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回憶錄，因此我不能說出她的名字，倘若按古典詩人的方式提供名字的線索，我也得暗示，這線索就像這則故事，有誤導的可能。她的名字在波斯語里是「黑玫瑰」的意思，但就我所能確定的，在她愉快地跳進海里游泳的海岸，以及她就讀的法國中學，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因為她閃亮的長髮不是黑色，而是栗色，而她的棕眼則顏色深一點。我巧妙地告訴她這個，她揚起眉毛，和她突然嚴肅起來時的通常表情一樣，嘴唇稍稍噘起，跟我說她當然知道她的名字是什麼意思，說她與她的阿爾巴尼亞祖母同名。
儘管據母親說，女孩的母親（被母親稱作「那女人」）肯定很早婚，因為哥哥五歲、我三歲那年一個冬天的早晨，母親帶我們去尼尚塔石的馬奇卡公園，見過這孩子，她那看起來就像「年輕姑娘」的母親，推著躺在嬰兒車裡的她四處走，嘗試哄她入睡。母親曾暗指這位阿爾巴尼亞祖母來自某帕夏的後宮，此帕夏不是在休戰期間做了什麼壞事，就是因反對土耳其國父而聲名掃地，但當時的我對周遭焚燒的奧斯曼宅邸，以及曾居住其中的家族皆不感興趣，因此已不記得這個故事。同時，父親告訴我，「黑玫瑰」的父親藉助政府圈裡幾位有權勢的好友，成為幾家美國與荷蘭公司的代理人而一夜致富——但他的語氣聽不出有任何指責的意思。
我們在公園相遇的八年後，我母親在貝拉莫魯（Bayramoglu）買下一棟房子，此區是位於城市東邊的避暑勝地，1960和1970年代在新富階級中間曾時髦一時，我在這兒看見她騎單車。在這城鎮規模仍不大、人還不多的風光時期，我天天到海里游泳，搭小船出海捕魚，抓鯖魚，踢足球，十六歲以後，還在夏日傍晚跟女孩們跳舞。但之後，念完中學，開始學建築，我寧可坐在我們的房子底樓畫畫、看書。這跟我那些富家子弟朋友們把閱讀課外書的人叫做「知識分子」或「種種情結充斥」的怪人或許有些關聯？後者的毀謗被他們用來指人有心理上的問題或為錢發愁。我比較擔心被貼上「知識分子」的標籤，因此為了證明我不是「過了時的勢利鬼」，我開始說我讀這些書——伍爾夫、弗洛伊德、薩特、托馬斯·曼、福克納——「只為了好玩」，儘管他們問我為何在重點段落下畫線。
某年夏末，我的壞名聲吸引了「黑玫瑰」的注意，儘管那整個夏天以及之前較常和朋友打發時間的每個夏天，我們很少注意彼此。當朋友們和我半夜成群結隊去迪斯科舞廳跳舞，搭某人的賓士、野馬或寶馬車在巴各達（Bagdat）大道（當時被稱為這個亞洲城市的「公園大道」，距離僅半個小時車程）上賽車（時而撞車），或者當我們搭他們的快艇出海，到某個荒涼的山崖，把空汽水瓶和葡萄酒瓶一字排開，拿他們父親的時髦獵槍射擊，嚇壞女孩子們，她們尖叫時，我們男孩子就叫她們別出聲，或者當我們邊聽鮑伯·狄倫和披頭士邊玩撲克牌和「大富翁」，這些時候，黑玫瑰和我對彼此都不感興趣。
隨著夏季接近尾聲，這群鬧哄哄的年輕人逐漸解散，而後是每年九月襲擊海岸的暴風雨，總要摧毀一兩艘小船，使他們的遊艇和快艇岌岌可危。傾盆大雨下個不停時，十七歲的「黑玫瑰」開始造訪我作畫的房間，被我鄭重其事地稱為「書室」的房間。我的每個朋友偶你會來串門子，試試我的畫紙和畫筆，以慣常的懷疑眼光翻翻我的書，因此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就像土耳其的大部分居民，無論貧富，無論男女，她也需要講講話消磨時光。
一開始，我們分享最後的夏日八卦——誰愛上誰，誰讓誰吃醋——儘管那個夏天我並未多加留意。我手上沾了顏料，因此有時她幫我泡茶或擰開一管顏料，然後回到角落裡的座位，踢掉鞋子，攤開手腳躺在沙發上，一隻手臂枕著頭。有一天，我沒讓她知道，畫了一幅她躺在那兒的素描。我發現這使她高興，因此下回她過來時，我又畫了一幅。還有一次，我說我要畫她，她問道：「我該怎麼坐才好？」就像剛出道的女演員從未站在鏡頭面前，雖然興奮，卻不知手腳如何擺放。
為了好好地畫，我研究她細長的鼻子，此時她的小嘴露出一絲微笑；她的額頭寬闊，高個子，長腿晒成古銅色，但是她來看我的時候穿的是她祖母傳給她的一條緊身的雅緻長裙，因此我只看得見她小而直的雙腳。畫素描時，我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線和她雪白的細長脖子，她的臉上閃過難為情的神色。
在她最初的幾次造訪中，我們說許多話，說的人多半是她。我指出在她眼中和嘴角看見的一片烏雲，我說：「別這麼愁眉苦臉的！」於是，出乎我意料地，她坦率地跟我說她父母的爭執，以及她四個弟弟之間沒完沒了的打架；她跟我說家人有時如何逃避她父親的懲罰——關在家裡，不許開快艇，甩巴掌——還有她父親追逐女人使她母親多麼傷心；她還告訴我，我們的母親是橋牌搭擋，彼此無話不談，因此她知道我父親也做一樣的事——她直視我的眼睛告訴我這一切。
漸漸地，我們陷入了沉默。她走進來，到她平時的位置，或擺好姿勢讓我畫像（深受波納爾的作品影響），或翻開任意堆放的一本書，待在同一張沙發看書，變換不同姿勢。後來，不論我畫不畫她，我們都按常規行事：她敲門進來，不多說什麼，四肢舒展地躺在角落的沙發上，擺好姿勢，看她的書，有時用眼一瞟，看我為她畫素描。我記得，每天早上，我工作一會兒後，就開始猜她何時會來，我還記得她從未讓我等候太久，她朝她平日的位置走去，幾乎帶著歉意，平攤四肢躺下來，臉上帶著同樣靦腆的微笑。
在我們越來越少的談話中，有個話題是關於未來的：她認為我很有才華，且勤奮努力，因此註定會成為蜚聲全球的畫家——或者她說的是蜚聲土耳其的畫家？——將來她要跟她的法國朋友們去我在巴黎的開幕會，驕傲地跟大家說她是我的「兒時朋友」。
一天傍晚，看見暴雨過後天氣放晴，半島另一邊出現彩虹，我們以此為借口，離開我的幽暗畫室，第一次一塊兒走在避暑城鎮的街頭，我們走了很久。我記得我們什麼話也沒說，擔心還留在如今空了一半的避暑勝地的少數幾個熟人撞見我們，也擔心可能碰上我們的母親。但這次散步之所以徹底「失敗」，並非因為彩虹在我們有機會看見之前消失，而是我們沒有認識到彼此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次散步，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脖子很長，她走路的樣子很有韻味。
最後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們決定一塊兒出去，沒告訴仍待在避暑地的那幫好奇的、無關緊要的朋友。我借了父親的車，情緒緊張。她化了妝，穿一件很短的裙子，身上擦了好聞的香水，味道留在車裡好些日子。但在抵達我們要去玩的地方之前，我已感覺到了讓初次散步失敗的幽靈。雖然我們想找卻未能找到在我的畫室里享受的那種平靜的長時間的沉默——現在我才了解到這些沉默多麼深刻——但在這空了一半卻仍太吵的迪斯科舞廳里，我們才恢複了鎮靜。
我們仍然隨著悠揚的音樂跳舞。我見過別人做過，於是我用雙臂摟住她，而後像是出自本能地把她拉近，我注意到她的頭髮瀰漫著杏仁香味。我喜歡她吃東西時嘴唇的動作，她著急的時候看上去像松鼠。
要送她回家時，在車子里，我打破了沉默，開口說：「你有沒有興緻讓我畫油畫？」她答應了，但並未表現出太大的興緻，當我們手牽手走進我家幽暗的花園，看見畫室的燈亮著——是不是有人在裡面？——她改變了主意。
之後的三天，她每天下午來找我；躺在沙發上，遠遠望著我的畫，看著書頁，凝視窗外捲起的小海浪，然後和來的時候一樣悄悄地離去。
那年十月在伊斯坦布爾，我沒想到與她聯繫。我滿懷熱情讀的書，急迫而作的畫，我那些激進的左派朋友們，在大學走廊上互相殘殺的馬克思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警察——這一切都讓我為我那些夏日朋友，和他們居住的有門衛看守柵門的豪華別墅感到羞愧。
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當暖氣系統打開後，我撥電話到她家。是她母親接的，我沒講話便掛了。隔天我自問為什麼打這通可笑的電話。我沒意識到我已墜入情網，我仍未發現每回墜入情網後將一學再學的事情：我著了魔。
一個星期後的另一個寒冷昏暗的傍晚，我又撥了電話。這回是她接聽。我用心中某一角預先準備好、內心其他部分卻不明了的措辭，從容自然地說，我在夏季結束時著手的那幅畫，她可還記得？嘿，我這會兒想把它完成，因此能不能請她來一個下午，當我的模特兒？
「穿同一套衣服嗎？」她說。我沒想到這點。「對，穿同一套。」我說。
於是下個星期三，我去錫安聖母學校（Dame de Sion）——也是我母親的母校——接她。我和等在校門口的父母們、廚子們和僕人們保持距離，寧可像其他幾個青年那樣，躲在旁邊的樹後。幾百個女孩湧出校門，每個人都穿著這所天主教學校的制服——海軍藍裙，白上衣——出現在人群中的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