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很擔心外國人和陌生人怎麼看我們。但焦慮若帶給我們痛苦，模糊了我們與現實的關係，變得比現實本身更重要，那可就麻煩了。我的城市在西方人眼中是什麼樣子，我關心西方人如何看待我們的城市（大部分的伊斯坦布爾人也是如此），這很令人煩惱，就像一隻眼睛始終盯著西方的每一位伊斯坦布爾作家，我有時因不知所措而感到痛苦。
坦皮納和雅哈亞在尋找一種城市形象、一種文學，讓伊斯坦布爾人得以從中看見自己的時候，格外用心地研究奈瓦爾與戈蒂耶的遊記。坦皮納的《五城記》中的伊斯坦布爾章節，是伊斯坦布爾本地作家對20世紀城市所作的最重要文本，可稱之為與奈瓦爾和戈蒂耶展開的一場時而轉為爭執的對話。坦皮納有回提起也曾造訪伊斯坦布爾的法國作家與政治家拉馬丁，他指出，拉馬丁「煞費苦心地描寫」阿布杜勒哈米德建議他撰寫的《土耳其史》（在我祖父書房中有一套精美的八大冊版本），可能是由阿布杜勒哈米德本人出錢贊助。而後他繼續警告說，奈瓦爾和戈蒂耶對阿布杜勒哈米德所作的評價並不深刻，因為他們是記者，其讀者群「早有定見」，這使旅人除了談論他們想聽的事之外，別無他途可循。至於戈蒂耶誇耀蘇丹對與他同行的義大利女士感興趣，以及他對蘇丹後宮妻妾的遐想——就像後來的許多西方旅人所作的陳述——坦皮納認為這「沒有堅定的道德觀念」，儘管他也承認不該責怪戈蒂耶，畢竟「後宮確實存在」。
這段局促不安的旁白，表達了伊斯坦布爾文人在解讀西方觀察時的重重憂慮。由於國內正在努力西化，因此西方作家說的話對他們來說極其重要，但每當某位西方觀察者說得太過分時，竭盡全力了解這位作家與其文化的伊斯坦布爾讀者便不由得覺得傷心。特別是沒有人說得准怎樣才算「太過分」。我們可說，一個城市的性格就在於它「太過分」的方式，一個旁觀者可能對某些細節過分關注而歪曲事實，但往往也是這些細節定義了城市的性格。
隨著西化的魄力以及土耳其民族主義的興起，與西方眼光之間的愛恨關係也愈加錯綜複雜。自18世紀中葉和整個19世紀以來，踏上伊斯坦布爾的大部分西方觀察者偏好的主題包括：後宮、奴隸市場（馬克吐溫在《異鄉奇遇》中幻想美國各大報的財經版，報道過最新一批切爾卡西亞和喬治亞女奴的價格和人口統計數字）、街頭的乞丐、背上扛的東西大得令人難以想像的搬夫（我小時候，看見歐洲遊客拍攝這些負重高達幾米的可怕挑夫過加拉塔橋，使我們每個人感到不安，但某個像沙亨克的伊斯坦布爾攝影師若選擇相同主題，便絲毫沒有人在意）、僧侶道堂（某帕夏告訴他的朋友和客人奈瓦爾，拿尖叉刺穿自己四處跑的魯法伊僧侶「精神不正常」，勸他們別浪費時間拜望僧侶道堂）以及與世隔絕的婦女。西化的伊斯坦布爾居民也同樣批評這些事情，但一位西方作家，即使只是稍稍反對，也會使他們心碎，傷害他們的民族自尊心。
惡性循環的產生，是由於逐漸西化的知識分子渴望聽見優秀的西方作家和出版人讚揚他們像西方人。相較而言，洛蒂（Pierre Loti）之類的作家則毫不隱瞞自己對伊斯坦布爾和土耳其人民的熱愛是由於相反的理由：他們保有的東方特點以及他們對西方事物的抵制。在洛蒂批評伊斯坦布爾人跟傳統失去聯繫的時候，他在土耳其僅有一小群追隨者，出人意外的是，他們多半是邁向西化的少數派。但每當國內捲入國際爭端，西化的文學精英們便義憤填膺地與洛蒂感性書寫的「愛土耳其情操」和平共處。
紀德在1914年講述他的土耳其之行，並未提供這種「愛土耳其」的萬靈藥。恰恰相反，他說他憎惡「突厥人」時，不是帶著逐漸蔚為風氣的民族自豪使用這一名詞，而是作為種族誹謗：突厥人穿的衣服醜陋，這種族也好不到哪裡去。他誇說旅行讓他學到，西方文明，尤其法國文明，勝過其他文明。《土耳其市場》首度發表時，深深激怒了當時的頭號詩人雅哈亞，但他並未像今天的作家那樣在通俗報刊上刊登回應，反倒與其他的土耳其知識分子把他們所受的傷害像某種罪惡的秘密般藏起來，暗自悲傷。這隻能表明，他們心裡私下認為紀德的侮辱恐怕是有道理的。紀德的書出版一年後，他們當中最偉大的西化者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展開了一場服裝改革，抵制一切非西方服飾。
西方觀察者抨擊這座城市的時候，我往往發現，他們的冷酷直言給我的樂趣，更甚於洛蒂紆尊降貴地不斷吹捧伊斯坦布爾的美麗、古怪及其奇妙的獨特之處。多數西方旅人讚揚這座城市的美，居民的魅力，但這無關緊要：我們關心的是他們如何理解他們看見的東西。19世紀中葉，法國與英國文學創造出一個更豐富的伊斯坦布爾形象。僧侶道堂、大火、墓地之美、宮殿與其後宮、乞丐、流浪的狗群、喝酒的禁令、婦女的與世隔絕、城市的神秘氣氛、博斯普魯斯的漫遊、天際線之美——處處賦予這座城市異國吸引力，而這些作家來到這裡往往待在同樣的地方，用同樣的導遊，因此很少看見使他們幻想破滅的東西。新一代的旅人則慢慢發覺奧斯曼帝國正在崩潰，因此沒有理由對奧斯曼軍隊的成功秘訣，背後運作的政府感到好奇。他們眼中的城市並不駭人，也非捉摸不透，而是一個奇異有趣的旅遊勝地。對他們而言，來到此地便已足夠，他們寫的大半與先人們相同，並且將旅行視為終點，因此不願進一步挖掘。
火車與汽船將伊斯坦布爾與歐洲的距離拉近，突然間有更多歐洲旅人漫步於街頭，這讓許多人帶著寬容的心猜測他們為何來到這糟糕之地。無知誇大了他們的狂妄，創造性的推斷使他們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說出來，因此，即使像紀德這類「有教養」的作家也覺得用不著為文化差異、當地的習俗傳統或背後的社會結構傷腦筋：在他看來，一個旅人有權要求伊斯坦布爾饒富趣味、令人迷惑、令人鼓舞。他們這些人沒興趣討論這座城市，自信十足地譴責他們覺得枯燥無味、毫無特色的東西，且絲毫不對更「具批判性」的西方知識分子隱瞞其軍事與經濟沙文主義：對他們而言，西方制定了全人類的標準。
伊斯坦布爾在這些作家到來之時，由於西化以及土耳其國父的各項禁令而不再充滿異國風情——蘇丹遭流放，後宮與僧侶道院被關閉，木頭房屋和其他旅遊景點被拆除，奧斯曼帝國被小小的、好模仿的土耳其共和國所取代。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任何重要人物來到伊斯坦布爾，每個現身於希爾頓飯店的外國人都受到本地記者採訪，之後，俄裔美國詩人布羅茨基在《紐約客》雜誌發表了長篇文章《逃離拜占庭》。或許因冰島記行遭奧登嚴酷批評仍心有芥蒂，布羅茨基一開始先列出一長串理由，說明他為何（乘飛機）來到伊斯坦布爾。當時我遠離城市而居，只想讀它好的一面，因此他的嘲弄打擊了我，然而我卻很高興看見布羅茨基寫道：「這兒的一切是多麼過時！不是陳舊、古老或老式，而是過時！」他沒說錯。帝國滅亡後，共和國雖確定其目的，卻不確定其身份。建國者認為，往前走的惟一方式是發展「土耳其性」的新觀念，也就是某種防疫線，隔開全世界。帝國時代多元種族文化的大伊斯坦布爾到此結束，城市停滯，掏空自己，成為單調、單語的黑白城鎮。
到我成年時，我兒時所知的伊斯坦布爾大都會已經消失。1852年，戈蒂耶跟當時的許多旅人一樣，指出在伊斯坦布爾街頭可聽見土耳其語、希臘語、亞美尼亞語、義大利語、法語和英語（以及比後兩者更常聽見的拉迪諾語，是宗教裁判之後來到伊斯坦布爾的猶太人所說的中世紀西班牙語），注意到這座巴別塔當中有許多人能流利地說多種語言，他似乎跟他的許多同胞一樣，對於除了母語之外不會任何語言略感羞愧。
隨著共和國的成立，土耳其化的崛起，政府對少數族裔實行各項制裁措施——有些人或許稱之為城市最後階段的「征服」，有些人則稱之為種族滅絕——這些語言多數消失匿跡。我兒時目睹此種文化滅絕：每當街頭有人過分大聲地講希臘或亞美尼亞語（那段時期很少聽見庫德族人〔Kurds〕當眾自我宣傳），有人便叫道：「市民們，請講土耳其語！」到處看得見相同的標語。
我對最不可靠的西方遊記作家感興趣，並非出於簡單的愛恨關係，或者在迷惘苦惱中尋求認同。姑且不論各式各樣的官方文件，和譴責伊斯坦布爾人街頭舉止不當的一小撮城市專欄作家，20世紀初以前，伊斯坦布爾人本身很少寫他們的城市。街道，氛圍，氣味，日常生活的豐富多彩等等活生生、呼吸著的城市，只能藉由文學表達，而幾個世紀以來，這座城市賜予的文學靈感惟有西方作家以文字表達。只有看了德康的攝影以及西方畫家的版畫，我們才能看見1850年代的伊斯坦布爾街頭風貌、人們的服裝款式。我若想得知我生活一輩子的街巷和廣場在我出生之前一百年、兩百年、四百年所發生的事情，我若想知道當時哪個廣場只不過是一片曠野，今天的哪片曠野曾經是柱廊廣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