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論從孔子的時代就開始了。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國繼鄭國的子產之後鑄刑鼎，把刑法的條款向國民公開。這無疑是法家思想和實踐的先聲。因為法家的主張，就是「法莫如顯」， 而且就是要「使民知之」。 事實上，公開才公正，公正才公平，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
然而孔夫子反對。
反對的原因是要維護禮治，維護禮治就不能公布刑法。因為禮治的核心是尊尊，也叫尊貴。其中第一個字是動詞，也是謂語，即尊崇。第二個字是名詞，也是賓語，即尊者。刑法的條款由尊者或貴族掌握，刑罰的裁量權由他們把持，就是尊貴的體現之一。
所以孔子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
在，讀如察，意思也是察。也就是說，民眾都能看見鼎上的律條，知道什麼合法什麼犯法，也知道犯法之後受什麼懲罰，憑什麼還要尊崇貴人？
他們只會尊崇刑鼎。
如此說來，孔子是要維護貴族特權？
不，更是為了維護德治。
德治就是以德治國，正如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德治的手段是禮，法治的手段是刑。當然，這裡說的法治，是古代意義上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古代的法治，其實就是刑治。因此韓非他們的「以法治國」，也應該叫「刑律治國」。弄清楚了這一點，才看得懂孔子。
那麼，孔子為什麼要反對法治和刑治？
因為治標不治本。孔子說——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話翻譯過來就是：用政令來引導，刑罰來規範，人民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心。用道德來引導，禮儀來規範，人民不但知羞恥，而且能自律。
這就是孔子堅持德治和禮治的原因。
顯然，孔子是有道理的。不想作惡和不敢作惡，也肯定是前者更好，韓非為什麼還要反對？
因為在他看來，孔子的理想根本就實現不了。要知道，人們之所以幹壞事，並非有此嗜好，而是利害使然。利之所至，趨之若鶩；害之所加，避之不及。如果利害關係不大，或許還能講點道德。一旦誘惑無法抵禦，或者危害難以承受，恐怕就什麼都顧不上了。
所以韓非認為，君主治國，只能左右開弓，兩面三刀。左右和兩面，就是賞與罰。只有賞與罰，才能對付利與害。什麼禮治，什麼德治，都是靠不住的。
問題是，刑治和法治就管用嗎？
那要看你文章是否做足，工作是否到位。韓非的主張是：賞，就要慷慨大方，說話算數，讓臣民有利可圖，這就叫「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就要心狠手辣，從重從快，讓臣民魂飛魄散，這就叫「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更重要的，是執法要統一，立法要持久，法令要公開，這就叫「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高官厚祿，嚴刑峻法，說一不二令行禁止，這就是韓非的「法治三原則」。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則是他的基本觀念。
這樣的所謂「法治」，難道是我們要的？
法家頗受詬病，也不奇怪。
實際上法家的問題不在執法，而在立法。立法的問題也不在具體條款，而在立法精神。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為什麼要有法律，要行法治？法家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鞏固君主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們甚至不惜文化專制和思想專制。韓非說——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
這實在說得很露骨。實際上，無書簡之文，就是不要一切文獻典籍；無先王之語，就是不要一切思想遺產。這不就是焚書坑儒的輿論準備嗎？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成長的國民，大約也只能是「以斬首為勇」的殺人機器。他們在韓非那裡，被恰如其分地稱為「王資」——君王稱霸的資本。
王資們遵守的，當然也只能是王法。
現在我們陷入了兩難。是啊，韓非的法，固然是帝王之法；孔子的德，又何嘗不是君主之德？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說給齊景公聽的嗎？
一個王法，一個王道，半斤八兩吧？
看來，必須跳出儒法之爭。
實際上，斬斷爭論並不難。治國，到底應該以德還是以法？當然是以法。德，並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謂「以德治國」，其實是「以禮治國」，或「倫理治國」。德治與法治之爭，則其實是禮治與刑治之辯。
那就用不著再討論了。
以禮治國，早已是明日黃花，並不可能「似曾相識燕歸來」。至於德與法的關係，也不難擺平——以法治國，以德育人，也許就是合適的選擇。
真正需要思考的，恐怕是這樣一些問題：我們為什麼要有法？我們為什麼要有德？我們要什麼樣的法？我們要什麼樣的德？這不能不想。因為無德之德，必是偽善；非法之法，必為惡法。這樣的虧，我們吃得還少嗎？
吃一虧長一智。那就認真想想吧！想一想：人性該怎樣看待？制度該怎樣建設？民族之魂該如何鑄就？未來的路又通向何方？
但，這已非先秦諸子所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