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期，母親每個禮拜天早上都去報攤買一份《晚報》（Akam）。跟我們每天看的報紙不一樣，這份報紙不送到我們家。父親知道母親為了閱讀以筆名GülPeri（「玫瑰—女神」）匿名發表的社會八卦專欄「你聽說了嗎？」而親自去買《晚報》，一有機會就取笑她。從他的嘲笑中我了解到，對社會八卦感興趣是個性軟弱的表徵，等於無視於記者躲在筆名後頭髮泄對「有錢人」（包括我們交往的或希望自己成為的那些人）的怨氣，編造有關他們的謊言。就算不是謊言，這些本領不佳而引來社會專欄關注的有錢人，過的也不是模範生活。然而，這些洞見卻阻止不了我父親去閱讀這些專欄，並予以採信：
可憐的瑪登西！她在別別喀的房子遭了小偷，卻似乎沒有人知道丟了什麼。讓我們拭目以待，看警方能否解開這個謎。
摩妲羅去年夏天沒去海里游泳——都是因為她摘除了扁桃腺——今年夏天她在庫魯色斯梅島玩得很愉快——儘管我們聽說她仍有點煩躁。我們就別問原因吧……
伊琶去了羅馬！這位伊斯坦布爾名流看起來從沒如此快樂過。不知她高興的是什麼？是不是她身邊那位時髦男士？
莎莉耶以往在布約克迪爾（Büyükada）避暑，但現在她拋棄了我們，回到她那位於卡普里（Capri）的別墅。畢竟那兒離巴黎近多了哪！我們聽說她將舉辦幾次展覽。這麼說，她何時才讓我們看她的雕塑？
伊斯坦布爾的名流遭毒眼迫害！經常出現在本專欄的許多達官貴人都病倒了，緊急送醫手術。最新的壞消息來自深受哀悼的埃斯雷夫，他家位於恰姆勒加（Camlca），古兒蘇在這兒的月光派對度過美好的時光……
「所以古兒蘇也摘掉了扁桃腺吧？」母親說道。
「她先把臉上的肉球摘掉會好一些。」父親戲謔地說道。
有些名流被指名道姓，有些則不，但從他們一來一往的對答當中，我推斷我的父母親認識這些人，他們對母親而言之所以有趣，是因為他們比我們有錢。母親羨慕他們，同時卻又對他們的財富不以為然，這從她時而說他們「上了報」的譴責看得出來。母親的看法並不特別，當時的伊斯坦布爾人大都強烈認為有錢人不應在大庭廣眾下擺闊。
他們甚至公然說出來，卻不是呼籲謙卑，也不是想避免自傲——兩者皆未表達出新教徒的工作倫理——而僅僅是出於對政府的恐懼。幾個世紀以來，執政的奧斯曼帕夏把其他的有錢人——大半本身就是擁有權勢的帕夏——視為眼中釘，利用任何借口殺害他們，沒收其財產。至於在帝國最後幾個世紀里貸款給政府的猶太人，以及在商場和工藝界功成名就的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他們都沉痛地記得二戰期間被課徵懲罰性的財富稅，進而被沒收了土地與工廠，還有1955年9月5、6日的動亂期間遭掠奪焚燒的商店。
因此，如今湧入伊斯坦布爾的安那托利亞大地主以及第二代企業家，頗有炫耀財富的膽量。很自然，依然恐懼政府的人或我們這些由於無能以至於擁有的財富未能超過一代的人，認為這種膽略不僅愚蠢且庸俗。有個第二代企業家，當今土耳其第二富有的家族家長薩班哲，因他的講究排場、古怪見解和違反習俗的行徑而遭人訕笑（儘管沒有哪家報社寫過這些，惟恐廣告收入流失），但他粗野的勇氣使他效法美國煤炭大王弗里克，讓自己的家成為1990年代伊斯坦布爾最優秀的私人博物館。
雖然如此，我童年時代的伊斯坦布爾富人們內心的種種焦慮並非毫無根據，他們的謹慎亦非毫不明智。政府當局對每一種生產形式依然虎視眈眈，而若想真正致富就非得跟政客打交道不可，因此大家都認為即使「善意的」有錢人也有不清白的過去。在祖父的錢財用光之後，父親被迫為土耳其另一大企業家族的家長科克工作多年，拿上司的鄉下口音或他的笨兒子的知識缺陷開玩笑仍不滿足。氣憤時父親會說，這家人在二戰期間發的財，與國內當時必須忍受的饑荒和排隊購糧大有關係。
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時期，我未曾將伊斯坦布爾的有錢人看做其聰明才智的受惠者，而認為他們是老早抓住時機賄賂政府當局發了橫財的人。到1990年代，對政府的恐懼稍稍平息，我估計他們大半快速致富，畢生致力於隱藏財富，同時企圖使他們的社會聲望合法化。由於致富無須運用知識，這些人對書本、閱讀或下棋毫無興趣。這與精英主義的奧斯曼時期迥然不同，當時出身卑微的人若想步步高升、發財、當上帕夏，僅能憑藉教育。共和國初年，隨著蘇菲僧侶道堂的關閉，對宗教文獻的否定，字母的改革以及主動轉向歐洲文化，想通過教育提升自己已不可能。
新富階級恐懼政府（事出有因），這些膽怯的家族想提升自己惟有一個方式，那就是顯示自己比實際上更歐化。因此他們去歐洲買衣服、旅行箱和最新的電器用品（從榨汁機到電動刮鬍刀等一切產品）以自娛，為這些排場感到自豪。有時某個古老的伊斯坦布爾家族經營某項企業，又一次發了財（如我姨媽的好友，某位知名專欄作家兼報人），但他們已獲取教訓：即使未觸犯任何法律，未觸犯任何官員，沒有任何理由恐懼政府，變賣一切、搬到倫敦一間普通公寓也是常有的事。不是盯著對面鄰居的牆壁，就是盯著難以理解的英國電視，然而由於某些他們無法說明的理由，他們仍覺得這是更上一層樓，勝過未必舒適的、俯瞰博斯普魯斯的伊斯坦布爾公寓。而對西方的渴望往往產生《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故事：有錢人家雇保姆教孩子外語，結果男主人卻與保姆私奔。
奧斯曼帝國無世襲貴族，但隨著共和國的到來，有錢人極力讓自己被視作合法繼承人。因此，1980年代，當他們突然對殘留的奧斯曼文化發生興趣時，便竭力收藏木造「雅驪」發生火災後少數倖存的「古董」。由於我們曾是有錢人，也依然被視為有錢人，因此喜歡在閑談中談起有錢人如何致富（我最喜歡的故事是，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運糖進港而一夕致富的男人，享受其收益，直到過世）。或許是這類故事的魅力，或不知如何處置暴富，以及如何不讓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的悲劇氣氛，無論原因何在，每當遇上有錢人——某個遠親，家裡的朋友，我母親或父親兒時的朋友，尼尚塔石的鄰居，或最終出現在「你聽說了嗎？」專欄的某個沒有靈魂、沒有文化的有錢人——我便有一股永無止境的衝動，想深入了解他們空虛的生活。
我父親的一個兒時朋友，一位高雅瀟洒的長輩，從他的父親（奧斯曼帝國末年的大臣）那裡繼承了大筆財產，遺產所得數量龐大——我永遠分不清人們提起這筆錢時究竟是褒是貶——因此他「一輩子沒工作過一天」，除了看報、從尼尚塔石的公寓俯瞰街道之外無所事事。他下午花很長的時間打理鬍子，穿上在巴黎或米蘭裁製的上流服裝，開始著手當天的任務，即在希爾頓飯店的大廳或糕餅店，喝兩個鐘頭的茶。他有一回揚起眉毛對我父親解釋，彷彿講述一個天大的秘密，神情憂傷，以表示某種深切的精神折磨：「因為城裡感覺像歐洲的地方，惟獨此地。」另一位同輩是母親的朋友，一個很有錢、很胖的女人，儘管（或者因為）自己看起來跟猴子像得不得了，卻問候每個人：「你好啊，猴子。」哥哥和我喜歡模仿她這種裝模作樣的神態。她一輩子大半時間都在回絕追求者，抱怨他們不夠風雅或不夠歐化：當她年屆五十時，放棄了一個不想娶個平庸如她的女人為妻的有錢人或翩翩君子，嫁給了一位「出色、高雅」的三十歲警察。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一陣子，此後，她畢生規勸她那個階層的女子，只可嫁給門當戶對的有錢人。
總的說來，奧斯曼最後一代西化的有錢人，未能利用繼承的財富，參與伊斯坦布爾正在步入的商業及工業繁榮。這些古老家族的繼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氣的商人」——他們用「真摯的」友誼和社區精神的能力，來調和他們的刁滑欺詐——坐下來談生意，哪怕是喝個茶也不肯。這些古老的奧斯曼家族，也遭他們雇來維護其利益並為他們收租金的律師坑騙，卻被蒙在鼓裡。每回我們去他們的別墅或博斯普魯斯「雅驪」看望瀕臨消失的這類人，我便明白他們大半寧可與他們的貓狗為伴而不願與人為伍，因此我始終特別看重他們對我表示的關愛。五或十年後，古董商波爾塔卡魯（Raffi Portakal）在他的古玩店展示這些人周圍的傢具——讀經台、長椅、鑲珍珠桌、油畫、加框字畫、老式步槍、祖先傳下來的古劍、牌匾、大鐘——使我深情地憶起他們所過的沒落生活。他們都有一些嗜好和怪癖讓自己分散注意力，暫時忘記與外界的糟糕關係。我記得有個虛弱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讓我父親看他收藏的鐘錶和武器，仿若展示秘藏的春宮畫。有位年老的伯母囑咐我們走往船庫途中繞過一堵低矮崩塌的危牆，使我們想起五年前來看她的時候，她也說一模一樣的話，覺得很好笑。還有位伯母低聲講話，以免僕人聽見她寶貴的秘密。另有一位伯母不客氣地詢問我祖母出身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