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花了大概一個小時在那個套房公寓挨家挨戶拜訪，從頂樓開始一層層往下。大部分住戶都不在。我跟六個房客談過話，一無所獲。談過話的房客中，只有一個認得出照片里的保拉，但她根本不知道保拉已經搬走了。
我結束訪問，臨走時停在管理員的門前。她正在看一個電視猜謎節目，讓我等到廣告時間才招呼我。「這節目不錯，」她說著，把電視聲音關小。「他們找來上節目的人都很聰明，反應都很快。」
我問她保拉的房間是哪一個。
「她以前住十二號房間，應該是吧。」她査了査，「沒錯，十二號，就在二樓。」
「現在應該不會是空的吧。」
她笑笑，「我不是告訴過你，現在沒有空房間嗎？還不到一天就租出去了。我想想，那個姓普賴斯的女孩在七月十八日租下這個房間。我之前說保拉是什麼時候搬走的？」
「說不準，不過你是在十六日發現她已經走掉的。」
「呃，查到了，房間是十六號空下來的，十八號租了出去。或許在十七號租出去的，但房客第二天才搬進來。空房間根本不用去推銷，我手上就有半打排隊等著要租的名單。」
「你剛剛說新房客姓普賴斯？」
「喬治婭·普賴斯。她是個跳舞的，過去一年多我的房客里有很多是舞蹈演員。」
「如果她在的話，我想去見見她。」我給了她一張照片。「如果你想到什麼，」我說，「背後有我的電話號碼。」
她說：「這是保拉，照得很好。你姓斯卡德？等一下，我給你一張名片。」
她的名片上印著：弗洛倫斯·埃德琳，套房招租。
「大家都叫我弗洛，」她說：「或弗洛倫斯，都可以。」
喬治婭·普賴斯不在家，那天我也敲夠門了。我在去戒酒聚會路上的一家熟食店裡買了個三明治。
第二天我把沃倫·赫爾德特克的支票存進銀行，提了一些現金出來，包括一百張一元鈔票。我在右邊褲袋裡塞了幾張。走到哪裡都會被討錢，有時候我拒絕，有時候我會伸手到口袋裡拿一元給他們。
幾年前我辭掉警察工作，離開妻子和兒子搬進現在住的旅社。大約就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掉。不管是什麼樣的收入，我都把十分之一拿出來給我剛好碰到的隨便一個教堂。有一陣子我常常去教堂，不知道自己在那兒尋找什麼，也說不出自己是否找到了什麼，但把我從隨便什麼人身上賺來的十分之一交出來，似乎讓我有種莫名的安心。
戒酒之後，我繼續把十分之一收入捐給教堂，但這不再讓我覺得心裡好過，於是我就停了。可是這樣心裡也不好過，我的第一個想法是把錢捐給戒酒協會，可是戒酒協會並不期望捐款，他們會傳帽子讓大家弄點零錢以支付開銷，可是也只希望你每次聚會交個一塊錢就夠了。
所以我開始把錢散給街上來跟我討錢的人。這樣似乎並不會讓我安心，可是我還沒想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我確定某些人把我的施捨拿去買酒或買毒品。有什麼不可以呢？你會把錢花在你最需要的東西上頭。一開始我會逢人就給，可是很快就放棄這種做法了。一方面我覺得這樣好像太囂張了，同時感覺這樣做好像成了一種工作，一種瞬間偵察的形式。我把錢給教堂的話，就不必去查明他們怎麼用那些錢，他們花錢也不必經過我批准。就算他們拿那些錢去買卡迪拉克給某個高層教會人員，我也樂意得很。為什麼現在我不那麼樂意替毒販的保時捷提供贊助呢？
我帶著散財的心情，走到城中北區分局，給了喬 ·德金警探五十元。
我先打過電話了，因此他在集合廳等著我。我已經一年多沒見過他，可是他看起來還是老樣子，胖了一點，不過還好。他的臉上有些酒意，不過並未因此戒酒，誰會因為幾根血管破裂、臉頰微微泛紅而戒酒呢？
他說：「不知道那個本田車商找到你了沒有。他有個德國名字，可是我不記得了。」
「赫爾德特克。另外他是速霸陸車商，不是本田。」
「差別還挺大。管他的，馬修，你還好吧？」
「不壞。」
「你看起來不錯。過著乾淨的生活，對吧？」
「那是我的秘密。」
「早睡早起？吃很多纖維食物？」
「有時我會跑去公園把樹皮啃下來。」
「我也是，我就是沒辦法。」他捋了捋頭髮。他的發色是深棕，接近黑色，而且根本不需要捋順，原來服服貼貼的，他一捋反倒亂了。「看到你真好，你懂我意思吧？」
「喬，看到你真好。」我們握了手，我手心放了一張十元和兩張二十元的鈔票，握手時移到他手上。他的手消失了一下子，然後又空著出現了。他說：「我想你從他那兒可以得到一點好處的。」
「不知道。」我說，「我跟他拿了點錢，敲了幾家門去問。我不知道接下去會有什麼好做的。」
「你讓他安心，就這樣。至少他已經儘力了，你懂吧？你又沒騙他的錢。」
「是沒有。」
「我從他那兒拿了張照片，拿去陳屍所比對。那兒從六月至今有幾具未指認的白人女性屍體，不過都跟她的特徵不符合。」
「我猜到你會這麼做。」
「是啊，我也只能做這些。這又不是警方的責任。」
「我知道。」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介紹他去找你。」
「我知道，很感謝你。」
「這是我的榮幸。你現在理出什麼頭緒了嗎？」
「現在還太早。只得知一件事，她是搬出去的，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帶走了。」
「哦，那很好。」他說，「她還活著的可能性增加了。」
「我知道，但還有很多事情沒頭緒。你說你去陳屍所查過了，那醫院呢？」
「你猜她會昏迷？」
「有可能。」
「她家人最後一次跟她聯絡是在什麼時候？六月？若是昏迷的話，算起來很久了。」
「有的人會昏迷好幾年。」
「唔，那倒是真的。」
「她最後一次交房租是在七月六日。所以算起來，總共是有兩個多月了。」
「也很久了。」
「對昏迷的人來說不算久，眨個眼就過去了。」
他看著我，他的淡灰色眼珠一向沒有什麼表情，不過現在帶著一點惡意的戲謔。「眨個眼就過去了，」他說，「她從公寓搬出來，然後就搬進醫院了。」
「只需要一點巧合，」我說，「她搬出來，在搬遷途中，或者一兩天之後，發生了意外。一些『熱心』的市民趁她失去意識時偷走了她的皮包，於是她身上沒有證件，現在用簡·多伊 的名字住在哪個病房。意外發生得太快，她還沒來得及打電話給父母說她搬家了。我不是說她會發生意外，而是有可能。」
「我想是。你去醫院查過了嗎？」
「我想我會去附近的幾家醫院査一下，比如羅斯福醫院、聖克萊爾醫院。」
「意外可能會發生在任何地方。」
「我知道。」
「如果她搬走了，沒準會去哪兒，所以她可能在市內的任何一家醫院。」
「我也想到這一點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複印了些她的照片，喔，你的電話印在背後，那就很方便了。你應該不介意我幫你發一些出去吧，問問那些醫院有沒有沒名字的人。」
「那會很有幫助的。」我說。
「一定會的。花一件外套的代價可以査到不少。」
一件外套，這是警方的黑話，表示一百元。一頂帽子是二十五元。一磅是五元。這些術語是在多年前開始流行的，當時衣服比現在便宜多了。我說：「你最好再査仔細一點，你現在只賺到兩頂帽子。」
「耶穌啊，」他說，「你真是個爛雜種，有人告訴過你嗎？」
她不在醫院，紐約五個區的各級醫院都沒有。我也不期望她會在醫院裡，但這種事情還是得去查一下。
我一方面通過德金的渠道查，另一方面自己也去別的地方探探消息。接下來幾天我又拜訪了幾次弗洛倫斯·埃德琳的公寓，又敲了一些門，也跟那些在家的住戶談過。公寓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紐約人也有外地人，不過埃德琳太太有一大堆像保拉·赫爾德特克一樣的房客——年輕女性，來這個城市不算太久，希望太多，錢太少。
雖然他們大半都認得保拉的照片，或至少以為自己認得，可是沒幾個人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保拉一樣，他們大半時間都沒待在公寓里，即使在也是獨自鎖在房裡。「我覺得這裡應該像那些四十年代的老電影，」一個女孩告訴我，「俏皮女房東和一堆小孩聚在客廳談著男朋友和試鏡，互相幫忙做頭髮。這兒以前有個客廳的，不過幾年前隔成兩個房間租出去了。有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