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間以來，母親晚上獨自待在客廳等候父親。父親晚上待在橋牌俱樂部，之後再去其他地方，回到家已很晚，母親早已等得疲倦睡覺去了。我和母親相對而坐吃完晚飯（這時父親已給我們打過電話。我很忙，他說，我會晚點兒回家，你們先吃吧），母親便把紙牌攤在乳白色桌巾上，算自己的命。她翻開五十二張牌的每一張牌——一次一張，嘗試依照大小順序排列，紅牌跟在黑牌之後——她並不想在牌中尋得信號，也不喜歡把紙牌提供的信號編成一個前途光明的故事。對她而言，這是個考驗耐心的遊戲。我走進客廳，問她是否已算出她的命運，她總是給我同樣的答覆：
「好孩子，我這麼做不是為了算命，而是為了消磨時間。幾點了？我再玩一次，就上床去睡。」
她一面說，一面看著黑白電視機（在土耳其是新玩意兒）播放的老片或有關去年齋月的談論節目（當時僅有一個頻道，表達政府觀點），而後說：「我不看了，你想關就關了吧。」
我會看一會兒熒幕上播放的隨便什麼節目：一場足球賽，或是我童年時代的黑白街道。與其說我對播放的節目感興趣，不如說是讓我從內心深處劇烈的不安解脫出來，暫時離開房間稍事歇息，在客廳里，和每天晚上一樣，跟母親閑談。
這些閑談有時演變成激烈的爭論。事後，我回到我的房間，關上門，看書，在愧疚中掙扎，直到隔天早晨。有時和母親爭辯過後，我到外面去，步入伊斯坦布爾寒冷的夜晚，在塔克西姆和貝尤魯附近徘徊，在陰暗邪惡的后街不停地抽煙，直到感覺寒冷徹骨，在母親和城裡每個人都睡著後，我回到家裡。我養成凌晨四時上床睡覺、中午起床的習慣——我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保持這個習慣。
當時和母親爭辯的事情——有時直截了當，有時心照不宣——是我未卜的前途。1972年冬天，念建築系二年級期間，我幾乎完全不再去上課。除了上少數幾堂課，以免遭學校開除，塔斯奇斯拉的建築系館裡幾乎看不見我。
有時我怯懦地告訴自己：「就算永遠不當建築師，至少還有大學文憑。」對我產生一些影響的父親和朋友們一再重複這樣的評論，在我母親看來只會使我的狀況更不穩定。我眼見自己對繪畫的愛消退，僅留下空虛的感受，因此內心深處知道自己永遠當不成建築師。同時我也知道不能永遠看書看到凌晨，或徹夜在塔克西姆、貝尤魯和貝希克塔斯的街頭徘徊。有時我心急如焚，猛然自席間站起，試圖讓母親面對事實。由於不清楚自己為何如此，更不用說是要她接受什麼，有時我們彷彿是蒙住眼睛互相爭吵。
「我年輕的時候像你一樣，」母親說道，僅僅為了惹惱我——我之後如此評斷，「我逃避生活，就像你一樣。你的姨媽們在大學裡生活在知識分子當中，或在派對宴會上玩得很開心，我卻跟你一樣坐在家裡獃獃盯著你外祖父最喜歡的《插畫雜誌》（Illustration）。」她抽一口煙，注視我，看她的話是否產生任何作用。「當時的我很膽怯，對生命心存恐懼。」
我知道她這麼說的意思是「就像你一樣」，怒氣在我內心翻攪的同時，我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將她講的這些話當做是「為了我好」。但知道母親同樣表達出某種普遍持有的觀點，使我心碎。我的視線從電視轉向來回逡巡於博斯普魯斯的渡輪探照燈，暗自念叨著這種正統觀念，心想自己是多麼厭惡。
我並非從不曾公然表達的母親身上得知此一觀念，而是從怠惰的伊斯坦布爾中產階級和想法類似的專欄作家那裡，他們在深切而張狂的悲觀時刻斷言「好東西不會出自這種地方」。
長久以來使城市一蹶不振的憂傷助長了此種悲觀。但倘若憂傷出自失落與貧窮，何以城裡的有錢人也擁抱它？或許他們只是僥倖有錢。也可能因為他們自己並未創造任何輝煌的事物，得以媲美他們希望模仿的西方文明。
然而就母親的情況而言，這種她說了一輩子的具有破壞力的、謹慎的中產階級口頭禪有其根據。在我父母結婚後不久，生了哥哥和我之後，父親讓她傷透了心。他經常不在家，家庭逐漸陷入貧困，她結婚的時候一點也不曉得自己必須與這些事情搏鬥，我始終覺得這些不幸迫使她在面對社會時，擺出持續性的防衛姿態。我們小時候，她帶我們兄弟倆去貝尤魯逛街，去電影院或公園，每當發現男人在看她，從她戒備的表情，我看出她對我們家庭成員以外的任何人都格外謹慎。哥哥和我在街頭爭吵時，我看見她在生氣苦惱的同時，也急欲保護我們。
從母親不停地懇求我「做個正常、普通的人，就像其他人一樣」，我深刻地察覺這種謹慎。此種懇求帶有大量的傳統道德觀——謙卑的重要，接受你僅有的少許東西並好好利用，實行對整個文化具有影響的蘇菲苦行主義——但這種觀點並未幫助她理解為何有人忽然不去上學。我不該誇大自己的重要性，把道德與知識的執著看得太認真，此種熱愛最好用來培養誠實、美德、勤奮，跟普通人一樣：這是她的觀點。藝術、繪畫、創造力——我母親似乎在說，只有歐洲人有權認真看待這些東西，而不是居住在20世紀下半葉的伊斯坦布爾，在文化陷入貧困，喪失了勢力、意志與慾望的我們。只要我永遠記得「好東西不會出自這種地方」，就不會後悔。
有時為了讓自己的論點顯得重要，母親便告訴我，她把我取名為「奧爾罕」，是因為在所有的奧斯曼蘇丹當中，她最喜愛奧爾罕蘇丹。奧爾罕蘇丹不曾追求任何宏偉計畫，從不喜歡出風頭，而是適可而止地過著普通生活，因此史書談起這位奧斯曼第二任蘇丹時總是恭敬而節制。儘管跟我提起這點時面帶微笑，但母親明確地要我了解她為何認為這些美德很重要。
在母親等候父親回家、我從房間出來與她爭辯的夜晚，我知道我要反抗伊斯坦布爾提供的破落、卑微、憂傷的生活，以及使母親感到安心的普通生活。有時我自問：「為什麼我要再一次跟她爭辯？」未能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我感覺到某種我無法了解的內心騷動。
「你從前也逃課的，」母親說道，把牌翻得越來越快，「你會說：『我生病了，我肚子疼，我發燒了。』我們住奇哈格的時候，這成了你的習慣。有天早上，你說：『我生病了，不去上學。』我沖著你喊，記不記得？我說：『管你生病沒生病，現在就去上學。不准你待在家裡。』」
說到這裡——她經常跟我提起這件往事——她停了下來，或許知道會讓我火冒三丈，她笑了笑，隨後停頓之際，她抽了口煙，而後不看我一眼，卻始終語調輕快地又說：「那個早上之後，我沒再聽你說過：『我生病了，不去上學。』」
「那我現在說吧！」我貿然說道，「我永遠不再踏入建築系館一步。」
「那你想做什麼？跟我一樣坐在家裡？」
我慢慢興起一股衝動，想將這場爭辯推向極限，而後摔上門，獨自一人去貝尤魯后街走很長一段路，半醉半瘋，煙不離手，憎恨全世界。我在那些年走的路有時持續數個鐘頭，有時候長時間漫遊——凝視商店櫥窗、餐廳、半明半暗的咖啡館、橋、電影院正門、廣告、字母、髒亂、泥濘、掉落在人行道上黑色水坑的雨滴、霓虹燈、車燈、掀翻垃圾筒的流浪狗群——我便有另一股衝動，想回家將這些影像轉換成文字，用語言表達這種幽暗的心靈，這種疲倦而神秘的不安。這股衝動就像從前快樂的繪畫渴望一樣按捺不下，但我不知如何處置它。
「是電梯嗎？」母親問道。
我們兩人都停下來聽，卻聽不見任何讓人覺得是電梯的聲音。我父親並未在上樓途中。母親再次專心於紙牌上，精力充沛地翻開它們，我驚異地望著她。她的舉止動作小時候讓我覺得舒緩鎮靜，儘管在她收回她的愛時，見她這般舉止使我痛苦。現在我已經不知道如何解讀她。我感覺自己陷入困境，在無限的愛與憤怒之間左右為難。四個月前，母親在梅西迪耶廓伊查出父親會見情婦的地點。她從管家手中巧妙地取得鑰匙，去了沒有人的公寓，之後冷靜地跟我描述現場：父親在家穿的一套睡衣擺在這另一間卧室的枕頭上，床頭桌上放了一疊橋牌書，就像他在家裡的床頭放得一樣。
很長一段時間，母親沒告訴任何人她看見的一切。幾個月後，某天夜晚在她玩單人紙牌、抽煙、眼角瞥著電視時，我從房間出來跟她說話，她才忽然說出這件事情。見我愁眉苦臉，她便長話短說。儘管如此，後來每次想到父親天天去另一棟房子，我便不由得毛骨悚然；彷彿他做的事正是我未能辦到的事情——他找到他的分身，他的孿生兄弟，他天天去另一棟房子不是為了會他的情人，而是為了跟這個傢伙在一起。這幻想只是更提醒我，我的生命、我的靈魂少了什麼東西。
「你最後還是得想辦法念完大學，」母親一面發給自己另一手牌，一面說，「畫畫沒辦法謀生，你得找一份工作。畢竟我們不像從前那樣有錢。」
「這不是真的。」我說道。我老早算好，即使遊手好閒，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