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在預備學校學英語那年算在內，我在羅伯特學院共待了四個年頭。我的童年在這段時間宣告結束，我發現世界遠比我心中懷疑的更令人迷惑、更無法觸及、更遙遠。整個童年我都跟關係緊密的家人待在一棟屋子、一條街、一個鄰里，對我而言這就是世界中心。在我讀中學以前，我的教育並未努力糾正我的觀念：我個人的和宇宙的中心，給外面的世界制定了標準。如今上了中學，我發現我其實不住在世界中心，我住的地方不是——這更令人痛苦——世界的指標。發覺自己在世界上脆弱的角色，以及這世界的浩瀚無邊（我喜歡創辦學院的美國新教徒建造的圖書館，迷失在天花板低矮的迷宮中，呼吸撲鼻的舊紙味），使我覺得更孤單更脆弱。
一則，哥哥已不在這兒。我十六歲時，他去美國上耶魯大學。我們或許打架打個不停，但我們也是心靈伴侶——對周遭世界加以討論、分門別類、定位、褒貶——我跟他的情誼甚至比父母更牢固。撇開永無止境的競爭、辱罵、痛揍——對激發我的想像力並助長我的懶散貢獻良多——我幾乎沒什麼理由抱怨。但是，尤其當憂傷降臨的時候，我便思念起他來。
我內在某個核心似乎已經崩解。但我的腦袋無法捉摸此核心的位置所在。似乎因為如此，使我無法全心致力於學習、家庭作業或其他任何事情。有時候，不再能不費氣力地名列全班之冠，使我感到傷心，但我彷彿已經喪失為任何事過度難過或高興的能力。小時候認為自己快樂時，人生就像絲絨一樣柔軟，像童話故事一樣有趣。到了十三四歲，這幻想化成碎片。我不時設法全心相信其中一塊碎片，於是決心將自己完全交給它，卻發現自己再度漂流——就像每年學期開始，我決定在班上名列前茅，卻達不到目標。有時候世界似乎越來越遙遠，此種感覺在我的皮膚、我的腦子、我的觸角最機警的時候最是深切。
這一切混亂當中存在著永無休止的性幻想，提醒我還有一個讓我容身的另一個世界。我所知道的性不是能與另一人分享的東西，而是你獨自一人創造出來的夢想。就像我學會識字的時候，我腦子裡設定的機器為我念出每個字來，現在有部新機器幾乎可從任何東西當中提取性的夢想或短暫歡樂，以鮮明清晰的色彩刻畫引人遐思的場面。沒有什麼東西是神聖的——這部機器靠我所認識的每個人、我在報刊雜誌看見的每張圖片滋養，將指定細節剪貼成為性幻想後，我便關在自己的房間里。
而後被內疚感淹沒時，我想起和從前兩個中學同學（一個很胖，另一個有口吃）的談話。口吃者結結巴巴地問我：「你做過嗎？」是的，中學我就已經做了，但因為極其羞愧，我只能喃喃說出一個可能肯定也可能否定的答覆。「噢，你不應該，絕不該！」口吃者叫道。想到像我這種聰明、沉默、用功的人如此墮落，使他臉紅。「自慰是可怕的習慣，一旦開始做，就沒完沒了。」這時，我想起我的胖子朋友帶著痛心悲哀的眼光注視我——雖然他也悄聲勸告我不要自慰（我們之間稱之為「三十一」），因為他也發現了這劑成癮藥物。現在他相信自己註定下地獄，就像知道自己註定肥胖，因此他面帶服從上帝旨意的表情。
這些年的回憶當中還有一件事引發了相同的內疚與孤寂，在我上科技大學讀建築時持續下去。但這稱不上新習慣：打從小學開始，我就有逃課的習慣。
最先是無聊感，或是對某種憑空想像卻沒人察覺的缺點感到羞恥，或只是知道那天若去上學會有太多事要做。原因或許和學校無關，我父母之間的爭執，純粹只是懶惰或不負責任、生病而待在家中厚顏無恥地讓人照顧；必須背詩、想到被某個同學欺負，還有（在中學和大學時代）沉悶、憂傷、存在主義式的消沉——這些也被拿來當借口。有時我逃課是因為我是家中寵兒，因為當哥哥獨自去上學時，我單獨待在自己房間做事好得多。除此之外，我一直知道我永遠無法像我哥哥一樣成績優秀。但是還有某種更深的東西，跟我的憂傷來自相同的源頭。
正當我祖父留下的遺產即將花光時，我父親找到一份日內瓦的工作。那年冬天他跟我母親一道過去，把我們交給祖母照顧，在她優柔寡斷的管理下，我開始認真逃起課來。我當時八歲。每天早上，伊斯梅爾按鈴帶我們去上學，我哥哥便帶著書包出門，而我則找借口耽擱：我還沒收拾書包，我剛剛想起我忘掉的事情（祖母能不能給我一里拉？），喔，還有，我肚子痛，我鞋子濕了，我得換件襯衫。我哥哥很清楚我在搞什麼鬼，他不希望上學遲到，便說：「咱門走吧，伊斯梅爾。你可以稍後回來接奧爾罕。」
我們的學校從家裡走路四分鐘。伊斯梅爾把我哥送去上學，再回來接我的時候，課即將開始。我的腳步拖得更慢，責怪別人把東西搞丟或沒把東西準備好，假裝肚子疼得厲害，因此沒注意到伊斯梅爾按鈴。這時，由於這一切謊言和詭計讓人緊張，且多虧他們每天早晨讓我喝的鬼牛奶（滾燙，腥臭味仍留在鼻孔里），我真的開始有點肚子痛。不一會兒，我那豆腐心腸的祖母便讓了步。
「好吧，伊斯梅爾，實在太遲了，都敲鐘了，我們還是把他留在家裡吧。」然後她揚揚眉毛，轉過身來對我說：「但是聽著，明天你非去學校不可，懂嗎？否則我就叫警察。我要寫封信給你爸媽。」
幾年後讀中學，沒人檢查我的行蹤，逃起課來更有意思。由於在街頭每走一步都在抵償我的罪過，我更有能力欣賞這種經驗，得以看見只有真正漫無目的、遊手好閒的傻子才會注意到的東西：那邊那位婦女戴的一頂寬邊角帽、儘管天天經過卻被我錯過的焦臉乞丐、在店裡看報的理髮師和學徒、對街公寓牆上的果醬廣告女子、在塔克西姆廣場運轉的鐘——它的形狀像豬形存錢罐，若不是經過它的時候看見工人正修理它，我便可能完全錯過——空空如也的漢堡店、奇哈格后街的鎖匠、舊貨商、傢俱修理商、雜貨店、郵票商、音樂店、古書店、尤克塞卡帝林的刻印店和打字機店，一切都和我小時候同母親漫步這些街道時一樣真實、美妙，一樣耐人探尋。街頭滿是販賣「芝米」、炸貽貝、肉菜燴飯、栗子、燒烤肉丸、魚餅、小麵糰、「艾蘭」（ayran，一種優酪乳飲料）、冰鎮果汁的小販，什麼東西投我所好，我就買來吃。我站在街角，手裡拿一瓶汽水，看著一群男生踢足球（他們跟我一樣逃課，或根本沒上學？）。我沿著從沒見過的巷子走去，感受到片刻的愉悅。有時我瞥瞥表，心想著此時學校發生的事情，我的內疚使我的憂傷更為強烈。
中學那幾年，我探索別別喀和歐塔廓伊的后街，魯梅利堡壘四周的山丘，以及魯梅利堡壘、欸米甘和伊斯亭耶當時仍在使用的停靠站，還有漁夫的咖啡館以及四周的停泊站。我搭渡輪前往當時行駛渡輪的每個地方，享受渡輪提供的一切樂趣，飽覽博斯普魯斯的其他城鎮——在窗口打盹的老婦人，快樂的貓兒，后街的希臘舊屋，你仍能發現這些房子清晨不鎖門。
犯罪之後，我往往決心回歸正途：做個好學生，更常畫畫，去美國念藝術，不再作弄我那些儘管心地善良卻都成了諷刺漫畫的美國老師們，不再惹惱我那些暮氣沉沉、心懷叵測、惹我惱火的土耳其老師們。在極短的時間內，內疚把我造就成狂熱的理想主義者。那些日子裡，在我生命中的成年人當中最普遍的罪過——這些是我最無法饒恕的罪過——是不誠實與不真誠。從他們問候彼此的健康，到他們威脅我們這些學生的方式，從他們的購物習慣，到他們彬彬有禮的論調，在我看來，他們生活中的一切表現都表裡不一，而那種「生活經驗」——他們老是跟我說我不具備這東西——意味著過了某種年紀能輕而易舉地裝模作樣、八面玲瓏，而後安坐下來裝無辜。請別誤解，我也耍弄過許多伎倆，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也撒過一大堆謊，但事後，強烈的罪惡感、惶惑不安、惟恐被發現的恐懼深深苦惱著我，一度使我懷疑自己再也無法覺得安穩和「正常」，這使我本身的謊言和偽善具有某種重要性。我決心不再說謊或偽善，並不是因為我的良心不許可，或因為我認為撒謊和表裡不一是同一回事，而是因為伴隨過失而來的不安使我忍無可忍。
這些折磨，越來越強烈的折磨，不僅在我弄虛作假後才出現，它們隨時可能襲來：和朋友說俏皮話、獨自在貝尤魯排隊看電影、和我剛認識的漂亮女孩牽著手的時候。一隻大眼不知從哪兒盪來，懸浮在我眼前，像某種監視器，無情地監視我的一舉一動（付錢給賣票亭的女人，牽了漂亮女孩的手後找話說）以及我說的每一句老套平庸、言不由衷的蠢話（「請給我一張《俄羅斯情書》的電影票，中間座位。」「這是你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派對嗎？」）。我同時是自己的電影導演和主角，既身在其中，也同時從嘲弄的遠處觀看。一旦撞破自己，我只能維持幾秒鐘的「正常」神態，隨後便墜入痛苦不安的深淵，為自己的格格不入感到羞愧、擔心、驚恐、害怕，彷彿有人把我的靈魂像摺紙般一摺再摺，沮喪加劇的同時，我感到我的心開始搖擺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