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職業造成的敏感吧，乘客一上車，帆足忠介就有一種不祥的先兆。儘管這位乘客衣著普通，語氣平常，看上去毫無一絲令人敬而遠之的樣子。
這位乘客是在東橫線邊上、都立大學附近的目黑路上遇著的。乘客獨自一人佇立在人行道暗處，拘謹地招手要車。當時正是五月末，時將夜晚十一點。
乘客拉開車門，報了目的地；一號街某飯店。
乘客鑽進車，帶進一股車外的空氣。帆足悄悄地從後望鏡里打量著乘客。
乘客是位六十歲上下的老年婦女，穿著喪服似的黑連衣裙，或許就是這種黑色才使帆足預感到不祥吧。看不清她的臉，可能她是故意坐在後望鏡反射不到的死角里的。她向司機報過目的地後沒吭過一聲，一直默默地凝視著車窗外。
司機討厭多舌的乘客，但乘客太沉默也令人不快。特別是在夜裡，就象身後擱著塊不會說話的石頭，會產生一種壓抑感。為了打破這種沉默，帆足把乘客的目的地重複了一遍：「您住在旭日飯店嗎？」
「是的。」回答只有兩個字。
「那一帶在市中心算是安靜的。」
對帆足的主動搭話，乘客只是點點頭。帆足無話可說車出了目黑路，駛進櫻田路。去市中心方向的車大都是空車，從市中心來的都載著客。
「聽說戰爭時期美軍選擇的原子彈投擲地就在旭日飯店一帶。」對毫無反應的乘客，帆足就說些駭人聽聞的事，多數乘客會有不同程度的反應。但她依然無動於衷，還是石頭似地靠在車座上，不知是累了還是不願搭理。帆足死心了。
出租汽車的主顧五花八門，只要付錢誰都可以坐。但是，司機可以選擇乘客，這是僅有的一點權利。在賓士的車裡可以接觸到各種人，但都是短暫的片刻。除了固定乘客，幾乎不可能再同乘客重逢。從這一點來看，乘客同過路的陌生人沒什麼兩樣。
有一位司機形容這種對乘客一生中某個片段的了解如同吃剩的「爆玉米花」，其意為：「顆顆都是相同的味，毫無特別之處，既無保留的必要，扔掉又有些可惜。」
帆足非常欣賞這個比喻，因為乘客談的雖然只是一生中某個片段，不夠全面，但細細分析各種人的悲哀和歡樂，可以從中預測自己的將來。所以司機們對乘客唯命是聽，儘可能多聽乘客的談話。
但是，出租汽車司機同乘客的生活經歷畢竟沒有關係，乘客有時也不把司機放在眼裡，在他們看來，司機不過是汽車上的一個活部件。所以他們談機密事不避忌司機，一對男女也會在車廂里若無旁人地胡搞。每當此時，帆足便不由地傷感起來，懷疑開出租汽車究竟有沒有社會意義。其實，司機們也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反正乘客如同「爆玉米花」罷了，將他們收籠起來，匯入東京的人流。無數人聚集一地才形成繁華的城市，要不然的話，就會象眼下這條路一樣冷僻。誰都不會關心出租汽車司機的生活，也沒有人去體會整日奔波是什麼滋味。眼下這位冷若冰霜的乘客就是如此，她也是許許多多「爆玉米花」中的一顆。
帆足的車出了櫻田門，沿櫻田的護城河向左拐，同銀座方向來的車合為一個車道。這時身後傳來乘客微弱的呻吟聲。
「客人不舒服嗎？」帆足問。
沒有回答。
「覺得不好受的話請打開車窗」。要是在狹窄的車廂里一吐，車內立刻會有一股濃烈的胃酸味，不能再接其他乘客了。
不知她是否聽到帆足的話，呻吟聲愈加沉重了。
「您怎麼啦？怎麼啦？」帆足大膽地在行駛中扭過頭——乘客顯出很難受的樣子，痛苦地弓著背倒在車座上，口中吐出血沫。
「哎呀！不得了。」帆足大椋失色，馬上把車開到路邊剎住，跳下駕駛座，打開後車門一看，乘客已經奄奄一息了。帆足意識到她的處境非常危險，一時驚慌失措竟忘了送醫院。但是，他意識到必須立即採取措施，刻不容緩。
趕快呼救，不巧的是周圍既無電話又無行人，只有穿梭般的車流。雖然帆足平時也是這車流中的一員？但他第一次體會到他們竟如此冷酷無情，好象是一堆沒有生命的、移動著的鋼鐵。明明車中坐著人，卻目不斜視地只顧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誰也不來理會路邊這位瀕臨死亡的人。有的車唯恐受連累，從帆足身旁開過時還故意加大了馬力。
乘客顯得更痛苦了，她目光朦朧，神志不清。
困窘中的帆足想起曲町警察署就在附近，找到警察一定有辦法。儘管平時警察與司機是冤家對頭，但帆足還是毫不猶豫地鑽進駕駛座，猛地發動起引擎。
突然送來個瀕臨死亡的人，曲町警署毫無防備，馬上叫救護車。但就在救護車趕到的同時，乘客停止了呼吸。救護車不載屍體，只好空返。但曲町警署卻必須對這具送上門來的屍體負責。
一旦發現屍體，首先要聽取發現者的陳述，大部分案件的偵破工作都是以此為開端的。但屍體（送來時尚未氣絕）被送上警察署的大門來，這是十分罕見的。警署成了死亡現場，如果死者是被害的話，那麼這種破案開端在偵破史上是很少見的。
死者的遺容十分痛苦，就象在車裡難受得倒在車座時一樣，屍體的外觀給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中了毒。要是能掌握攝毒情況就可以分析出死因，而確定死因是很重要的。如果確是中毒死亡，那就要查出死者是在何地、用什麼方法攝毒的。據司機反映，上車不久她就發出呻吟，那麼，應該是在上車前攝毒或上車後服了毒性快的毒品。按常規對帆足進行了詳細的詢問，但他也無法回答攝毒時間是在上車前還是上車後。
死者是六十歲上下的老年婦女，帶著褐色的皮製手提包。為了確定她的身分，檢查了手提包，內有一些小物件，五萬日元現金以及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給的因公出國護照，護照上的照片就是死者。姓名：楊君里。58歲。身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譯員。另有一張千代田區一號街旭日飯店724室的居住證。中國政府的譯員在因公來日期間奇怪地死亡，這非同小可，警署內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屍體目檢後，送去解剖。同時警署又與中國駐日大使館聯繫，並派警官前往旭日飯店，死者很可能在那裡下榻。旭日飯店的方向恰恰同曲町警署相反，難怪司機慌亂之中把死者送到曲町警署來。
旭日飯店是家中型旅館，有二百多間客房。旅客是以中國人為主的東南亞人。前去旭日飯店的是曲町警署偵察課的棟居弘一良。
由於死因尚未弄清，所以調查是從意外事故死亡、自殺和他殺三方面進行的。從旭日飯店了解到：死者楊君里是農林省以及日中睦鄰協會共同邀請來日訪問的中國農業參觀團的譯員。參觀團一行十二人，由農業科技人員組成，從五月十五日起，二周內訪問了京都、奈良，長野、秋田、福島、宮城等地，預定明天回國。昨晚，也就是五月三十日晚上，楊在九時外出，說去走訪住在飯店附近的故友。
楊君里在北京的日語學校執教多年以後當了翻譯，這次來日是首次。楊出身於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戰爭時曾同日本人結婚並生下一女兒。戰爭結束時，丈夫和女兒都回了日本。
「那麼，楊君里這次來日是不是去會見過去的丈夫和女兒的呢？」棟居問喻團長。
「她來日本前就知道了訪日期間的住所，她盼望了很久。」喻團長用生硬的日語回答說。
「這麼說，楊要會見的、住在東京都里的故友就是昔日的丈夫和女兒羅？」棟居問。
「這一點，她沒有說，也不願意說。但我想很可能是這樣。當年分手後，三十多年過去了，她的丈夫和女兒一定在日本有了家庭。我想，她雖然想見到他們，但總有些不方便吧。」喻團長的話並沒有惡意。
「您是否知道她要找的人住在東京什麼地方？」
「不知道。明天就要回國了，我沒問她，而且看來她也不願意告訴我。她只說出去一會兒就回來。我看不一定在她故友的家裡會面。」對楊的去向，喻團長一無所知。他對譯員的意外死亡感到很不理解。
棟居徵得喻團長同意後，檢查了楊君里的遺物。或許從遺物中可以發現她該晚的去向。
楊君里住的724室是間標準面積的普通單人房間，五至六坪 大小，室內有床、桌椅、衣櫥，附有衛生間。衣櫥里只掛著一件睡衣。
明天就要回國，楊君里的行李——一隻旅行箱和一隻皮箱都整理好了。要是有線索的話，很可能就在箱子里。喻團長提出：箱子的主人已經死亡，死者在國內又沒有親屬，這行李應該作為她的遺物。於是，棟居領取這二個箱子暫時保管。
解剖還沒有結果，無法確定偵察方案，一時還找不到什麼線索。
乘客突然死在車裡，帆足忠介只好自認倒霉。本來想去兜長途乘客，警察卻慢吞吞迆向他了解事情經過，又叫他填寫詳細的調查表，好不容易搞完，天已近拂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