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點鐘左右我們接近松原收費站，能順利出去我會好過很多。我問陳潔還精神嗎。她反問：「你說呢？」
我說：「過去的二十個小時，你見我又緊張又謹慎，真正考驗我們的時候來了，這是最後一道坎兒，就像遊戲機的關底大怪，過了這個我們就一馬平川，要是死在這兒，還不如死在前面。」
「你幹嗎講那麼多？」
「把你調動起來，」我比畫著說，「注意力集中。」
「我知道啦，如果你被抓住，我不也是包庇窩藏嗎？」
「真要是那樣，」我露出拿把空槍說，「你就說，我拿這把槍要挾你來著。」
她沒說話，減速，跟一輛吉普車後面向收費口滑行，轉過來摸摸我頭髮，說：「你人其實挺好的，我都快被你說感動了。」
「我只是順水推舟做人情。你那麼聰明，我不說這個，你到時候也會這麼干。」
「你真討厭。」
她停下來候著。我戴上帽子往後靠裝睡。這時候不能戴口罩，太此地無銀了。吉普車過去就是我們，工作人員先把錢收了，一百來塊錢。裡面的警察跟她要身份證，陳潔從窗口遞過去。他拿著證件在手持驗證器上刷一下。檢查第二代身份證變得簡單多了，被通緝或是假證件一刷便知。我們前輩警察玩第一代的時候，還都是拿著通緝單子一個個對號呢。接著他走出來—他真客氣—雙手奉還。警察什麼時候向服務業看齊了？
他繼續客氣地問：「這位先生的證件能出示一下嗎？」
「他？他生病了。」原來陳潔一急也慌，檢查身份證跟生病有什麼關係？
我緩緩起身，彷彿剛醒來，啞著嗓子問：「怎麼了，老婆？」
「他問你身份證，老公。」
「我身份證在咱結婚證那個袋子里呢，你找找。」
她翻出歐陽桐的身份證，交給警察。他核對照片是我，是一個人，走進去刷驗證器。透過車窗我看到他刷了幾次沒成功。然後他打了二十秒的電話，走回來說：「可能機器出了點兒故障，您還得再等等。」
「什麼故障？」
他皺眉審視我，看身份證，還是想不通，索性不隱瞞地說：「呃……上面顯示您已經死了。」
「怎麼可能？」我嚷出來。
「是啊，我已經把您的身份證號報告總局，在等他們核實。」後面的車著急了，狂按喇叭。「這樣您先停在這邊等一分鐘，讓後面的車先過，好嗎？」
警察做了個靠邊停的手勢，一看就沒幹過交警，完全不是疏導手勢。陳潔往右擺舵，靠邊的時候，車前面只有一半是護欄，一半是空隙。我湊過去低聲說：「衝出去！」
她沒聽我的，指著後視鏡。一輛警車停在我們三個車位遠的地方，兩隻腳架在窗前優哉游哉。
「它熄火呢，追不上我們的。」
「那護欄能直接把玻璃干碎！」
我點上支煙，對她妥協：「一會兒檢查完後面那輛馬自達，護欄會搖起來，那時馬上衝出去。」
「一定要到這種地步嗎？」
「那是個死人的身份證！」
對馬自達，他們還是走一樣的程序，收費，驗證件，客氣地奉還，工作人員準備開閘放車。不一樣了，警察進去讓他們停止放閘。馬自達後面的車同樣開始焦躁地按喇叭，警察抄起對講機喊兩句話。有了變化，後面的警車在打火，車前現出的不再是一雙腳，而是一張整裝待發的臉。
「走！」我叫道。
陳潔慌了，看著我，又回頭看著啟動的警車。
「護住腦袋！」
「啊，什麼？」
方向盤還在她手裡，我來不及過去，斜身踢開她的腳，猛踩油門。前面的護欄彷彿是掛在吊車上的千斤頂奔著車窗襲來，衝擊過後我們面前白花花一片。我看不到前面，用槍托敲打整扇碎了但還黏合著的玻璃。嘩的一下，玻璃全散進裡面。車忽然冷了起來。
「跟跑車似的。」陳潔說。
似乎她還挺享受的，二人合力的效果。她還在駕駛位，我的腳還在油門上。我告訴她握緊方向盤，回頭看後車。由於我們的雷鋒開路，警車沒有任何阻擋就衝過了護欄的位置。護欄像足球運動員被踢斷腿的小腿，一半懸掛在半空。原來警車裡有兩個人，後排的警察伸手將警燈放到車頂，警笛大作。頓時這個夜晚不那麼平靜了。
警笛一響陳潔便不再享受了，方向盤在她手裡搖搖晃晃。我傾向她，壓住她右手，要她穩一些。我說你別管方向了，長按喇叭就成。前面長途貨車不到八十公里的時速，還佔著超車道，純你媽山炮！
我也從來沒這樣過，在副駕位玩賽車。我改到行車道，一輛大巴在我前方，右邊藍牌子上寫著「前方測距」，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我估計我跟它三十米都不到，後面警車還在行車道等著我開路。我需要向左擺，伸手夠不到。我讓陳潔起來，站到座位上，讓我進去。
「我沒地方去。」
「那就騎到我脖子上！讓給我！」
她居然還準備脫鞋，我瞪她一眼，她乖乖地踩到駕駛座。我移過去，有那麼一瞬間，我左腳換右腳的時候，油門是空的，正好可以借減速轉向。大巴和貨車前後差不多有十米的空隙，只能從中間鑽過去。我抓好方向盤，要陳潔閉上眼睛，其實那一刻我也沒敢睜眼，油門踩空，方向盤往左打半圈。我的面前一片黑暗，我禱告什麼呢？我心中無主。我只是讓自己明確，如果有砰的一聲巨響，再見，生活，下輩子再見。
睜開眼睛我們已經在超車道上了，貨車在我們後面，警車在行車道上想辦法從我們和貨車之間往裡擠。慢慢來，我們去終點等你。
「他們要多久才會放棄？」陳潔還騎在我肩上，雙手摸著我脖子。
「你下來。」
「下不去，我腳麻了。」
「下來！」
我往前讓讓，她支著我肩膀抽出雙腿，坐到副駕位揉著腳踝，瞄著後視鏡叫我：「好像他們還有一輛跟上來了。」
「逼養的！」
那是一輛伊蘭特，沒上警漆，典型的盯梢用車。它越過警車大巴，在行車道跟在我側翼，隨時並進來。我不能把車身暴露給它，警車不敢太張揚，但這種車會開槍。我向右急轉上行車道。這樣我們中間隔了輛輕卡。我知道他一會兒就會追上來，算上緊急停車道，我有三條車道跟他繞，我在揣摩他開槍的底線。
錶針指在一百八和一百九之間，我本可以再快點兒，可是前窗是空的，太他媽冷了！這麼一會兒我們起碼逃了三十公里。大牌子寫著前方一百二十公里處有收費站，要在那之前解決問題，誰知道又會有幾輛車在途中入口衝進來。
「前面修路呢，」陳潔說，「怎麼辦？要並道了。」
時速急減到九十公里，臨時路牌標註限速六十公里每小時，車都擠進左側超車道，慢下來，根本開不動。另兩排道被封住，寫著「前方施工」。我閃過從這裡衝出去的念頭，不能這樣，路面崎嶇不平也還好，萬一是個斷橋呢？掉到江里保證可以在淹死前凍硬。
伊蘭特這時候打起了警笛，我後面五輛車給他讓出半條車道。他三十秒可以超過一輛車，我卻被頂在水泥車後舉步不前，還有兩分半，我就能舉起雙手求大爺饒命了。
還剩兩輛車的距離，所有車併到馬路另一側。往哈爾濱方向的高速路從中間劈成兩半，每隔五米就有一個紅白塑料筒劃成了隔離帶。我們依然跟著水泥車行駛在逆行高速的右側走蝸牛步。伊蘭特繼續努力，超出一輛後，已經和我後面的麵包平行前進。我示意陳潔繫上安全帶。她明白了，也害怕了。伊蘭特就快到我們身後，這裡只有一條車道，我們無路可退。就像任宰的羔羊，他會猛踩油門過來，撞我們的卡迪屁股。到時候我和陳潔都會飛到前車去拌水泥。
伊蘭特的揚聲器在身後警告，說給我們三秒的時間停下來。實際上，與此同時他正在加速往我們靠近。
我掰過後視鏡，長吸口氣，問：「回哈爾濱怎麼樣？」
「啥？」
我向左擺一大圈，衝過紅白隔離帶，進入逆行車道，腳不松油門，右手馬上掛倒擋倒車。對面的卡車來不及剎車，熱烈地朝我們迎過來。卡迪的四個輪子飛速倒轉，兩秒後我們終於停止往前移動，有那麼一瞬間，我們定在公路上，與那輛卡車臉貼著臉，全憑死神判決。
定了半秒鐘，也許更短，零點幾秒，但這樣的恐怖似乎讓我們死後都忘不了。終於，我們能後退了。開始緩慢，後來越來越快，我們在高速路上逆行倒車，跟著後面正常行駛的廣本一個速度。伊蘭特眼巴巴和卡迪貼著擦肩而過，估計他得等下個出口才能掉頭過來了。
陳潔又放輕鬆了，轉過身跪在座位上看後窗。「靠，原來車還可以這麼開！」
「幫我看著，」我把後視鏡正回來，「你這倒車的速度最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