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被殺
卡剛出茶館，就在人行道上碰到了穆赫塔爾。正在全神貫注趕路的穆赫塔爾也看到了他，不過在紛飛的大雪中他好像沒有認出卡來，卡一開始也想避開他，不過最後兩人還是像老朋友一樣擁抱住了對方。
「你把我的話轉告給伊珂了嗎？」穆赫塔爾問道。
「告訴了。」
「她怎麼說？來，我們去那家茶館坐坐，你說給我聽聽。」
儘管發生了軍事政變，而他不僅在警察局裡挨了揍，就連市長的職位也泡了湯，可穆赫塔爾看起來一點也不悲觀。「他們為什麼不抓我？因為只要雪一停，路一暢通，那些當兵的一撤走，就會舉行選舉了。你把這些告訴伊珂。」穆赫塔爾在茶館裡說道。卡說他會告訴伊珂的，隨後便問穆赫塔爾有沒有「神藍」的消息。
「是我最先邀請他來卡爾斯的。過去他每次來卡爾斯的時候都住在我那兒，」穆赫塔爾自豪地說道，「不過自從伊斯坦布爾的媒體把他列為恐怖分子之後，為了不給我們黨帶來麻煩，他來這兒時就不再找我們了，所以我是最後一個才會知道他幹了些什麼。對於我所說的，伊珂有什麼反應嗎？」
卡告訴穆赫塔爾，對於他的復婚請求，伊珂沒有作出什麼特別的答覆。聽到卡的這番話，穆赫塔爾臉上的表情彷彿在說，這就是一種特別的答覆。他說他非常希望卡知道自己的前妻是個多麼多情、多麼細膩、多麼寬容的一個女人。在她困難的時候自己對她不好，為此他現在很後悔。說完這些，他問道：「回伊斯坦布爾以後，你會親手把我的詩交給法希爾的，對嗎？」得到卡肯定的答覆以後，他看上去就像個傷心的大叔一樣。現在，卡面對穆赫塔爾時的那種愧疚感已經被介於同情和厭惡之間的一種感情所替代了。隨後，穆赫塔爾從兜里掏出一張報紙來，他高興地說道：「我要是你的話，就不會這麼悠閑地在大街上轉悠了。」
卡從他的手中一把搶過報紙，這是《邊境城市報》明天的報紙，上面的墨跡還沒幹呢。卡快速地看了起來：「話劇演員政變的成功……卡爾斯平靜的日子，選舉推遲了。國民對政變很滿意……」隨後，他看到了第一頁上穆赫塔爾指給他看的那條新聞：
卡爾斯城一個不相信真主的傢伙
所謂的詩人——卡在這段亂糟糟的日子裡
在我們城裡找尋什麼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我們的報紙昨天對這位所謂的詩人進行的介紹
在卡爾斯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昨天晚上，著名的藝術家蘇納伊·扎伊姆和他的同伴們一起成功地上演了一部宣揚阿塔圖爾克主義、呼喚和平與安寧的作品，演出得到了群眾們的熱情參與。在演出過程中，一名所謂的詩人——卡讀了他自己寫的一首讓人費解、了無生趣的詩，讓觀眾們非常掃興。關於這個卡，我們聽到了各種各樣的傳言。多年以來，我們卡爾斯人同心同德，和睦相處。而今，我們卻受外力影響，陷入了紛爭：我們的社會人為地分割成了兩半，我們的人民也分成了世俗者和宗教徒，分成了庫爾德人、土耳其人和亞塞拜然人；我們本應忘記的關於亞美尼亞大屠殺的種種說法又復甦了。就在這個時候，這個從土耳其逃到了德國並在那兒生活了數年的傢伙，就像個間諜一樣，突然出現在我們當中，在民眾中引發了種種疑問。令人很遺憾的是，我們宗教學校的年輕人經不起煽動。兩天前，這個卡和這些年輕人在火車站見了面，卡對那些年輕人說：「我是無神論者，我不相信真主，可我也不自殺，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什麼真主。」他這麼說對嗎？歐洲所謂的言論自由，難道就是要否定真主的存在，說什麼「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貶低最神聖的東西」嗎？他靠德國的錢來過活，可這並不代表他有權將我們的信仰踩在腳底！難道你是因為對於自己是個土耳其人感到很難為情，所以才隱藏了自己的真名，並且模仿外國人給自己編了個名字叫卡？讀者們打電話給我們，很痛心地告訴我們，這個沒有信仰的洋鬼子為了離間我們，在我們艱難的時候，來到我們這裡，他敲響我們這兒窮人區的房門，煽動人們造反，他甚至還想詆毀締造我們共和國的阿塔圖爾克。所有的卡爾斯人都想知道，住在卡爾帕拉斯旅館的這個所謂的詩人為什麼要來我們這兒。這個否認真主和先知的胡言亂語者，卡爾斯的年輕人會好好地教訓他的！
「二十分鐘前我路過的時候，塞爾達爾的兩個兒子剛剛開始印這份報紙，」穆赫塔爾說道。此刻他的心情好像不錯，這並不是因為他要分享卡的恐懼和不安，而是因為他提起了一個有趣的話題。
卡頓時覺得自己很孤獨，於是他再次仔細地讀起這則新聞來。
卡在幻想未來自己燦爛的文學生涯時，曾經想過自己會因為即將給土耳其詩歌（現在卡覺得這個民族性的概念太可笑、太可憐了）帶來現代派的創新而遭受非議和攻擊，也曾經想過這種敵意和不理解會給自己帶來一種氛圍。儘管他最近幾年已是小有名氣，可報上並沒有刊登過這樣的攻擊和批評，所以，現在卡一直在琢磨「所謂的詩人」這一表述。
穆赫塔爾告訴卡，不要再像個靶子似的在大庭廣眾之下閑逛了，然後便扔下他離開了茶館。穆赫塔爾走之後，卡的心裡感到了一陣恐懼，他害怕自己會被殺死。過了一會兒，卡也離開了茶館，外邊還在下著雪，但雪花落得出奇得慢，就像是電影里的慢鏡頭。卡若有所思地在雪中走著。
一個人為了政治理想而獻身，為了自己所寫的東西而犧牲，這對於年輕時候的卡來說，是個可以達到的最高精神境界之一。等到了三十多歲，他目睹了很多朋友和熟人為了一些愚蠢甚至是危險的想法被折磨致死，或是在街頭被政治幫派暗殺，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竟然是被自己手裡拿著的炸彈給炸死的。這些人荒唐的人生讓他放棄了自己的這一理想。現在他已不再相信這些政治理想了，可為了這些政治理想，他已經在德國流放了這麼多年，這也讓他徹底斷絕了與政治和自我犧牲之間的關係。他在德國的時候曾看到過一則新聞，說是土耳其的某位專欄作家很有可能是因為政治原因而被伊斯蘭分子殺害的，對這一事件他很是氣憤，對於死去的這位作家他也感到敬佩，但沒有絲毫的崇拜。
走到哈利特帕夏大街和卡澤姆卡拉貝奇爾大街的交叉口時，卡幻想著從牆上的洞里伸出一支槍，把自己一槍打死，自己就倒在白雪皚皚的人行道上。他想像著伊斯坦布爾的報紙會寫些什麼。為了不把事情弄大，為了掩蓋自己的責任，市政府和地方情報機關很可能會把這件事隱瞞起來。伊斯坦布爾的報紙也不會注意到他是個詩人，不一定把這件事給登出來。他的那些詩人朋友和《共和國報》的編輯們日後也許會把這件事給揭露出來，但這樣一來，他的死訊可能會被塞到沒人看的藝術版里，而即將發表的一篇評論他的詩作的文章也會變得無足輕重（誰會寫這篇文章呢？法希爾還是奧爾罕？）。要是真有漢斯·漢森這個德國記者，而且卡也認識他的話，《法蘭克福評論報》也許會登出這條新聞，除此之外，不會再有其他的西方報紙理睬這檔子事了。為了安慰一下自己，卡想自己的詩也許會被譯成德語登在雜誌上，但他非常清楚，自己要是因為《邊境城市報》上的這篇文章被殺死的話，那完全是白死。卡很害怕，他怕死，但更多的是害怕在這個時候死，因為他和伊珂在法蘭克福的幸福生活已經出現了希望的曙光。
卡的眼前湧現出了近年來被伊斯蘭分子槍殺的一些作家的身影：改信無神論、試圖指出《古蘭經》里矛盾之處的一個說教者（他們從他的身後朝他的腦袋開了一槍）；寫專欄文章諷刺那些戴頭巾和面紗的婦女，把她們說成是「步行蟲」的主編（一個早上，他和他的司機一起被人用機關槍打死）；指出土耳其的伊斯蘭運動與伊朗有關的專欄作家（發動汽車的時候，連同他的車子一道被炸到了半空中）——即便對他們心存敬愛之意，會為他們淚滿盈眶——可卡還是覺得他們的激情、他們的憤怒、他們的決心有點天真。對於這些熱情似火的作家或是那些因為類似的原因在偏遠城市的小衚衕里遭黑槍的記者，伊斯坦布爾和西方的媒體根本就不感興趣，這讓卡很氣憤，可讓他更為憤怒的是人們很快就會徹底忘記這些作家。突然間他驚奇地發現，原來躲在角落裡幸福地生活是非常明智的一件事。
卡來到了《邊境城市報》位於法伊克貝依大街的辦公室。在除掉了冰的櫥窗內的一角，他看到明天的報紙就張貼在那兒。他又看了看有關自己的報道，然後走了進去。塞爾達爾先生的大兒子正在用尼龍繩捆著已經印好的報紙。為了讓他們認出自己，卡脫掉帽子，拍了拍肩膀上的雪。
「我父親不在，」小兒子手拿擦機器的抹布從裡面走出來，說道，「您要喝茶嗎？」
「明天的報紙上關於我的那篇報道是誰寫的？」
「有關於您的報道嗎？」小兒子皺著眉頭問道。
「有啊，」嘴唇同樣很厚的哥哥友好地笑了笑，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