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認識百無聊賴這個人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當時他已經不像早些時候那樣風光。不過是一個三十歲的平凡男子，微禿，不常開心，人們提起他或是介紹他的時候通常只說「這是國內第一個完全試管嬰兒賴伯勞。」「噢！長這麼大啦？」這是我——也許還有許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我們終於看見一個存活三十年的試管嬰兒。
如果我的寫作事業不是這麼忙碌，以致經常讓我把故事裡的角色和身邊的人物搞混的話，也許我能更正確地說出百無聊賴這個傢伙今年幾歲，或者我們認識的這些歲月里有多少深刻交往的經驗。所以一想到他，我只好從記憶中最清晰的數字——「30」——說起。
那個「30」是用一種老式的彎曲霓虹燈管製成的，發出刺眼的粉紅色光芒。它懸在省立聯合科技中心的大廳中央，四周圍繞著一圈食物，桌布是猩紅色的，和「30」調合成非常古典的節慶氣氛。桌外則圍繞著一圈吃東西的人，大部分是中心的研究委員、研究員、研究助理和研究助手。人群里也夾雜著一些沒有什麼重要新聞可跑，而肚子恰好餓了的傳播媒體的記者——當然，不包括那些機關報之類的小單位所布置的採訪機器人。我之所以會在場，好像是交一篇稿子或者借提資料之類的事。結果我成為吃客之一，代價是鼓掌兩三次，表示對百無聊賴生命成長的祝福。我約的那個人替我介紹了這位壽星，百無聊賴略顯興奮地握著我的手說：「久仰了，張先生，我一直是您的忠實讀者。」
他一直是我的忠實讀者？當時我就想：他媽的試管好像真搞不出什麼新鮮玩意兒。百無聊賴竟然向我要一本「親筆簽名的書」，並且帶些羞怯地放肆要求：「是不是可以請張先生寫『把它送給我的朋友——百無聊賴』，那就是我，賴伯勞。」
他首次約我吃飯的那一天我正好拉肚子，原因是那些年我一直持續著接受類似的飯局邀請，順便送書給做東道的仰慕者，經常鬧消化不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必須一面吃高蛋白食物，一面向仰慕者解釋我為什麼要在某部作品裡塑造某個角色，或者某個角色為什麼要演出某種情節，或者某種情節為什麼會變成一部作品。
不過那次的飯局很不一樣。我原本強打精神，準備迎接各式各樣來自一根試管的難題，以「文學家可以應付任何語言困境」的自信走進那個自助餐廳後，把「簽名的書」——一部張大春傑作精選卡匣——交給百無聊賴，他居然只說了這樣的話：「真是謝謝。張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實在是不習慣一個人吃飯。」
結果我輕輕鬆鬆地吃了一客丁骨牛排——噢，也許不是，《丁骨牛排》是我最新的一部小說的名字，寫的是一個屠夫如何成為素食主義者的故事。吃什麼其實不重要，倒是從那頓飯開始，我發現百無聊賴可以從一個「忠實的讀者」變成一個「輕鬆的朋友」以及「有趣的題材」。他喜歡我的作品，可是從不討論我的作品，到今天為止，他從來沒告訴過我：為什麼喜歡我的作品。而我喜歡他的原因也是個秘密——他值得我去寫。
我實在記不清那天吃午飯時的重要話題是什麼了。他很客氣，甚至客套，一種讓人在最初還以為是虛偽的謙和態度。他吃得不多，大部分的時候在玩弄餐具，同時談他生活里一些非常瑣碎的經驗、感覺，並且一定加上一句腳註：「這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東西。」可是他不停地把那些雞毛蒜皮塞進我的丁骨牛排（？）里。直覺告訴我：他之所以如此，是長期以來在省立聯合科技中心任職所培養出來的習慣。作家往往相信這些；比方說一個人的職業會影響他的語言，決定他的聲調。我的作家朋友們大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不過我堅決地相信。他們之所以如此，又不肯承認，其實也是職業使然，寫作使人的語言具有更強烈的歧義性和虛構性。好了，我扯遠了。百無聊賴在後來幾次和我見面的談話中經常提到他的職業，也印證了我的直覺。
「我的職業其實很無聊，不值一提的。」百無聊賴說，「中心不停地讓我換工作，就好像大多數正常的現代人一樣。通常都是在某個大機構里干資料分析員。唉！其實也談不上分析啦，真的談不上。大概和別的正常人不一樣的地方只是我必須定期和不定期地向中心各學科做一些口頭報告，就像古人寫日記那樣的老習慣一樣，說真的，微不足道。」
但是，作為一個像我這樣自以為滿有深度的作家，總對這種人生的經驗感覺好奇。每次我們見面，無論是去喝點酒、吃個飯、一同看有線電視台節目，或者到他最喜歡去的「自我演出舞台」——從前人們管這種舞台叫卡拉OK或伴唱什麼的——這些約會，我常會情不自禁地把百無聊賴當成一個小說里的角色去揣想、去了解。至少我還記得，在最初的幾年裡，我一直想把他這個人寫成一種特定製度下最動人的犧牲。想想看：省立聯合科技中心把一個三十多歲的試管嬰兒塑造成多麼可憐的動物？他必須每周接受一次徹底的速成全身健康檢查。至少這個為時七分鐘的檢查可以讓歷史學家知道「賴伯勞」受孕時代的落後科技提供了多少文化遺傳學上的演進課題；也可以讓社會學家了解「賴伯勞」雖然是傳統科技時代的產物，卻可以和正常的現代人一樣自我調適成最恰當的角色，至於生物學家的「賴伯勞」、人類學家的「賴伯勞」、病理學家的「賴伯勞」、宗教學家的「賴伯勞」、靈異學家的「賴伯勞」、經濟學家的「賴伯勞」等等，都各有一套可信度相當高的觀察理論。對於文學家來說，我的「賴伯勞」又是多麼的悲劇性啊！我絲毫無須戒備地切入百無聊賴的心靈深處，洞悉他和這個時代的矛盾。
當然，我必須驕傲地說：文學家比其他的學者專家更可貴的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我——不像其他人那樣現實。當爾後許許多多試管嬰兒陸續出現之後，我仍然願意以一種戀舊懷古的情意陪百無聊賴去「自我演出舞台」逗留幾個小時，聽他唱古老的歌曲，以示友誼。他唱了不少古老的歌曲，其中最乏味的就是那兩首《只要我長大》和《想起小時候》。我還記得有一年的耶誕夜，在永琦百貨公司頂樓的一家「自我演出舞台」上，他把這兩首歌至少唱了二十遍。他先唱《只要我長大》，接著唱《想起小時候》，然後互換旋律，又唱了一遍，這還不算什麼，百無聊賴更能隨意顛倒兩首歌詞的每一句，甚至每個字，最後他竟然倒著唱。誰都知道，歲尾年頭唱《耶誕老人進城來了》、《平安夜》、《耶誕鐘聲》之類的玩意兒可以來個千兒百遍的，沒有人會在意或厭煩，反正音樂打從耳邊溜過，倍增佳節的愉悅而已。可是百無聊賴那樣簡直有點惡搞，我至少聽到一打以上的客人在起身離座、整理圍巾，用力靠上椅子的時候說：「這個科學怪人完蛋了。」
「我真的完蛋了。」他精疲力竭地撐持著笑容，腦門上罩著的角錐帽使整張汗水淋漓的圓臉看來好像一團就要融化的冰淇淋，「中心又要給我換工作了。他們認為我比較適合到南門市場干出納員，那邊又正好有一個缺。」
「為什麼『他們』認為你比較適合？」我立刻追問，我猜想答案一定很有趣；不管答案怎麼樣，作家總可以在他預設的悲劇角色身上敏銳地嗅出一點點悲劇氣息來的。不是嗎？瞧他那快要融化的臉。
「好像，好像，」他扶了扶角錐帽，「他們算過了我的年齡、心跳、血壓、智商、體液濃度和恆溫比，呃，還有一些什麼意志力、決斷力、自制力、情緒力、性能力、雜七雜八的性格積數，好像是說我最近這一段期間的積數和南門市場的容需質數最吻合——噢，對了，有位靈異學教授還算出了南門市場地理環境里的氣數，據說和我的氣數不謀而合。」
我想當時我一定「喔」了一聲，並且沉思良久。因為滿巧的是：那年年尾我寫了一本神秘小說，談的是風水勘輿一類還算嚴肅的東西，以致將氣數奉為一本正經。如果百無聊賴的一切都真能在靈異學領域裡找到合情合理的依據，對我來說卻是件不無遺憾的事——氣數這種深刻嚴謹的學問無疑會削弱百無聊賴這個角色的悲劇性的。
不過我及時找到了他先前話語中的漏洞：「你剛才為什麼說你『真的完蛋了』呢？」「我對工作不挑剔的。」百無聊賴把角錐帽壓緊了些，「只是出納員太輕鬆了，每天八班制，一人只能輪三小時，那剩下來的二十一個小時該怎麼過呢？」
說起來百無聊賴過得還真不錯。出納員的待遇相當優厚（據說是因為高薪足以防止貪污這種已逐漸絕跡的古老罪行復甦），工作在穩定中有變化。百無聊賴和另外七個互相輪值的機器人同事可以隨時調整早晚班次，所以經常面對不同時間出入市場的人們。早九晚五的公務員總在晚飯前買汽化衛生紙回家；晚九早五的公共關係服務員則在吃過早飯後買汽化衛生紙回家——百無聊賴還跟其中一個「關係」了一陣子，對方的「服務」應該算不錯的，不會像她們古代的同業那樣，一面打毛線、看雜誌，一面催人「快一點」。可是後來出了紕漏，據市場當局調查說：百無聊賴原本要偷一瓶資本堂保膚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