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念建築系的第二年，我發覺自己越來越少去上課。這和我失去我的美麗模特兒，繼而陷入孤獨的憂傷有多大關係？有時我根本不離開我們貝希克塔斯的公寓，待在家中看一整天書。有時我帶一本厚書（《著魔者》、《戰爭與和平》、《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課堂上讀。「黑玫瑰」消失後，我的畫畫樂趣持續減退。在畫布或紙上作畫，揮灑油彩的時候，我不再有玩樂的感覺，不再感覺到小時候那種勝利的情緒。畫畫一開始是一種快樂的孩童遊戲，如今不知何故，我慢慢丟失了此種歡樂，不知將被什麼東西取而代之，使我被不安的濃霧所吞沒。離開畫畫而生存，無法逃脫人們所謂「生活」的真實世界，就跟坐牢沒有兩樣。恐懼擊潰了我——而且如果我抽煙過量——使我呼吸困難。在日常生活中接不上氣，我覺得就要溺斃。我渴望傷害自己，否則就是逃離這堂課，這所學校。
儘管如此，我有時仍去我的畫室，盡量不去想我那帶著杏仁芳香的模特兒，或是反其道而行，再畫一幅畫像召喚她。但是卻缺少了什麼似的。我錯在自以為畫畫仍能提供我屬於孩子才享受得到的樂趣，而我卻不再是孩子。畫到一半，我看出畫將如何進展，斷定它不夠好，於是半途而廢。這些一陣陣的遲疑不決使我得出結論，為了讓每幅新的畫帶給我小時候那樣的快樂，我必須在下筆之前確定我的目的。或許到目前為止，畫畫的時候始終讓我覺得快樂，因此不了解作畫必須吃苦頭，此種痛苦事實上可能有助於我的畫。
看見我的不安擴散到其他興趣，也使我擔心：過去幾年我聲稱建築是「一種藝術」，現在卻認識到，建築同繪畫一樣不能提供我什麼。小時候我不曾對建築特別感興趣，除非拿方糖和木塊玩耍也算數。而科技大學多半乏味的老師們骨子裡是工程師，對建築毫無玩樂感，亦無創造樂趣，因此上他們的課開始像在浪費時間，使我不能專心做我真正該做的事情，過我認為我該過的「更真實」的生活。出現這些想法時，我周遭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層布幕——我聽講的課，我渴望響起的下課鐘，在課堂上走動的老師，課間休息時間開玩笑，抽煙的學生——他們都成為自己的幽靈，像我一樣困在這個空洞、虛幻、痛苦的世界，只許我痛恨自己，透不過氣。我覺得規定的時限悄悄溜走，我的目的地向後退去，就像我夢裡經常出現的情景。為了擺脫這場惡夢，上課時我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為教授、用心聽講的學生畫素描，寫有關上課情況的諷刺詩、模仿作品、簡單的押韻對句……不久，我有了一群急切等著看下期連載的讀者，儘管如此，我強烈地感覺到時光的流逝，害怕自己如今的生活更沒有意義。當我走進塔斯奇斯拉的建築系，打算待一整天，卻又在一個鐘頭後奪門而出（顧不得踩了人行道上的石板縫隙），撲到外面伊斯坦布爾的街道上去。
塔克西姆和帖佩巴絲之間的后街，小時候母親和我搭乘小巴回家經過的這些地方，對一個六歲孩子來說有如遠方的國度——亞美尼亞人精工建造的佩拉地區，當時依然矗立——現在我開始探索這些地方。有時我從建築系館直接去塔克西姆，搭上任何一班公車，去我想去或我的雙腳帶我去的地方：卡辛姆帕薩的陋街窄巷；初次造訪時讓我覺得虛假、像拍片場景的巴拉特；因新來的移民以及窮困潦倒而變得面目全非的希臘和猶太區；非常穆斯林、非常明亮的於斯屈達爾后街，一直到1980年代依然處處是木造房屋；寇卡穆斯塔法帕薩神秘古老的街道，被草草興建、模樣陰森可怖的水泥公寓糟蹋；法蒂赫清真寺的美麗庭園，總是令我歡喜；巴魯克爾的周遭地區；庫圖魯斯和費里克伊的街區，越來越窮的同時，似乎也越來越古老，讓人感覺中產階級家庭在那兒已有數千年之久，根據壓迫人民的政府的要求，改變語言、種族、宗教（事實上僅有五十年）；佇立在低坡處的較貧窮區（就像在奇哈格、塔爾拉巴西和尼尚坦石）——我漫無目的地穿越這些地方。一開始的目的是毫無目的，逃離人人有一份工作、一張辦公桌、一間辦公室的世界。但是在探索城裡的一堵堵牆、一條條街的時候，我仍把自己憤怒、罪惡的憂傷注入其中。直到現在，當我碰巧路過同樣的街道，看見街坊的噴泉廢墟，或是看上去比我記憶中更老舊的拜占庭教堂（「全能之主」〔Pantocrator〕，「阿亞索菲」）坍塌的牆垣，或者是沿著巷子看下去，看見某清真寺的一面牆和馬賽克瓷磚牆的醜陋公寓之間波光粼粼的金角灣，我便想起第一次從相同的角度看相同的景色時愁緒萬千，發現如今景色看起來如此不同。並不是我的記憶有誤——當時景色看上去愁緒萬千，是因為我本身愁緒萬千。我的靈魂注入了城市的街道，如今仍住在其中。
如果我們長時間住在城裡，對它的風光懷有最真摯、最深刻的感情，終有一天——就像一首歌使人想起失去的愛——特殊的街道、影像和場景亦將如此。或許因為第一次看見如此多的鄰里后街、如此多的山頂風光，是在失去找杏仁香味的愛人後獨自漫遊之時，於是伊斯坦布爾對我而言似乎是個憂傷之地。
當愛失去不久，我看見我的情緒反映在各處。滿月成了鐘面，萬事萬物都是之後出現在夢裡的符號。1972年3月，我搭上小巴（如同我和「黑玫瑰」做的一樣），在我想下車的地方——當時還可以這麼做，此時指的是加拉塔橋——低沉陰暗的天空一片灰紫色。看上去彷彿即將下雪，橋上的人行道空蕩蕩。看見橋在金角灣一側的木梯，我走下碼頭。
此處有艘小渡輪即將離開。船長、機械工、繩索操作員都聚集在樓梯平台上，像客輪的船員，問候為數不多的乘客，他們在抽煙、喝茶、聊天。上船的時候，我適應新環境，也問候他們，立刻感到身穿暗色外套、頭戴小帽、圍著圍巾、提著網兜的同船乘客們就像是我的舊識，我只是天天搭這艘渡輪來往於金角灣的另一個通勤者。船悄悄地運轉起來的時候，我感覺到這種歸屬感，這種坐在城市中心地帶的感受，我的感覺是如此強烈，於是我還感受到其他東西。在我們頭頂上方的橋面上（我可以看到橋上的銀行廣告和電車的天線）和城市的主要大街，時間是1972年3月某日中午，但是在底下的這個世界，我們卻屬於一個更古老、更寬廣、更沉重的時代。在我看來，走下階梯，搭上偶然發現的渡輪，我似乎走回三十年前，當時的伊斯坦布爾與世界更隔絕，也更貧困，與它的憂傷幾乎更調和。
透過甲板後方抖動的窗戶，我望著金角灣的碼頭緩緩流過，被古伊斯坦布爾時代的木造房屋覆蓋的山丘，以及種滿柏樹的墓園；衚衕、黑色的山丘、船塢、生鏽的船殼；綿延不絕的小工廠、商店、煙囪、煙草倉庫；坍塌的拜占庭教堂；雄立於破街窄巷上方的奧斯曼清真寺；翟芮克的「全能之主」教堂；席巴里的大煙草倉庫；甚至遠方法蒂赫清真寺的影子——透過模糊、抖動的船窗，這幅正午的場景猶如我在支離破碎的老電影中看見的伊斯坦布爾風光，像午夜一樣黑暗。
渡輪的引擎聲像我祖母的縫紉機，接近碼頭時突然中斷。窗戶停止抖動，金角灣平靜的海水，提著五十個籃子和公雞母雞上船的老太婆，希臘舊區的窄街，後方的小工廠和倉庫、桶子、舊車胎、在城裡漫遊的馬車，這一切看上去就像百年前精心描繪的黑白明信片。渡輪離開岸邊，窗戶又開始抖動，我們朝對岸的墓園駛去，此時從船煙囪冒出的黑煙讓景色籠罩在憂傷中，看上去更像一幅畫。有時天空似乎黑沉沉的，而後，就像影片的某一角忽然冒出紅光，寒冷的雪光突然出現。
這是不是伊斯坦布爾的秘密——在輝煌的歷史底下，貧困的生活、對外的古迹與美景、貧窮的人民把城市的靈魂藏在脆弱的網中？但我們在此處折回原點，因為不管我們提起有關城市本質的什麼，都更多地反映我們本身的生活與心境。除了我們本身之外，城市沒有其他的中心。
那麼1972年3月那天逃課，搭那艘老船一路沿著金角灣到埃於普，我是怎麼覺得跟我的伊斯坦布爾同胞們融為一體的？或許我希望說服自己，與城市浩大的「呼愁」相比，我本身的悲傷以及對繪畫的熱愛——我以為這種熱愛將持續一生——的喪失已不足為道。觀看更潦倒、更破落、更凄慘的伊斯坦布爾，使我忘掉自己的痛苦。但這麼講等於跟土耳其通俗劇的模式一樣，就像片子一開頭便已為憂傷所苦、註定失去「生活與愛情」的主角，拿城市的憂傷為自己的憂傷辯解是行不通的。事實上，我家人或朋友圈當中沒有任何人把我想當個詩人畫家的志願當一回事。至於城裡多數的詩人和畫家，他們的眼光緊盯著西方，遑論看見自己的城市——他們竭力邁向現代化世界，屬於電車和加拉塔橋上銀行廣告的世界。我尚未習慣於城市莊嚴的憂傷——由於我的內心是個快樂調皮的孩子，我可能是離它最遠的人。直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擁抱它的慾望；當心裡感覺到它時，我朝反方向跑去，躲到伊斯坦布爾的「美景」中。
我們何必期待一個城市讓我們忘卻心靈傷痛？或許因為我們情不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