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納伊·扎伊姆的軍人事業和現代戲劇事業
卡在國立醫院太平間指認了其中一具屍體，就此匆匆忙忙做了筆錄，卡在上面簽了名。卡和鷹鉤鼻坐上同一輛軍用卡車，膽小的狗閃到一邊，看著他們沿著空蕩蕩的街道走著，街上掛滿了競選海報和反對自殺的宣傳畫。往前走著，卡可以看到原本拉著的窗帘拉開了縫，玩遊戲的小孩子們和父親們向經過的卡車投來了好奇的目光，但此時卡的心思完全不在這裡。奈吉甫的臉，直挺挺躺著的姿勢總是出現在他眼前，揮之不去。他想到了旅館伊珂會安慰他的，可是卡車經過空曠的城市廣場後，來到阿塔圖爾克大街的盡頭，在與民族劇院隔兩條街的一棟樓前停下，這樓是俄羅斯時期留下的，約有九十年歷史。
這是個單層別墅，來卡爾斯的第一個晚上，它的美和頹敗使卡傷感不已。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後，共和國初期，同蘇聯做木材和皮革生意的著名商人瑪盧夫先生和他的家人在這裡度過了二十三年的奢侈生活，他們擁有很多廚師、傭人、馬拉雪橇和馬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開始，國家安全部門以間諜罪指控這位在卡爾斯和蘇聯做生意的著名富商，拘捕他，折磨他，最後，他和他的家人一去杳無音信，消失了，別墅也沒了主人，因為財產官司空閑了近二十年。20世紀70年代，這裡被一個手拿棍棒的馬克思主義派別佔領，他們把這兒當成了總部，一些政治謀殺就是在這兒策劃的（市長、律師穆扎菲爾先生幸免於難，但也受了傷）。1980年軍事政變后里面又被清空了。再後來一個聰明的冰箱、火爐銷售商買下了旁邊小商鋪，並把這裡變成了他的倉庫。三年前又有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企業家，帶著他在伊斯坦布爾和沙烏地阿拉伯做裁縫攢起來的錢，回到家鄉，把這裡變成了他的縫紉作坊。
卡一進去，就在畫著玫瑰的橘紅色牆紙的柔和光線下看見了像奇怪刑具一樣的一台台紐扣機、笨重的老式縫紉機和掛在牆上的大剪刀。
蘇納伊·扎伊姆身上穿著卡兩天前第一次見到他時穿的那件舊大衣和毛衣，腳上穿著軍用皮靴，手指夾著根不帶過濾嘴的香煙，在房間里來回踱步。一見到卡，就像是見到親密的老朋友似的，面帶喜色，跑過來擁抱卡並親了親他的臉。這親吻，正如在旅館的那個「牲口販子」的親吻一樣，都帶有些「願政變給國家帶來好運！」的味道，也有讓卡感到訝異的過於友善的一面。卡後來解釋這種友善是因為兩個伊斯坦布爾人在像卡爾斯這麼貧困偏遠的地方，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見面所造成的，但卡也明白其中一些困難條件正是蘇納伊·扎伊姆自己製造的。
「憂傷的黑暗之鷹每天都在我心裡舞動翅膀，」蘇納伊說，他用一種神秘的語氣驕傲地說：「但是我不會動搖，你也要堅持住。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卡，在大窗戶射進來的雪光下，看見了高高的天花板各個角落裡的浮雕和一隻很大的爐子，它們像是在訴說著當年的奢華。寬敞的屋子裡手拿無線對講機的人們，不斷打量自己的兩個大塊頭衛兵，朝走廊開的門邊那張桌子上的地圖、武器、打字機和文件，所有這些讓他馬上明白了這裡就是「革命」的指揮中心。蘇納伊手裡還有相當多的部隊。
「曾幾何時，那是我們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蘇納伊在屋裡邊走邊說，「在最偏遠、最貧窮、最卑賤的邊境小城裡，當我知道在那裡別說演戲的地方，就連晚上能歇個腳的旅館都找不著，而且老朋友早就離開了的時候，憂傷之情開始在我心裡慢慢萌動。為了不被它俘獲，我四處奔波，我在想這些地方有沒有對現代藝術，對來自現代世界的我們、這些信使們感興趣的人，於是我挨家挨戶地去拜訪那些醫生、律師和教師們。當我了解到我知道的惟一的地址早已沒人住了的時候，當我明白警察根本就不允許我們演出的時候，當最後一線希望，為了徵得允許想同縣長見面都遭到了拒絕的時候，我知道內心裡的黑暗要造反了。那時，在我胸中打瞌睡的鷹開始慢慢地張開翅膀，為了扼殺我，它開始騰空了。那時，我就在世界上最寒磣的茶館，如果連這也沒有的話，就在長途車站的入口處找個高處，有時因為火車站站長看上了我們劇組的哪個姑娘，憑這個關係在火車站，在消防站，在小學的空教室里，在大排檔，在理髮店的櫥窗里，在旅店的台階上，在牲口棚里，在人行道上演我的戲。我決不向憂傷投降。」
馮妲·艾塞爾從朝向走廊的門走了進來，蘇納伊從「我」過渡到了「我們」。這對夫妻間的關係是如此親密，卡沒有從這一過度中感覺到絲毫做作。蘇達·艾塞爾那龐大的身軀優雅地靠近卡，匆匆地和卡握了握手，低聲跟丈夫說了幾句話又匆忙離開了。
「那是我們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蘇納伊說。「所有的報紙都在說我們在這個社會、在安卡拉和在伊斯坦布爾的那些混蛋們的眼裡已經失寵了。在我抓住生活中——只有幸運的天才才會擁有——最重要的機會，是的，正是我要以我的藝術來與歷史潮流作抗爭的時候，突然一切都從我的腳底下抽走了，我一下子掉進了最貧窮的泥潭。在那兒我也沒有退縮，但是我在與憂傷搏鬥。就算我還要在這泥潭裡陷得再深一些，身處在這骯髒、卑賤、貧窮和無知之中，我也從來沒有喪失信念，相信自己會得到那真正的材料，相信自己會得到那顆巨大的珠寶。你為什麼要害怕呢？」
走廊里出現了一名身穿白大褂的醫生，手裡拎著包。他裝出一副緊張的樣子取出血壓計給蘇納伊紮好，這時蘇納伊看著從窗戶照進來的白光，神情中充滿了「悲劇」色彩。卡想起了他在80年代初「在社會中失寵」的歲月。但卡記得更清楚的是蘇納伊在70年代所扮演的一些使他名聲大振的角色。在左派政治戲劇的黃金時代，使蘇納伊從那個年代許多小劇組中脫穎而出的，是他演員的天分和勤奮，但更是觀眾在他主演的一些作品中從他身上感覺到的天生的領袖氣質。年輕的土耳其觀眾非常喜歡蘇納伊，因為他在戲劇中將一些歷史上的鐵腕人物，比如說拿破崙、羅伯斯庇爾或是恩維爾帕夏之類的激進派革命分子或是與他們相類似的一些本地的英雄人物演得活靈活現。高中生們、大學生中的「進步分子」們含著熱淚、熱烈地鼓著掌看著他用高昂而有感染力的聲音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訴苦，即使挨了暴政者們的耳光，他還是驕傲地抬起頭說：「這個賬總有一天要算的」。在最困難的日子（一定會進監獄）他滿懷仇恨地咬緊牙關，鼓勵同伴們，但是在需要的時候，為了人民的幸福，即便會讓自己的內心十分痛苦，他也會無情地使用暴力。特別是戲快結束時，取得政權後，在懲罰那些壞蛋時表現出來的那種果決，據說有他所受軍事教育的痕迹。他曾在庫萊利軍事高中學習過。因為他劃著船跑到伊斯坦布爾，在貝尤魯的劇院里消磨時間，還因為他在學校試圖偷偷上演一部名為「冰消融之前」的戲，在最後一年被開除了。
1980年的軍事政變禁止上演此類左派政治戲劇，為了慶祝國家百年誕辰，準備拍攝一部用於電視放映的關於偉大的阿塔圖爾克的電影。在過去，從沒有人想到過由土耳其人來扮演這個黃頭髮、藍眼睛、西化的偉大英雄，在這部一直沒有開始拍攝的民族影片中，關於主角，人們想到的只是勞倫斯·奧立佛、科德·尤根斯、查爾頓·赫斯頓等西方演員。這次《自由報》介入了這件事，它提出阿塔圖爾克「已經」可以由土耳其人扮演了，它的這個觀點立刻得到了公眾的認同。另外它還發出公告說，阿塔圖爾克由誰來扮演將由讀者決定，讀者可以填好附在報紙上的調查表，剪下後寄到報社。在評委指定的所有候選人中，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民主的自我宣傳階段之後，民眾開始了投票，蘇納伊從投票開始後的第一天就遙遙領先。土耳其觀眾馬上就發現，演了多年激進分子角色、英俊瀟洒、不怒自威、令人信服的蘇納伊能夠再現阿塔圖爾克。
蘇納伊所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把民眾對他的投票過於當真了。三天兩頭地出現在電視或報紙上向民眾發表講話，還讓人拍反映他和馮妲·艾塞爾幸福生活的照片。他把自己的家庭、日常生活和政治觀點公之於眾，想證明自己配得上演阿塔圖爾克，自己的一些愛好和性格（拉克酒、跳舞、衣著考究和高貴優雅）和「他」也是相似的，照相時他手拿著阿塔圖爾克語錄擺著各種姿勢，顯得他好像已經讀過很多遍了似的。（有個最早出來攻擊他的專欄作家嘲諷他所讀的語錄不是原文的，而是土耳其語簡寫本，蘇納伊馬上從圖書館借來原文照了相，可惜的是儘管他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最終也沒能在同一份報紙上登出相片。）他參加各種展覽的開幕式、音樂會、重要的足球賽，不論什麼時候、對任何人包括什麼問題都問的三流記者們，他都會就阿塔圖爾克和繪畫、阿塔圖爾克和音樂、阿塔圖爾克和土耳其體育等問題發表見解。他希望受到所有人的喜歡，這是與他激進主義者身份不相稱的。他還接受了敵視西方的《宗教分子》報紙的採訪。在這些採訪中，在回答一個並不是太具有挑釁性的問題時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