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個大學圖書館裡打過一段短期工。某日碰上一位在書庫里漫無目標地晃蕩的老兄，看來與一般認真查訪書目者非常不同。為了嚇阻雅賊或是自我安慰，我硬著頭皮問他：「請問有什麼事嗎？」他瞄也不瞄我一眼地說：「什麼事也沒有，找找資料。」當天稍晚我和同事們清點那一區的藏書，發現短少了八十二本。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那看來根本無所事事的傢伙所說的話：「什麼事也沒有，找找資料。」
找資料這件事是可以沒有目的而為之的嗎？這是我從偷書賊身上學到的第一個教訓。我當時以為自己是圖書館的捍衛者，我捍衛的是知識；然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發覺我錯了。我當時所捍衛的只不過是圖書館的合法財產而已。但是有一個疑問似乎沒變過——至少我從未將之拿到陽光底下重新檢驗過——
找資料這件事是可以沒有目的而為之的嗎？
我總相信沒有目的的閱讀是最幸福的事，但是身為一個專業寫作者兼電台談話節目的主持人，我極少有機會消受這種幸福。我必須承認：近年來我的閱讀都與寫書以及媒體工作有關，閱讀變成一種扎紮實實的、為了某一特定目的而操作的資料搜尋。我的讀者（有一些人後來變成了我的聽眾）和聽眾（他們之中則極少會變成我的讀者）一定還以為我是個很能讀書的人——起碼我的公共形象總是同書本融通一氣，我也從來沒想到過這有什麼不妥。這多半是因為我忙得沒有時間去分辨自己讀書的目的性究竟如何——簡單地說，我並不以為每天當我捧著書本認真讀著的時候並不是在讀書，而只是在「消化資料」。
我從我任職節目主持的電台網站上認識的王克純教授在暑假接近尾聲的時候忽然很不尋常地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時間和他一起解決一個「找資料的問題」。
我想我當時是愣了一下，遲疑著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畢竟到了我們這把已經懶於應酬的年紀，還能成為網友，所憑藉的往往不是社交問訊；彼此之間若有交流，多半也只是知識的分享而已。我在同王教授結識的最初兩年里，連他是男是女、姓字名誰都不清楚，只知道他在網站上登錄的代號是「忘憂」，經常引用歷史材料來解釋或演繹時局，偶爾也會上點火氣，與一些政治信仰頗有差異的陌生代號拌兩句嘴。不過，大體說來，「忘憂」是個斯文、拘謹、不隨便發表議論，似乎總有耐心等到他熟悉的話題，以最簡練而準確的字句直指議論焦點的人。一旦他針對某事某題貼文發言，幾乎就形成結論了；這結論偶爾來得很快、很精到，多用家常語而不失深度，足以讓網上那些喜歡嘩眾取寵、立異鳴高且非死纏爛打不能過癮的人為之神喪氣沮。差不多就有整整兩年的時光，「忘憂」一直是那個看似以電台節目為核心的網路論壇上真正的意見領袖——我相信一定有許許多多的網友每天到這個網站來瀏覽一眼時總會迸出一個念頭：「不知道『忘憂』今天也來了嗎？」要不，在發表著什麼意見的時候總不由自主地想起：「『忘憂』會讀到我的這一篇貼文嗎？」
直到某日，我在電台提供的電子郵箱里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簡訊，內容只有兩行：「我是『忘憂』，聯絡電話XXXXXXXXXX。」我立時回了電話。就這樣，我認識了王克純教授。我們之間的聯絡僅止於偶爾通通電話，從第一次通話起，每一回交談——無論是他來電或者我回電——總是這樣的開場：「大春兄，你今天在節目上說的某某事其實並不是那樣的……」我和王克純教授從未謀面；在網路上，我還是稱呼他「忘憂」，也盡量不在論壇的公開發言中觸及私下電話里曾經交換過的話題，以免予人以私結群黨的誤會。總之，我願意用一句話描述這麼一個可以說沒有交情的朋友：他是一位隨時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對者。
我從來未曾料到：這位隨時令我感到敬畏而期待的校對者居然會有不糾正我的時候。這是先前說起我在暑假即將結束時接到那個電話之際竟然會遲疑了一下的原因。但是他緊接著說下去的一段話卻立刻打動了我：「一般找資料總有個目的，我不知道大春兄有沒有這種經驗：完全不帶任何目的而去找資料。有過這種經驗嗎？」
我登時會意——他這番話一定同我當天在節目中介紹偵探小說作家范達因（S.S.Van Dine）的一段內容有關。范達因在他那本極有名的《格林家殺人事件》（The Greene Murder Case，1928）中曾經這樣寫道：「當一個案子沒有了線索時——沒有出發點，沒有暴露內情的跡象——我們就有理由把每個東西都當作線索——或者更實際一點說，當作是破案拼圖中的一片。」這是一段讓我非常著迷的陳述，似乎也有意無意地借之而道出了推理小說的書寫奧秘。試想：一個作家在動筆寫作一篇偵探小說之初，並沒有一個案子的線索，甚至可能連個案子也沒有；從創作的常情去看，這種狀況是可能發生的。范達因的說法正是在隱喻作家直接進入其描述的世界，讓這些純屬表象客觀描述的細節自行暴露、萌發其構成線索的意義，甚至綻顯案情。我自然在提到范達因的作品時熟極而流地把他這段話背誦出來。我猜想王克純教授是因此而想到了「不帶任何目的找資料」的事；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問道：「你今天聽了節目了？」
「當然，」他說，「而且聽你在節目里說得那麼帶勁兒，我想你一定可以跟我一起解決這個找資料的問題。」
他真正的意思是要我陪他「下一盤找資料的棋」，一個純粹的遊戲。「下一盤找資料的棋」是他用來形容這個「純粹的遊戲」的用語。下棋的譬喻很實在。畢竟在開局之前，對陣的雙方沒有人會知道終局勝負如何；同樣的道理，在對手落子之前，也沒有人會知道自己的下一步棋將如何因應、如何進退。即使是再周全的布局、再精密的方略，往往也會因為對手的一步之差而牽動、而失算、而離譜。
王克純教授邀我下的這盤棋也不例外。賽局的進行方式是先設定一個學術領域，由一方提供該領域之內的一則資料，對方必須就這一則資料內容所及的範圍提供另一則相應的資料，兩則資料必須有相互可以融通的關鍵詞，關鍵詞為何？由接手的一方決定，但是互相銜接對應的兩則資料卻有三不可的限制：不可以使用同一個關鍵詞，也不可以引自同一個人的著述，也不可以出自同一本書。如此一來一往算一回合，每一回合的準備時間以四十八小時為限。換言之：對弈者各自找尋資料的時間是一晝夜，逾時未復訊即以棄子論，勝負就算是分曉了。此外，倘或有一方能在十二小時以內復訊，還可以附帶出一個考題，對方仍然必須在緊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之內復訊，並答出那個附帶的考題。答不出附帶的考題者雖然不算落敗，但是要另外記一個失點，雙方可以自行議訂失點如何計算在賽局的權值之中。我們草草商量了一下，決定一個失點換算一瓶啤酒。至於對弈的「棋盤」就是電台現成的留言網站，而賽局唯一的限制也和網站有關——不可以利用任何網路搜尋引擎下載資料。當然，沒有誰能監督對方不去使用網路搜尋引擎，一切但憑個人良知自律。
我們的第一個賽局是由我指定的領域：「文史資料里的植物」。第一手棋由王克純教授下出，以下就是我們對弈的記錄。
王克純教授的第一則貼文是這樣的。清人竹柏山房《閑居雜錄》載：「凡種諸果於三月上旬，取直好枝如拇指大，長五尺，插大芋或大蘿蔔、蕪菁中，種之皆活，三年後成樹，全勝種核。」在引文之後，王克純教授附筆寫道：「正以桃一枝做實驗中。半年來猶有青枝，可喜。」
輪到我接手，發現對手的確是個體貼的人。在他貼出的文字里不只有大芋、大蘿蔔、蕪菁（即俗稱的大頭菜）等植物，就連引文作者的署名中也有「竹」、「柏」字樣，我出手的範圍就很寬了。然而，自凡是博弈之類的事，我向好與人爭強鬥勝，絕對不講究謙讓饒人的美德。讀到對手的貼文之後立刻想起：如果我以「蕪菁」為關鍵詞，則可用的材料至少有韓愈的《感春詩》之二：「黃黃蕪菁花，桃李事已退」，或者是曹寅《戲題西軒草木》詩：「夾路蕪菁敗素鮮，薔薇削弱不成妍」，但是如此一來，反而給了對方「桃」、「李」、「薔薇」三個現成的關鍵詞。從相反的角度思考，我當然也可以引用《金匱要略》里《果實菜谷禁忌並治》的那短短的一則：「蕪菁根多，食之令人氣脹」，應該是夠枯澀單薄了，對手根本找不著一個明顯好用的關鍵詞相銜接。然而，一出手就太不給人留餘地又實在過於狠刻，我猶豫了大半天，才決定用「芋」做關鍵詞。
這得說一說幾年前我自己的一部創作——《城邦暴力團》。憶昔寫到第三十九章，曾經提及二十六歲那年我通過碩士論文口試的一段真實的往事。當時考我的兩位教授存心放水，總於答問間隨口敷衍、亂以他語。其中一位便引述《廣志》所載蜀漢之地推廣植芋，以大小分等，共十四等，最大的稱為「君子芋」，每一顆都有一斗左右的大小。想到了這一節，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