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類來說，有三個問題是普遍而永恆的：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都在各自領域試圖回答它們，只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能夠回答，或願意回答。
比如歷史學。
在人文學科（文史哲）當中，歷史學，尤其是考古學，可能最接近於自然科學。所以，學歷史的，尤其是學古代史和世界史的，要比像我這樣學文學的靠譜，也比一般學哲學的靠譜。沒有證據的話，他們不會說。以論帶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為主，主觀臆斷，結論在前，在史學界都是違反職業道德的。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歷史學家一般更願意描述「是什麼」，而不願意回答「為什麼」，哪怕僅僅是為了避嫌。
這很讓人尊敬，但也遺憾。
沒錯，在尚未掌握大量證據，甚至在尚未接觸史料之前，就先驗地設定一個框架，然後按照某種所謂「範式」去進行撰述，是危險的。歷史不是布料，可以隨便裁剪。歷史學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藥鋪」。沒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藥材」按照一定的順序放進一個個小抽屜里，標明黃芪、党參、當歸、白朮等，則充其量只是「資料庫」，不是「歷史學」。
因此，反對「以論帶史」，不能因噎廢食到不要史觀。事實上，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時是她的觀念史。正是觀念，或者說，價值取向，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道路。觀念的更新或堅守，則構成歷史的環節。這些環節就像古埃及的「諾姆」（部落和部落國家），被尼羅河聯成一串珠鏈。
觀念，就是尼羅河。
從發源地到入海口，構成價值觀發展演變的河床，則是邏輯。
與邏輯相一致的歷史，是「真歷史」。按照真實邏輯來闡述真實歷史，就叫「思辨說史」。這樣一種撰述，哪怕文字的表述再文學，骨子裡也是哲學的。顯然，這需要史觀，需要史識，需要史膽，甚至需要直覺和靈感。
也許，還需要天賦。
當然，也需要啟迪。
啟迪來自方方面面。
與專業的歷史學家不同，我更喜歡琢磨「為什麼」。除了天性以外，也多少受好朋友鄧曉芒的影響。曉芒是超一流的哲學家。20世紀80年代初，我和他一起做中西美學比較，便討論過中西文化的本質區別。也就在那時，曉芒提出中國文化的內核是「群體意識」，西方文化的內核是「個體意識」，兩種文明也各有兩隻翅膀，即文化心理的「互補結構」。內核的說法是鄧曉芒的創新，互補結構則受到徐復觀、李澤厚和高爾泰等先生的啟發，思想源頭更要追溯到尼采。
這些觀點，後來寫進了我們合著的《黃與藍的交響》一書，現在則成為本卷的思想基石。
不過這絕非「概念先行」。相反，這些結論本身就是研究的結果。而且，以後我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1995年出版的《閑話中國人》等，則一再證明它們是成立的。至少，邏輯自洽。
在此基礎上，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華文明的三大精神。
這是受到湯一介先生的影響。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但我認為，「禮樂合一」比「情景合一」更合適。而且，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天人合一歸於人，知行合一踐於行，禮樂合一成於樂」。這樣說，才能完整地表述我們民族的人本精神、現實精神和藝術精神。
一個內核（群體意識），兩隻翅膀（憂患心理和樂觀態度），三大精神（人本精神、現實精神、藝術精神），體系構建起來了。
這是一個「文化系統」。
系統是一定有邏輯起點的。而且，系統的建立雖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其中肯定會有一個決定性的時刻。那麼，這個時刻可能在何時，可以稱之為「奠基者」的又是誰呢？
直覺告訴我，是周人。
把周公或周人看作中華文明的「耶穌基督」或「穆罕默德」，不算創見。學界的主流意見，也大體如此。 問題在於，為什麼不是夏，不是商，而是周？
也許，因為周原在「兩河之間」。
這是寫中華史第二卷《國家》時發現的。在巡航高度可以清楚地看到，除埃及文明只有一條母親河外，西亞、印度和華夏，都誕生在兩河流域。西亞是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是印度河與恆河，西周文明則發源於涇水和渭水之間。以後發展為中華文明，又在長江與黃河之間，還是「美索不達米亞」。
兩河之間的沖積平原，是農業民族的福地。然而埃及文明衰亡了，西亞文明隕落了，印度多元多變多種族，很難說有統一的「印度文明」。只有中華文明三千七百年延續至今，雖不免老態龍鍾麻煩不少，卻仍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
直覺告訴我，這裡面必有文章。
文章就在制度。
與埃及、西亞和印度不同，周人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最優秀也最健全的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禮樂。井田是經濟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會制度，禮樂是文化制度。更重要的是，這些制度環環相扣，配套互補，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是穩定的。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制度工程的背後，是觀念體系。從「君權天授」，到「以人為本」，到「以德治國」，再到「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本身就是一個完整和自洽的系統。周人，確實是「早熟的兒童」；周公，確實是「文化的始祖」。
但，這樣說，要有證據。
就說「以德治國」。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獻可以證明。 問題是，單靠文獻，不足為憑。比如按照《尚書》的說法，商王盤庚也是講「德」的。 那麼，「以德治國」是周人獨有的觀念，或者說，真是從西周開始的嗎？
這可得拿出鐵證來。
辦法是先查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沒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義是不是「道德的德」。
結論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詞義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詁林》中，沒有殷商時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個「德」字，見於「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銅器，而且是成王時期的作品，記載了周公營建「成周」（洛陽）的史實，叫「宅茲中國」。這也是「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金文的「德」與「中國」同時出現，豈非「天意」？
實話說，當我一眼發現這秘密時，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聯繫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師，請他幫我「排雷」。
我問：殷商青銅器上有「德」字嗎？
胡老師說，應該沒有。
我又問：何尊上的「德」，是目前發現最早的金文「德」字嗎？
胡老師說，目前是。
我再問：這個「德」，是「道德的德」嗎？
胡老師說，是。因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還特地提醒我：並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靈感來了！
靈感來自字形之別。
金文的「德」與甲骨文的「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組成，金文則多出一個「心」。《古文字詁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個，都沒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沒有「心」。字形，與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轍。
這就說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見」（得到）變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實上，何尊所謂「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大量見於文獻記載，現在又有青銅器為證。「以德治國」為周人所獨有獨創，已是鐵證如山。
不，「銅」證如山。
後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則「受天命而居中國，居中國者治天下」，豈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後來，歷代皇帝都自稱「奉天承運」，北京天壇的佔地面積遠大於紫禁城，豈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續？
周，難道不是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當然是。
靈光現，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禮為儀，周禮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倫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會社」等，已無須贅述。反正，中華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時間也開始了。
邏輯成立，證據確鑿，剩下的是細節。
細節，是顧問團隊一直強調的。
開始寫作中華史時，首席顧問曹永正就推薦學習《我們的故事：美國》。路金波組織了編輯團隊集體觀看，李蕾把這個學習稱之為「氣質培訓」，陳勤則把該紀錄片的敘事方式總結為「大歷史，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