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蘭克福
距卡來卡爾斯時相隔四年，離他死的那天相隔四十二天，我去了法蘭克福，去了他在法蘭克福的住處，他就是在這裡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八年。那是二月的一個雨雪天，還刮著風。我是早上坐飛機從伊斯坦布爾去的法蘭克福，這座城市，比卡給我寄了十六年的明信片上的還要無趣。除了從身邊疾馳而過的黑色轎車、像個幽靈似的時有時無的有軌電車、手拿雨傘快步前行的家庭主婦們之外，街上空蕩蕩的。天是那麼的陰，是那麼的暗，雖然是中午，可街上的路燈都亮著，發出黃色的光。
位於市中心的火車站周圍，人行道上滿是烤肉店、旅行社、賣冷飲和性用品的商店，我很高興這兒也有這些讓大都市充滿活力的東西。住進旅館後，我和一個愛好文學的土耳其裔德國青年通了電話，是他在我的請求之下邀請我來德國在「人民之家」發表演講的。和他通完電話之後，我就去了車站的一家義大利咖啡館，和塔爾庫特·厄爾欽見了面。我是在伊斯坦布爾從卡的妹妹那兒拿到他的電話號碼的。塔爾庫特·厄爾欽大概六十歲左右，心腸很好卻略顯疲憊，他是法蘭克福最熟悉卡的人了。在卡死後警方的調查過程中，他給警方提供了線索，他還打電話回伊斯坦布爾和卡的家人取得了聯繫，並幫著把卡的屍體運回了土耳其。卡曾經說過從卡爾斯回來四年後他才完成了詩集，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詩集的草稿是不是在他德國的家中，我問過他的父親和妹妹他都留下了些什麼東西。那時，他們沒有心情去德國，於是他們請我代為收拾卡的遺物。
塔爾庫特·厄爾欽是60年代初來法蘭克福的第一批移民，在土耳其人協會和慈善機構從事了多年的教師和顧問工作。他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都出生在德國，他很自豪把他們都送進了大學，他還給我看了他們的照片。在法蘭克福的土耳其人當中，他很受大家尊敬，可就在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生活在德國的第一代土耳其人身上和政治流亡者身上的那種無與倫比的孤獨和挫敗感。
塔爾庫特·厄爾欽先給我看了看卡被殺時帶在身邊的小旅行袋，這是警察讓他簽了字之後交給他的。我立刻打開旅行袋，貪婪地翻了起來。裡面有卡十八年前在尼尚坦石買的睡衣、一件綠色的毛衣、刮鬍刀、牙刷、一雙襪子、乾淨的內衣，還有我從伊斯坦布爾給他寄來的文學雜誌，不過沒有他那本綠色的小本子。
在前面，車站擁擠的人群中，有兩個上了年紀的土耳其人正在有說有笑地拖著地。我們一邊看著他們，一邊喝著咖啡。這時，塔爾庫特·厄爾欽對我說：「奧爾罕先生，您的朋友卡先生很孤獨。在法蘭克福，包括我在內，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不過，他還是答應把他知道的都告訴我。
我們從車站背後那些已有百年歷史的廠房和廢棄的軍營中間穿過，來到了貧民街（卡在這兒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八年）附近的一棟樓。這幢公寓樓面朝兒童公園和一個小廣場。不過，我們沒找到女房東給我們開大門和卡的房間。在卡寄給我的信里和我們為數不多的電話通話中（卡總是想當然地以為土耳其正是休息時間，所以不喜歡打電話回國），他給我講過這個無人照管的小公園，還有旁邊的雜貨店和前面賣酒和報紙的商店那昏暗的櫥窗。當我們在雨雪中等著來人給我們打開這扇已經掉了漆的大門時，我看著這個小公園、雜貨店和商店的櫥窗，彷彿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回憶。在炎熱的夏夜，卡總是和義大利、南斯拉夫的工人們一起，坐在公園裡鞦韆旁的長凳上喝啤酒，而現在長凳上已經積了厚厚的一層雪。
在卡的最後這幾年裡，他每天早上都去市圖書館。我們沿著他每天的路線朝車站廣場走去。卡喜歡走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之中，我們也像他一樣，走進車站大樓，穿過地下市場，從凱瑟斯特拉斯大街上的性用品商店、賣旅行用品的商店、糕餅店和藥店的門前走過，沿著電車的路線，我們一直走到了警察總局廣場。一路上，塔爾庫特·厄爾欽和烤肉店、果蔬店裡的土耳其人、庫爾德人打著招呼，他告訴我說，卡每天早上都會定點經過這兒到市圖書館去，而這些人每天都會對他說「早上好，教授」。他給我指了指廣場旁邊的一家大商場——卡夫霍夫，因為我曾向他打聽過這家商場。我告訴他，卡在卡爾斯穿的那件短大衣就是在這兒買的。他提議要帶我進去看看，不過我拒絕了。
卡每天早上都去的法蘭克福市圖書館是一棟很現代的建築，不過看上去沒有什麼個性。經常來這兒的人都是些家庭主婦、消磨時間的老人、無業游民、一兩個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邊做作業一邊嬉笑的學生，當然了，還有這種地方的常客：超胖的人、殘疾人、瘋子和智障。有個流著口水在看圖畫書的年輕人抬起頭來沖我伸出了舌頭。塔爾庫特·厄爾欽在書堆里感覺很壓抑，把他安排到樓下的咖啡廳坐下以後，我來到放英文詩的書架跟前，開始在書封底上的借書卡片里找起我朋友的名字：奧登，勃朗寧，科勒里德格……每當我看到卡的簽名，想起這個在圖書館裡耗費生命的朋友時，我的眼圈便禁不住濕潤了。
我馬上結束了這次讓我無限感傷的調查活動，和我的嚮導一起沿著來時的路線靜靜地往回走。凱瑟斯特拉斯大街上有一個叫「世界性中心」的商店，我們在它的門前朝左拐去，往下走了一條街，來到了慕尼黑大街。在這兒，我看到了土耳其果蔬商店、烤肉店和一個空蕩蕩的理髮店。我早就知道他要給我看什麼了，我的心怦怦地跳著，可眼睛卻在注視著果蔬店裡的橙子和韭蔥、單腿的乞丐、照在艾登旅館櫥窗上的車燈和夜幕下閃閃發光的「K」字形粉紅色霓虹燈。
「就是這兒，」塔爾庫特·厄爾欽說，「他們就是在這兒發現卡的屍體的，對，就是這兒。」
我獃獃地望著潮濕的人行道。這時，兩個孩子從果蔬店裡推推搡搡地沖了出來，其中一個踩在卡身中三槍之後倒下的地方，從我們面前走了過去。前面不遠處停著一輛卡車，紅色的車燈映在瀝青路面上。卡就是在這塊地上痛苦地掙扎了幾分鐘以後，在救護車還沒有趕來時就死去的。我抬起頭，看了看卡死去時看到的這片天空：在底層是土耳其轉烤肉店、旅行社、理髮店和啤酒屋的這些灰暗的老樓房和路燈電線之間，只能看到一片狹窄的天空。卡是晚上將近十二點時被殺的。塔爾庫特·厄爾欽告訴我說，那個時候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人了，就算有一兩個，也是妓女在這兒來回溜達。實際上妓女們都在上面的凱瑟斯特拉斯大街接客，只不過在熱鬧的夜晚、周末和開展覽會的時候，妓女們也會到這兒來。他見我左顧右盼，就像是在找殘留的痕迹時，便說道：「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德國警察和土耳其警察不一樣，他們做事很認真的。」
不過，當我開始在附近的那些商店進進出出的時候，他很熱心地給我提供了幫助。理髮店的女孩們認識塔爾庫特·厄爾欽，她們和他打著招呼。案發的時候，她們當然不在店裡，實際上她們根本就沒有聽說過這回事。「土耳其人只讓女孩學理髮，」從店裡出來後他對我說，「法蘭克福有好幾百個土耳其女理髮師。」
果蔬店裡的幾個庫爾德人則對兇殺案和警方的調查知道的更多一些，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並不是特別歡迎我們。「節日烤肉店」里有個好心的服務員手拿一塊臟抹布正在擦塑料桌布，案發當晚他拿著同一塊抹布一直工作到十二點，他聽到了槍聲，等了一會兒之後他才衝出去，成了卡活著時見到的最後一個人。
從烤肉店出來之後，我進了第一個地下通道快步走到了一幢大樓的後院。在塔爾庫特·厄爾欽的指引下，我們下了兩層樓，穿過一扇門，來到了一個車庫般大小、看起來曾做過儲藏室的地方。這個地下世界還挺嚇人的，從樓底一直通到街對面的人行道。從當中間的地毯和聚集在一起做晚禱告的五六十個人可以看出，他們把這兒當清真寺來用。周圍則和伊斯坦布爾的地下通道一樣，是一些髒兮兮、黑黢黢的小店，其中我看到了一個連櫥窗都不亮的首飾店、一個侏儒果蔬商和他旁邊忙碌的屠夫，還有就是一個賣香腸的雜貨店，它的夥計正全神貫注地盯著咖啡館裡的電視機。頂頭處，有一個賣土耳其果汁、土耳其麵條和罐頭以及宗教報紙的小攤和一個比清真寺還要擁擠的咖啡館。一群疲憊的男人聚集在煙霧瀰漫的咖啡館裡看著電視里放的土耳其電影，偶爾會有一兩個人出來，徑直朝門口塑料桶上的水龍頭走去，他們這是要去凈身。「節日和周五做禮拜的時候，這兒能有兩千人，」塔爾庫特先生說，「從樓梯那兒到後院都擠滿了人。」為了不白來一趟，我在書報攤上買了本《公報》雜誌。
隨後我們在清真寺正上方的一家老式慕尼黑風格的啤酒屋裡坐了下來。「這個清真寺里的人都是蘇萊曼的追隨者，」塔爾庫特·厄爾欽指著下面說道，「他們信奉伊斯蘭教，但他們不參與恐怖活動。和民族主義者、傑瑪萊亭·卡普朗的追隨者們不一樣，他們從不和土耳其政府發生矛盾。」不過，肯定是我眼中的疑惑以及亂翻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