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女孩名叫保拉·赫爾德特克，我並不真指望能找到她。我曾打算照實告訴她父親，不過別人沒有心理準備聽到的話很難說出口。
沃倫·赫爾德特克有個大大的方下巴和一張大臉，一頭像鋼絲一樣的胡蘿蔔色濃髮已經泛灰。他是印第安那州曼西市的速霸陸車商，我可以想像他自己當電視廣告的主角，指著一堆汽車，面向鏡頭告訴人們，在赫爾德特克的店裡買速霸陸最划算。
保拉在赫爾德特克家六個孩子中排行老四，畢業於曼西市當地的鮑爾州立大學。「大衛·萊特曼 以前也念過那個學校，」赫爾德特克告訴我，「你大概聽說過吧，當然那是在保拉之前好久的事情了。」
她主修戲劇藝術，一畢業就去紐約了。「要走戲劇這條路，在曼西或這個州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會有前途，」他告訴我，「你得去紐約或加州。可是我不知道，就算她不是想當演員想瘋了，我想她也還是會走的。她有那種逃走的衝動。她的兩個姐姐都嫁給外鄉人，可是兩個人的丈夫都決定搬到曼西來。她哥哥戈東和我一起做汽車生意。我還有一兒一女還在念書，誰也不敢說他們以後會跑到哪兒，不過我猜想他們還是會住在這附近。可是保拉，她有流浪癖，她能留在本地念完大學我就已經很高興了。」
她在紐約進修表演課程，當女招待，住在西五十街，此外她不斷參加各種選角面試。她曾在第二大道一個商店的店前廣場參與《城市另一邊》的展示演出，還在西格林威治村一出叫《親密好友》的台詞排演會裡串過一角。他把一些演出的戲單拿給我，還指著演員表下頭她的名字和簡單的介紹給我看。
「她演戲沒有酬勞，」他說，「拿不到的，你知道，剛起步都是這樣。那些戲是讓你有機會表演，讓某些人認識你——經紀人、選角指導、導演。你以前聽說那些演員的高片酬，哪個人演一部電影拿五百萬片酬之類的，不過大部分演員很多年都只賺一點錢，甚至拿不到錢。」
「我了解。」
「我們想去看她演的戲，她媽媽和我。不是念台詞那出，那隻不過是一群演員站在台上照劇本念念台詞，聽起來沒什麼意思，不過如果保拉希望我們去，我們也會去。但是她連那場展示演出都不希望我們去看，她說那齣戲不怎麼樣，而且反正她只是演個小角色。她說我們應該等到她演一出像樣點的戲時再去看。」
她最後一次打電話回家是在六月底，聽起來她還不錯。她說可能會出城去避暑，可是沒有談到細節。過了兩星期沒接到她的消息，他們就開始打電話給她，不斷在她的電話答錄機里留話。
「她很少在家，她曾說她的房間又小又黑又喪氣，所以她很少待在那兒。前幾天去看過之後，我了解為什麼了。其實我沒去那個房間，只是看過那棟建築和樓下前廳，可是我可以了解。在紐約花一大筆錢住的房子，換成別的地方早就該拆掉了。」
就因為她難得在家，所以他們平常很少打電話給她，而是有一套暗號系統。她每隔兩三周會在星期天打叫人的 長途電話回家，說要找她自己。他們會告訴接線生說保拉·赫爾德特克不在家，然後他們再給她打長途電話。
「這也沒有佔到電話公司什麼便宜，」他說，「因為打叫號電話回家的電話費是一樣的，可是採取這個暗號的話，電話費由我們付而不是她付，她就不會急著掛電話，所以實際上電話公司還可以多收點錢。」
可是她沒打電話，也沒有回覆答錄機里的留話。到了七月底，赫爾德特克和他妻子還有小女兒開著一輛速霸陸，北上到達科塔旅行一星期，在牧場騎馬，還去惡地國家公園和拉什莫爾山看了四個總統的岩石頭像。回家時是八月中，他們打電話給保拉，這回沒答錄機了，而是一個錄音通知他們這個電話號碼暫停使用。
「如果她出門避暑，」他說，「有可能會為了省錢而停掉電話。可是她會不通知任何人就走嗎？這不像她。她可能會一時興起去做什麼事，可是她會跟你保持聯絡，讓你知道她的情況。她很有責任感。」
不過也不盡然，她並不是凡事可靠。她從鮑爾州大畢業後的三年，偶爾也會超過兩三個星期沒打電話回家。所以她可能是去哪兒避暑，玩得忘了該跟家裡聯絡；也可能她試著打電話回家時，她的父母正騎在馬上，或者正在風穴國家公園徒步。
「十天前是她母親的生日，」沃倫·赫爾德特克說，「她也沒打電話回家。」
「這種事她絕對不會忘記嗎？」
「從來不會。也許她會忘記，沒打電話回家。但如果是這樣，她第二天就會打。」
他不知該怎麼辦。他打電話到紐約跟警方聯絡，卻沒有任何結果，其實也猜得到會是這樣。於是他跑去找一個全國性偵探社的在曼西市的分社，他們的紐約辦公室派了一個調査員去她最後一個住所，確定她已經不住在那兒了。如果他肯再付一大筆錢，那個偵探社很樂意再繼續追查。
「我心想，他們拿我的錢做了些什麼事？去她住過的地方，知道她已經不住在那兒？這些事我自己也可以做。所以我就搭飛機趕過來。」
他去過保拉以前住的那棟套房出租公寓。她在七月初就已經搬走了，沒留下轉信的地址。電話公司拒絕告訴他任何新消息，而且問題是電話也早就被停掉了。他去她曾工作的那家餐廳，發現她早在四月就已經不幹了。
「說不定她跟我們提過這件事，」他說，「她到紐約之後，至少換過六七個工作，我不知道她每次換工作是不是都告訴過我們。她會因為小費太少，或者跟同事合不來，或者因為老闆不讓她請假去參加選角面試而換工作。所以她辭掉最後一個工作可能就去別的地方了，只是沒告訴我們，或者她告訴過我們，我們忘記了。」
他想不出自己還能怎麼辦，於是就去找警察。得到的回答是，第一，這並不在警察的工作範圍內，她顯然沒有通知父母搬家的事，但她是個成年人，她有法定權利這麼做。警方的人也告訴他，他耽擱得太久了，她已經失蹤將近三個月，即使原來有任何線索，現在也都已經很難追査了。
負責的警官告訴他，如果他想繼續追查，最好去找私人偵探。照規定警方不能建議任何特定的偵探，不過，那個警官說，或許他把自己要是碰到這種事情會怎麼處理的方式告訴他也沒關係。有個傢伙叫斯卡德，事實上，他以前當過警察，他住的地方剛好離赫爾德特克先生的女兒以前的住所很近，而且——
「那個警官是誰？」
「他叫德金。」
「約瑟夫·德金，」我說，「他人很好。」
「我喜歡他。」
「是啊，他不錯。」我說。我們坐在西五十七街的一家咖啡店，隔著幾個門面就是我住的旅社。我們到的時候已經過了午餐時間，所以我們就進去喝了點咖啡。我已經續杯了，赫爾德特克面前擺的還是第一杯。
「赫爾德特克先生，」我說，「我不確定我能符合你的需要。」
「德金說一」
「我知道他說些什麼。事情是這樣的，你找以前用過的那家偵探社，就是在曼西市有分社的那家，可能會得到更好的服務。他們會多派幾個人手來調査這個案子，而且他們的調査報告會比我更清楚。」
「你的意思是，他們會做得更好？」
我想了想。「不，」我說，「不過或許他們會讓事情看起來是如此。有一點，他們會提供給你詳細的報告，把他們做的每件事、跟哪些人談過、發現了些什麼都告訴你。他們會記下詳細的費用，把他們花在這個案子上頭的每個小時都列入賬單。」我喝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托碟里，身子前傾。「赫爾德特克先生，我是個相當不錯的偵探，但我一點也不照章行事。你想要一個本州發給的偵探執照，我沒有，也從沒想過要花腦筋去申請一張。我不會詳細列出我的費用，不會記錄我花了多少個小時，也不會提供詳細的報告。同時我也沒有辦公室，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坐在這裡喝咖啡。我真正有的，就是這幾年所累積的一些當偵探的直覺和能力，我不確定你想僱用這樣的人。」
「德金沒告訴我你沒有執照。」
「其實他可以講的，這又不是秘密。」
「你想他為什麼會推薦你？」
我一定是遲疑了一下，或許我不是很想接這個工作吧，「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我給他介紹費。」我說。
赫爾德特克的臉色一暗。「他也沒提到這個。」他說。
「我不意外。」
「這樣很沒職業道德，」他說，「不是嗎？」
「沒錯，不過他向你推薦人選已經不太符合職業道德了。而且雖然我會給他一點傭金，但除非他覺得我是適合你僱用的人選，否則他也不會這麼乾的。他或許覺得我對你有好處，而且不會跟你耍花招坑你。」
「你是嗎？」
我點點頭，「不耍花招的一部分，就是事先告訴你，你很可能會浪費你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