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霍恩·基德先生是位年輕的紳士，但在他那藍黑色頭髮和黑色領結襯托下的，卻是一張蒼老的、毫無生氣的臉。他是美國一家規模巨大的日報社派駐在英格蘭的間諜。那家報刊名為《西方太陽日報》，也被人們戲稱為「升起的落日」——這暗指新聞界的一個偉大宣言（當然是歸功於基德先生的宣言嘍）。「根據他的猜測，如果美國公民確實還有一點對事業的追求，太陽還是會從西方升起的。」而有著更加圓熟的傳統觀點的英國人，則對美國人寫的那些缺乏美感的報刊文章表示不齒，但他們卻忘了這樣一件事。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自己也在干著同樣的事。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雖然美國新聞界早就允許啞劇式的粗俗存在，使其泛濫而把原汁原味的英語搞得面目全非了，但它同時也對誠摯的精神問題表現出了真正的興奮與激情，而這類問題英國報刊卻充耳不聞，或者說是無力應付的。由此看來，《西方太陽日報》用鬧劇式的方法解決十分嚴肅的事情就不足為奇了。威廉·詹姆斯 與「疲乏的威利」一樣，都是在這個陣地嶄露頭角的。在報社，有代表性的人物的長長行列中，他倆以實用家的形象和拳擊家的形象交替出現。
在一本毫無趣味的評論雜誌《自然原理季刊》上，一個普普通通的牛津人——約翰·博爾諾斯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評論說達爾文主義的展開只有一點眾目共睹的微弱的效果。
約翰·博爾諾斯的理論只是相對穩定的大框框，偶爾也有一些令人捧腹的變動，在牛津還曾一度有了一點點流行的趨勢，而且被人冠以「災難主義」的盛名。然而整個英國報界對此無動於衷。倒是美國報界注意到了它的挑釁性，並且煞有介事地對待它。《西方太陽日報》寫了大量文章，對博爾諾斯理論帶來的陰影作出回擊。到這件怪事受到注意時，那些充滿熱忱、具有較高信息價值的文章，都以通欄標題大書特書，儘管這些標題讓人明顯地感到是出自於毫無修養的瘋子之手。譬如什麼「達爾文看色情文章——評論家博爾諾斯對此大為震驚」、什麼「思想家博爾諾斯提醒：保持我們的災難意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對這樣的沸沸揚揚，《西方太陽日報》的卡爾霍恩·基德先生只好結上領帶，堆出滿臉做作的愁容，去牛津郊外的一所小屋尋找「思想家博爾諾斯」。在那裡，博爾諾斯先生日子過得無憂無慮，對外界給他的稱謂充耳不聞。
讓人感到眩惑的是，那個命運已定的哲人竟然同意接受基德的採訪，並指定時間為當晚九點正。夏日，夕陽的最後一絲餘輝還照在卡姆諾和矮矮的長滿樹木的山頭上。那浪漫的美國佬開始懷疑他是否走錯了路，並想問一下他此刻所在的是什麼地方。當看見一間名副其實的封建舊式的鄉村小客棧還開著門時，他走進去找人問路。客棧門前掛著「一流設施」的招貼。
在酒吧客廳里，他按了按鈴，但不得不等了一小會兒才得到答覆。酒吧間里還有另外一個惟一的顧客，是個長著濃密的紅頭髮的年輕人，精瘦精瘦，穿著不合身的、看似獵裝的衣服。他正喝著十分低劣的威士忌，但卻抽著上好的雪茄。威士忌自然是「一流設施」當中的「上等」牌子了，雪茄也許是他從倫敦帶來的。那人與整潔乾爽的美國青年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那身不合時宜的便服。但是從他的鉛筆、打開的筆記本、以及藍眼睛裡的警覺眼神中，基德可以八九不離十地猜出他是自己的同行。也是個記者。
「請您幫個忙，告訴我怎樣去格雷農舍嗎？」基德以那民族的特有禮貌問道，「據我所知，博爾諾斯先生就住那兒。」
紅頭髮人抽了一口雪茄，回答道。「沿著這條路下去，幾十碼就到了，一會兒我也要經過那兒，不過我是去彭德拉根邸園的，想去找點樂趣。」
「彭德拉根邸園是……？」卡爾霍恩·基德不解地問。
「克勞德·錢皮恩爵士的地方——您來這兒不也是為了這個嗎？」那個同行抬起頭來，「你是個記者，對嗎？」
「我來這兒是採訪博爾諾斯先生的。」基德說。
「我來這兒是採訪博爾諾斯夫人的。」另一個回答道，「但是我不應該在她家裡與她會面。」
他悶悶不樂地笑了下。
「你對災難主義沒興趣嗎？」那美國佬感到很奇怪。
「我對災難有興趣。災難很快就要來了。」那人含糊不清地回答道，「我的災難是一筆骯髒的交易，我永不會去掩飾它。」
說著說著，他向地板上狠狠地啐了一口。但即使這樣，他的言行還是在各方面都讓人一下子就意識到他是個受過良好教養的人。
美國記者更仔細地打量了那人一番。常沉迷於酒色的蒼白的臉，預示著怒氣爆發的表情已慢慢鬆弛；同樣地，那也是一張機智敏感的臉。他的衣料粗糙，衣著隨便，細長的手指上卻戴著一隻挺不錯的標誌戒指。從剛才的談話中，基德得知他的名字叫詹姆斯·達爾諾，是愛爾蘭一個破產地主的兒子。他在一家名為《時髦社會》的報社工作，一名採訪記者，同時痛苦地擔任相當於間諜的角色。他對報社滿心不屑。
遺憾的是，《時髦社會》對博爾諾斯關於達爾文的文章絲毫不感興趣，恰好相反，對於《西方太陽日報》的頭腦人物來說，這正是他們興趣所在的獨家採訪的權利。達爾諾到這兒來以後似乎嗅到了一股氣息，一股互相誹謗的氣息，正瀰漫在格雷農舍和彭德拉根邸園之間，看來這事只有在離婚法庭上才能很好地解決。
《西方太陽日報》的讀者對克勞德·錢皮恩爵士是很熟悉的，就如同熟悉博爾諾斯先生一樣。這同人們以前熟悉蒲柏和德比·溫納差不多。當基德得知錢皮恩和博爾諾斯之間親密的私人關係時，心中感覺十分煩惱。他己聽說（也曾寫過，不懂裝懂地寫過）克勞德·錢皮恩爵士是「英國上流社會十大最有前途最富有的人物之一」，是個偉大的運動家，曾乘著遊艇環遊世界，是個傑出的旅遊家，還寫了本關於喜馬拉雅山脈的書；他是個政治家，提出過令人吃驚的合併保守黨和民主黨的方法，並因此而嚇走了選民，在美術、音樂、文學方面，他也有一手。總而言之，這些身份都是體體面面的。除了在芙國人眼裡之外，克勞德爵士在人們眼裡是很不錯的人。這位文藝復興風格的王子在多元化的修養和無休止的宣傳方面還確實有點厲害，他不僅有著很好的業餘愛好，還愛好得挺狂熱。但，即使在他身上沒有一點古物研究家的輕率，我們還是只能用「半瓶醋的業餘者」來形容他。
對於那幅畫著同義大利人一樣的黑紫色眼睛的獵鷹的畫，有些記者趕快為《時髦社會》和《西方太陽日報》兩份報紙拍了快照。那幅畫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個人被自己的野心吞沒了，猶如被吞沒在一場大火中，甚至是一場災難中。雖然基德對克勞德爵士知道得很多——事實上，比人們所知道的多得多——但是他做夢也不會把這麼引人注目的一個貴族和一個剛被挖掘出來的「災難主義」創始人聯繫在一塊兒，更不用說會猜到他們倆是對親密的朋友了。但在達爾諾看來，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他們倆在中學、大學就常在一塊兒研究學習。即使兩人在社會上的命運截然不同（因為，錢皮恩是個大地主，差不多是個百萬富翁，而博爾諾斯則一直是個貧窮的、默默無聞的學者，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他們還一直保持密切的往來。其實，博爾諾斯的農舍就挨著彭德拉根邸園。
現在兩人的友情卻變得十分曖昧起來了，而且大有「風雨欲來」的前兆，這樣的友情是否能夠繼續，已成了個問題。一兩年前，博爾諾斯娶了個漂亮的、但並不成功的演員，對於她，博爾諾斯是用自己那種害羞而又沉悶的方式一心一意愛著的，博爾諾斯一家對錢皮恩的親近卻讓那個輕浮的名人有了機會去幹些討厭的事，那些只能引起可伶而又卑賤的刺激。克勞德已經把宣傳的藝術發揮到了極點。他似乎高興得發狂，因為擁有這份十分招搖的姦情，雖然那事並沒帶給他任何名譽。從彭德拉根派去的傭人，不停地把一束束鮮花送到農舍，去取悅博爾諾斯夫人；彭德拉根的馬車和汽車頻頻不斷出現在農舍，只是為了博爾諾斯夫人歡心；宴會、舞會充斥著彭德拉根的每個角落，從男爵可以盡情地向旁人眩耀博爾諾斯夫人，場面如同愛神同美神在比賽一般。就在這個晚上，因為基德先生要闡述「災難主義」，一切都將變得不一樣。也就在這個晚上，因為克勞德·錢皮恩爵士要演出露天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切都將變得不一樣。劇中，克勞德將扮演羅密歐，演他的拿手戲，朱麗葉的扮演者就沒必要多說了。
「我想，這事要不鬧出一場大砸鍋的話，是不會就這麼順順暢暢下去的，」紅頭髮人站起來，抖抖身子道，「別人會找博爾諾斯清算，耍不就是博爾諾斯找別人清算。但如果他找別人的話，他就是個笨蛋——你會叫他方腦袋，但我想這種事不大可能發生。」
「他是個有巨大智慧力量的人。」卡爾霍恩·基德以低沉的語調說道。
「是，他是，但即使是有巨大智慧力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