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二章 第十九世紀-1

本世紀是西洋——包括歐洲和北美洲的黃金世紀。但在中國,卻是最羞辱的痛苦世紀,大黑暗日增沉重。

歐洲人以及由歐洲分支過去的美洲人,在人類接力競賽的中途,由跑步而飛奔。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物和從來沒有過的思想,風起雲湧的出現,西洋文明開始形成一種巨流。歐美兩大洲進入一個嶄新的科學、群眾、追求人性尊嚴,以及瘋狂的向外擴張的轟轟烈烈的偉大時代,諸如:

——發明火車鐵路、電燈、有線無線電報、電話、電車、電影、X光、留聲機、輪船、打字機。

——發現石油。

——開創郵局,開鑿蘇伊士運河。

——軍中女護士制度確立,女職員被僱用,婦女權利逐漸提高。

——工廠礦場林立,資本家興起,勞工問題日趨嚴重。國際勞工協會(第一國際),國際社會主義者勞動聯盟(第二國際),先後建立。

——絕對專制政體,和無限權力的君主制度沒落,議會民主政府,迅速普遍興起。

——各種前所未聞的思潮,如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紛紛產生。

——不斷發明和更新戰爭武器:如大炮、巨艦。

中國一直到本世紀四十年代,對上述新生事物,還一無所知。大黑暗如故——政治思想如故、學術思想如故、社會結構如故、科學知識如故、科舉八股文如故、貧窮愚昧如故、貪污腐敗如故、男人作揖叩首如故、女人纏小腳如故。一切如故,而且惡化。拒絕進步和改革的結果,使龐大的中國從光輝燦爛的頂峰,墮落為一名國際間的丑角,不斷戰敗,不斷割地賠款,但當權者冥頑不靈如故。

五十年代時,出現一個大規模的武裝覺醒運動,建立太平天國。九十年代,又出現一個變法覺醒運動。但他們都被守舊的冥頑勢力擊敗。本世紀結束時,中國已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命運,亡在旦夕。

一官逼民反(下)

上世紀(十八)的兩大民變,白蓮教的反抗歷時九年,到本世紀(十九)一八四四年;苗人的反抗歷時十二年,到本世紀(十九)一八○六年,先後被清政府的高壓手段敉平。

兩大民變雖然失敗,但政治腐爛已深,貪污和冤獄手段已成為官員們的正常發財途徑。清政府在艱苦的軍事鎮壓取得勝利後,鼓舞了控制局勢的信心,認為得到教訓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人民應該從血的教訓中了解叛變必死,謀反必亡,抗暴必被撲滅。所以清政府本身絲毫沒有改革,貪污和冤獄反而更普遍和更深入,暴虐的方法也更殘忍。新的群眾反抗力量,遂在各地重新爆發。前半世紀五十年間幾件重要的民變,列如下表:

我們選擇林清跟張格爾二人作代表,加以說明。

林清是天理教的領袖之一,天理教就是白蓮教,當白蓮教被迫不能露面時,林清就用天理教現身。這位冒險家有一個氣魄恢宏的驚人計畫,準備一舉攻陷皇宮,佔領北京。另一位領袖李文成,則在河南滑縣發動群眾暴動,組成武裝部隊北伐呼應。這個計畫最大膽的一點是,它採取擒賊先擒王的手段,準備先活捉皇帝。

一八一三年,林清率領群眾進攻皇宮,不幸失敗。李文成在暴動前夕被人檢舉,地方政府用酷刑把他的雙腿折斷。他的部下倉促起事,但因北京方面失敗的緣故,最後也告失敗,滑縣城內二萬漢人居民,全數被清政府屠殺。

張格爾是上世紀(十八)回部(新疆天山南路)大和卓木布那敦的孫兒。清政府官員的貪污暴虐,在回部更甚,維吾爾人處境比內地的漢人更為絕望。他們大批向西逃亡,越過蔥領(帕米爾高原),投奔同種同教,而又使用同一言語的浩罕王國(烏孜別克浩罕)。浩罕對他們的同胞所受的虐待,深為憤怒。

事變的觸發人物是清政府派駐回部的行政長官(參贊大臣)斌靜,這位滿洲贓官把維吾爾人當作畜牲一樣看待,一八○二年,張格爾在浩罕王國軍事援助下,攻陷天山南路大多數城市,但他顯然缺少擔任這種偉大事業所必須具有的英雄才能,他還沒有把滿洲人的勢力完全驅逐出境,就急忙於專心從事內政的改革,而清政府始終掌握著塔克拉瑪干沙漠之北最大的據點阿克蘇城。

張格爾政權只有八年壽命,八年後的一八二八年,清政府反攻,張格爾被他的部屬出賣,呈獻給清政府。當時皇帝旻寧(禺頁琰的兒子)教人把張格爾送到北京,他要親自詢問他叛變的原因。高級官員們———一群貪污蠹蟲,立即想到上世紀(十八)(禺頁)琰親自審判王三槐,被三槐提出「官逼民反」的往事,恐怕張格爾也在皇帝面前揭發他們種種的貪暴罪行,就用一種毒藥灌到張格爾口中,使他的咽喉腐爛,不能言語。當他裝在鐵籠之中,經過三千公里的長途跋涉,被送到旻寧面前時,口吐著白沫,痛苦萬分。旻寧問他的話,他無法作答。旻寧比他老爹還要低能,他根本無意、也無力弄清楚這場事變的真象,所以他並沒有把張格爾放出鐵籠,教他用筆寫出來,也沒有追究張格爾何以喑啞如此。張格爾跟王三槐一樣,受到磔刑。

我們列表只到四十年代為止,並不是以後再沒有民變,而是五十年代之後,民變更大更多,如太平天國、捻軍、回教徒、阿古柏汗國,比起林清、張格爾,要升高百倍,我們將逐項敘述。

二中國與西洋的畸形關係

在中國民變沸騰聲中,西洋(歐洲,以及後起之秀的美洲)各國悄悄的在這個大黑暗國家的門口出現,要求通商貿易。

回顧雙方面的關係是不愉快的。

中國文明在大黑暗時代之前,遠超過西洋。十三世紀馬可波羅眼中,中國簡直遍地黃金。可是十四世紀明政府採取愚民政策,大黑暗時代開始,對所有的外來文化深閉固拒,中國遂跟西洋隔絕,遠落在西洋之後。

歐洲在十五世紀發生劇烈變化,西班牙發現新大陸,葡萄牙發現繞道非洲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航線。各國商人和基督教傳教士陸續向東方發展,葡萄牙商船隊於十六世紀一五一七年,抵達廣州。六十年後的一五八○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抵達澳門,並於一五八三年,進入較為接近腹地的肇慶(廣東肇慶)傳教。

因為隔絕太久的緣故,中國人對外國,尤其是歐洲,可以說一無所知。當利瑪竇於十六世紀最後一年(一五九九)到達北京,求見當時斷頭政治皇帝朱詡鈞時,政府高級官員在記載典章制度的《會典》書籍上,查不出有義大利這個地方,就堅決否認世界上有義大利的存在,幸而《會典》上載有大西洋國,於是利瑪竇只好承認他就是大西洋國的人民。

葡萄牙商船隊在中國有很好的收穫,初次到廣州四十年後的十六世紀一五六三年,明政府把荒涼的小小澳門半島,劃給葡萄牙,作為西洋各國商人的居留地。但澳門太過於狹小了,顯然無法成為商業中心,他們要求進入南中國第一大港兼第一大都市廣州。清政府直到十七世紀收復台灣,不再受海上威脅之後,才於一六八五年,開放廣州作為商埠。葡萄牙、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的商船隊和商人,洶湧而至。不過這時候的中國已非馬可波羅時代的中國,西洋也非馬可波羅時代的西洋,東方和西方互不相識,互不了解,各懷著跟對方相異的觀念和相異的價值標準。

對於西洋的通商貿易,中國所表現的是一種憐恤的態度。中國始終是一個農業社會,一切自給自足,基本上不需要外國的產品。尤其是一些鄰國的文化程度相當落後,面積又小人口又少,中國不僅是萬王之王的天朝上國,而且也是物產豐富的世界中心。所以中國沒有西洋那種因小國林立而產生的狹隘的國家觀念,更沒有西洋那種因同樣因素而產生的貿易觀念。只有對藩屬國和進貢國,中國必須負起宗主國的責任,才准許他們前來中國貿易。如果他們對中國有重大的冒犯或拒絕中國的要求,好像不肯交出中國的逃犯之類,中國即停止貿易,作為一種懲罰,這懲罰通常都會使對方屈服。

中國對西洋的白種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猶如白種人對中國人有一種離奇的印象一樣。雖然中國人也曾有一小部分見過歐洲人,並跟他們打過交道做過生意,但這少數人並下能改變大多數人的意見,上自皇帝和統治階級士大夫,下到小巷子擺地攤的窮苦小民。他們都堅信西洋人是一個沒有文化的野蠻民族,鼻子特別巨大,皮膚像死人一樣的蒼白,長著貓一樣奇怪顏色的眼睛,鬍子跟眉毛都是紅色的,腳長有三十五厘米(一尺二寸),而且身上發出一種奇臭。這種長相已夠使中國人驚駭失措了,更可怕的事還有:英國王位竟可以由女兒繼承,女王逝世後,再由女王的子女繼承,這種改姓亂統的現象,使一向提倡忠於一姓,提倡宗法正統的儒家系統的知識分子,認為英國顯然是無父無君的蠻夷之邦。而法國國王長發披肩,常常烹食兒童,顯然是一個女扮男裝的活妖精。俄國女皇更糟,經常更換情夫,幾個月或一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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