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卡睡覺時和清晨
卡整整睡了十個小時二十分鐘。有一陣夢見下雪了。之前不久卡透過半開的窗帘看見外面白色的街道上，雪又開始下了起來，昏暗的燈光把寫著卡爾帕拉斯旅館的粉色招牌照亮了，燈光下雪顯得格外的輕柔：卡爾斯街道上的槍聲被這奇怪而又神秘的輕柔的雪吸收了，所以卡才能整夜那麼安靜地睡著覺。
然而，被一輛坦克和兩輛軍車襲擊的宗教學校宿舍，就在隔著兩條街的不遠處。衝突沒有發生在大門（從這個門仍然可以看出當年亞美尼亞鐵匠們的高超手藝）附近，而是在高年級宿舍和會議室的木門前，士兵們先是恐嚇性地在積雪的院子里向黑色的夜空開槍。伊斯蘭政教徒中最富有戰鬥經驗的人都去了民族劇院，並且在那兒遭到拘捕，所以宿舍里留下的這些人，要麼是沒有政治經驗的，要麼就是不太關心這些事情的學生，可是在電視上看到的場面讓他們熱血沸騰，他們在門背後用桌子、條凳修起一道壁壘，一邊喊著口號：「安拉至大！」等著。有一兩個失去了理智的學生把他們從食堂偷來的刀叉從衛生間的窗戶朝士兵們的頭上扔去，他們還想用手中惟一的一把手槍和這些士兵們玩玩遊戲，結果招來了一片槍聲，一個身材漂亮、面容姣好、瘦瘦的學生腦袋中彈，倒下死了。學校里所有的學生都被趕上了車，押往警察局，一路上還挨了揍。其中大部分初中生穿著睡衣，一個勁地哭著；還有一些學生本來態度就並不那麼堅決，純粹是為了想找點事做才參加的反抗，現在都後悔不已；還有些學生是真正的戰鬥者，臉和眼睛都已被打出血了。整個這一過程中，雪下得正緊，因而整個城市很少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城市裡大部分人都還沒睡，可是他們不是在注意窗外和街上，而是仍然在盯著電視。民族劇院里的現場直播中蘇納伊·扎伊姆宣布完這不是一場戲，而是一場革命之後，士兵們把大廳里的搗亂分子集中了起來，並且用擔架抬走了屍體和傷者。這時，所有卡爾斯人都很熟悉的副市長烏曼先生走上了舞台，用他那任何時候都很正式、有些神經質、但令人有安全感的聲音（因為第一次面對「直播」，所以還顯得有些緊張），發布了到第二天十二點之前在卡爾斯不準上街的禁令。他下來後，沒有誰再到舞台上去，所以接下來的二十分鐘里，卡爾斯的觀眾們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民族劇院的幕布，然後直播中斷，隨後同一塊幕布又在舞台上出現了。過了一會兒，幕布緩緩拉開，整場「晚會」在電視上開始重播。
這種狀況使那些在電視機前想弄清楚城裡到底發生了什麼的大部分卡爾斯觀眾感到了一種恐懼。那些睡得迷迷糊糊和喝得半醉的人們，陷入了對時間的混亂感，有些人甚至覺得晚會和死亡還要再來一次。有些對事件的政治方面不感興趣的觀眾，正如我多年後要做的那樣，把這次重播看作是一次新的機會來弄清楚卡爾斯那天夜裡所發生的一切，因此他們開始認真地看了起來。
這樣，當卡爾斯觀眾們重新看著馮妲·艾塞爾模仿前女總理哭著接見美國客人，還有拿著某個廣告片開玩笑，隨後充滿激情地跳著肚皮舞的時候，人民平等黨在哈立特帕夏商城的總部正受到一支專業特工小組的秘密搜查，那兒惟一的一個人，一個庫爾德雜役遭拘捕，柜子和抽屜里的所有紙、本統統被收了起來。開著裝甲車的警察們，為了搜捕，已在前一天夜裡一個個地摸清了黨的市領導組織成員家的位置，以分裂國家和庫爾德民族主義的罪名挨個兒將他們抓了起來。
卡爾斯的庫爾德民族主義者不只是他們。早晨通往迪戈爾的路上，發現了一輛燃燒過的穆拉特牌計程車，當時大雪還沒蓋住這輛車，車裡發現了三具屍體，根據警方的通報，他們是支持庫爾德工人黨的游擊隊。這三個年輕人幾個月前就為滲入城市作了準備，但晚上事態的發展使他們感到恐慌，他們決定乘這輛計程車向山上逃跑，可是看到道路因大雪被封住，精神崩潰了，他們之間發生了爭吵，其中一人引爆炸彈，同歸於盡。一名死者的母親是醫院的清潔工，她後來寫的申請中說他的孩子實際上是被手拿武器敲她家門的不明身份者帶走的，還有計程車司機的哥哥也寫了申請，說他的兄弟根本不是庫爾德民族主義分子，甚至都不是庫爾德人，但他們的申請根本沒人理會。
街道上兩輛坦克像黑色幽靈般緩慢遊盪著。到這個時間，整個卡爾斯實際上都明白了這是一場革命，至少城市裡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可是這所有的一切是和電視上播放的一場戲，還有窗戶前和古老童話中一樣無休無止飄落的雪同時發生的，所以並沒讓人有恐懼的感覺。只有從事政治的那些人才有些擔心。
比如說，在卡爾斯受所有庫爾德人尊敬的記者和民俗學者薩杜拉赫先生一生中經歷了多次軍事政變，所以從電視上聽到不準上街的禁令後，他就明白自己蹲監獄的日子來了，並已經提前作好了準備。他在行李箱里，放了藍格睡衣、治前列腺炎的葯和安眠藥，離了它們他就睡不著覺，還放了毛線圓帽和襪子，還有遠在伊斯坦布爾的女兒微笑著抱著孫子的照片，以及在苦心收集的基礎上寫成的有關庫爾德人悼詩的書稿，然後和老伴一起邊喝著茶、看著電視上馮妲·艾塞爾跳第二段肚皮舞，一邊等著。半夜過後很久才響起了敲門聲，他和老伴告了別，拿起行李，開了門卻沒看見任何人，於是他來到街上，在昏黃街燈的神秘燈光下，在大雪覆蓋的美麗寂靜的街道上，不由回憶起童年時在卡爾斯河上溜冰的情景，這時被人用槍擊中頭部和胸口，死了。
幾個月之後，雪完全化了，人們又發現了其他一些屍體，可以推斷，那天夜裡還進行了另外一些謀殺。但像謹慎的卡爾斯媒體所做的那樣，為了不使我的讀者感到過分難過，我盡量不再提這些事件。關於這「無名兇手」是「鐵臂」和他的夥伴們的說法，至少從夜裡最初幾個小時來說是不對的。儘管有些晚，但他們還是成功地切斷了電話，攻佔了卡爾斯電視台，從而確保了媒體對革命的支持，接著，幾乎整個夜晚他們都有些荒唐地將所有的精力用來尋找他們念念不忘的「聲音洪亮的、有英雄氣概的邊疆民歌手」。因為要成為真正的一場革命，必須要在電視和廣播里播送英雄歌曲和邊疆民歌。
問了軍營、醫院、高中和通宵營業的茶館之後，他們最終在值班消防員中找到了，這個民歌手一開始以為自己要被抓起來，甚至還要被槍斃，可是他被直接帶到了電視台的演播廳。卡早晨剛醒來就聽到了這個民歌手穿透演播廳的電視牆、石膏擋板和幕布的帶有詩意的聲音。一種超乎尋常的雪光，從半開的窗帘照進來，照進了天花板很高、安靜的屋子裡。他睡得很好，休息得很好，可還沒起床，他就感覺到有一種使他灰心喪氣的罪惡感。他和其他客人一樣，在不同的地方，體會著另一種不同的洗浴的滋味，洗了臉，颳了鬍子，脫了睡衣，穿上衣服，拿著綁在銅牌上的鑰匙，來到了旅館的門廳。
看見電視里的民歌手，又發覺旅館和城市都陷入了一片沉寂（門廳里的人們只是在竊竊私語），卡才一一明白昨夜發生的事，明白了自己想對自己隱瞞的是什麼。他沖總台的服務生冷淡地微笑了一下，像個匆匆的旅客，根本不想在這個城市浪費時間（這個城市的暴力和政治胡鬧可能會毀滅自己），馬上走到隔壁的餐廳吃早飯。餐廳角落裡冒著氣的茶爐上有一隻圓鼓鼓的茶壺，一個盤子里放著切得很薄的卡爾斯乳酪，另一個碗中放著顏色黯淡的腌橄欖。
卡坐在鄰窗的桌旁。透過窗紗，長時間地看著大雪覆蓋著的街道，真是美輪美奐。空空的街道顯得如此憂傷，這讓卡一幕幕地回憶起了自己童年和青年時代禁止上街的人口普查、選民統計、大搜捕和讓大家整天湊在收音機、電視機前的軍事政變。在聽著收音機里放著國歌、宣布戒嚴的通知和法令的時候，卡總想站在空蕩蕩的街上。童年時，卡像有些人喜歡開齋節一樣喜歡軍事政變的那些日子，這些日子裡所有人都在談一個話題，大叔大嬸和鄰居們相互間走得更加親近。對伊斯坦布爾的中層和上層布爾喬亞家庭來說，軍事政變會使他們感到更有保障，但有必要稍稍掩飾一下他們的滿意，所以他們也會靜靜地微笑，嘲諷每次政變之後出台的一些荒唐措施（所有伊斯坦布爾人行道的路石都像軍營一樣刷成了白色，留長發和蓄鬍子的人會被警察和軍人攔住，粗暴地剃掉，等等）。伊斯坦布爾上層的布爾喬亞們一方面很怕軍人，另一方面又暗自蔑視這些生活拮据而又刻板的軍官們。
一輛軍車從遠處開進了這條讓人聯想到被遺棄了上百年的城市街道，卡像童年時那樣一下子全神貫注了起來。一個衣著打扮像個牲口販子的人剛進餐廳就猛地抱住了卡，親吻他的面頰。
「我們的前途光明，先生！祝我們的國家好運，民族好運！」
卡想起來，軍事政變之後有些識時務者就和在傳統的宗教節日中所做的那樣，也這麼彼此慶祝。他也對那個人嘟噥著諸如「祝好運！」之類的話，並為此感到羞愧。
正對著廚房的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