們在一家吉姆一直很想試試看的中國餐廳吃了飯，然後到羅斯福醫院參加聚會。演講的是個很害羞的女人，面無表情，聲音只有前兩排聽得到。我們坐在後頭根本一個字都聽不見。我放棄聽講，讓思緒隨意遊盪。一開始我想著看過的那場棒球賽，最後想到簡·基恩，還有她去看棒球賽時總是樂在其中，雖然她對球場上發生的事情根本沒概念。她有回告訴我，她喜歡棒球賽中完美的幾何學。
我曾帶她去看過一次球賽，可是她一點也不關心。她說她發現光看就累人，不過她喜歡冰上曲棍球，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冰球還是我帶她去的，結果她後來比我還喜歡。
聚會結束時我很高興，然後就直接回家了。我不想跟一堆人聚在一起。
星期一早上我賺了些錢。一個參加聖保羅戒酒聚會的女人幾個月前和一個傢伙搬到雷哥公園那一帶。他當時也在戒酒，不過幾年來反反覆復，一會兒參加聚會，一下又破戒跑去喝酒，結果他們在新家安頓下來沒多久，他又開始喝了。過了六個或八個星期，在一頓好打之後，她才知道自己犯了錯，而且也明白不必受這個罪，於是就搬回市區。
不過她有一些東西還留在原來的公寓里，她不敢自己一個人回去拿。她問我帶槍保護她回去要收多少錢。
我告訴她不必付錢。「不，我覺得應該付，」她說，「這不單純是匿名戒酒協會裡彼此幫個忙。他喝了酒就成了狗娘養的暴力分子，如果沒有一個夠資格處理這類事情的專業人士陪伴，我可不想回去那兒。我付得起錢，而且這樣我也比較安心。」
她安排了一個叫傑克·奧迪加德的司機接送我們。我是在聚會上認識他的，可是一直到上了計程車，看到駕駛座旁邊手套柜上貼的計程車牌照，我才知道他姓什麼。
她叫羅莎琳德·克瑞恩。她男友名叫文斯·布羅里奧，那天下午他不是狗娘養的暴力分子。當羅莎琳德把東西裝進兩個行李箱和兩個購物袋之時，他多數時間只是坐在旁邊兀自冷笑，一邊喝著一瓶長頸的美獅啤酒。他正看著電視上的球賽節目，用遙控器不斷切換頻道。整間公寓扔滿了吃剩的達美樂披薩盒，還有中國餐館外賣用的白色硬紙盒。到處都是啤酒和威士忌空瓶，煙灰缸爆滿，空的香煙盒被揉爛了扔在角落。
其間他曾經開口問：「你是接班人嗎？新任男友？」
「只是陪著她而已。」
他嘲笑著：「我們不都是這樣嗎？我是說，都陪過她。」
幾分鐘之後，他眼睛盯著他的索尼電視說：「女人哪。」
「是啊。」我說。
「她們要是沒雞巴的話，那倒是件好事。」我什麼也沒說，然後他往我這邊瞧，想看我的表情。「現在說這些話，」他說，「可能會被當作性別歧視。」他說「當作」時，發音不太准。結果他專心練這個字的念法，卻忘了他原來要說什麼。「當作，」他說：「我會被當作、修改、貼上標箋。我唯一的問題，你知道，就在於我被曲解過一次。這個問題怎麼樣？」
「很好。」
「我告訴你吧，」他說，「她才是有問題的人。」
傑克·奧迪加德載我們回市區，我們兩個幫羅莎琳德把東西搬進她的公寓。搬到雷哥公園之前，她住在五十七街靠第八大道那兒，現在她住在七十街靠西緣大道的一棟高樓公寓里。
「以前我住的地方有一個大卧室，」她說，「現在我住在一個工作室，房租比以前貴兩倍不止。我真該去檢查一下我的腦子，我居然會放棄以前的地方。不過上回我是搬進雷哥公園一個有兩間卧室的漂亮公寓。你們看過那兒了，或許你們能想像那個混蛋把那兒搞臭之前它是什麼樣子。要想對一段關係有所承諾，就得表示出一點誠意，是吧？」
她給了傑克五十元車資，又給了我一百元保鏢費。她付得起，就像她也能負擔更貴的房租一樣，她在一個電視網的新聞部工作，收入很好。我不知道她在那兒究竟是做什麼的，不過我猜想她做得不錯。
我以為那天晚上會在聖保羅見到埃迪，可是他沒去聚會。之後，我去巴黎綠酒吧找那個認得保拉·赫爾德特克照片的酒保，原以為他會想起些什麼，結果沒有。
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到電話公司，他們告訴我保拉·赫爾德特克的電話已經停了，我試著查出是什麼時候、什麼原因停的，可是若找到能回答我問題的人，就得經過層層關卡。最後我找到了消費者諮詢部門，是個女的接電話，她要我等一下別掛斷。之後她回來告訴我，消費者資料上顯示機主的費用沒付清。我問她為什麼會這樣，難道機主沒有預付最後一筆賬款嗎？
「她沒收到最後那筆賬單，」那女的告訴我，「顯然她沒留下轉信地址。她申請裝機時付了一筆押金，最後一筆賬款就從押金裡頭扣，事實上——」
「怎麼？」
「根據電腦資料，她從五月起就沒付錢了，不過她的電話費不多，所以並沒有超過押金的數目。」
「我懂了。」
「如果她給我們現在的地址，我們可以把餘額轉過去。她可能是不想被打擾。最後餘額只有四塊三毛七。」
我告訴她或許保拉覺得這筆錢不重要。「還有一件事情要拜託你，」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她要求停話的確實日期？」
「請稍等。」她說，我聽話地等著。「是七月二十日。」她說。
聽起來不對，我檢查筆記本確認一下，沒錯——保拉最後一次付房租是在六日，弗洛倫斯·埃德琳是在十五日進她房間發現房間是空的。這表示保拉至少在離開公寓五天後，才打電話去通知停機。既然等了那麼久，那又何必打？再者，如果她打了電話，為什麼不留下轉信地址？
「這跟我記載的日期不符合，」我說，「她要求停話的日期會不會是早幾天，然後才正式停機？」
「我們的作業程序不是這樣。一接到停機申請，我們就馬上辦理。我們不必派人出去，你知道。我們是在總部用電腦控制的。」
「那就怪了，她那時候已經搬出原來的住處了。」
「稍等，我再輸入一次資料，看看怎麼樣。」我沒等多久。「根據上頭的資料，」她說，「我們在七月二十日接到停機通知前，電話還是通的。當然電腦也可能會出錯。」
我喝了杯咖啡，翻了翻筆記本。然後打了個對方付費電話到沃倫·赫爾德特克的汽車展示處找他。我說：「我碰到了一個小小的矛盾，我不認為這代表什麼，不過我想再査證一下。我想知道的是，保拉最後一次打電話回家的日期。」
「我想想看，是在六月底，呃——」
「不，那是你最後一次跟她談話。可是之後你打過好幾次電話給她，不是嗎？」
「對。我們最後聽到的是電話已經停機的錄音。」
「可是前面幾通你打過去都是電話答錄機，我想知道最後一次有答錄機是什麼時候。」
「我明白了，」他說，「天哪，恐怕我記不得了。我們是快七月底去旅行的，回來之後，我們打電話過去，電話已經停機了。那是上個月中的事情。我能告訴你的只有這些了。」
「好。」
「至於我們最後一次打過去有答錄機，應該是在我們去黑丘之前，只是我沒辦法告訴你日期。」
「或許你有記錄。」
「哦？」
「你保存電話賬單嗎？」
「當然，就算沒有，我的會計那邊也會有。喔，我明白了，我剛才想成如果我們沒找到她的話，就不會有電話記錄，可是如果聽到答錄機的話，就算是接通了電話，所以賬單上應該有記錄。」
「沒錯。」
「恐怕現在我手邊沒有賬單。不過我妻子知道放在哪兒，你有我家的電話號碼嗎？」我說有。「我先打給她，」他說，「這樣等你打去的時候，她就會把東西都準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