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以前，神在我心目中有個清晰圖像：老而憔悴，披著白紗巾，是個外表平凡的可敬婦人。她雖像人類，卻跟我夢裡的幽靈更有共同之處，一點都不像我會在街上碰見的人（土耳其語有個單字「O」的意思指「他」、「她」和「它」）。因為她出現在我眼前時是上下顛倒，稍稍偏向一邊，我幻想世界中的幽靈們在被我發覺時，羞怯地消失在背景中，她也一樣：在以某些影片和電視廣告中出現的搖擺手法拍攝周遭世界後，她的形象銳化，開始上升，達到雲霧中的恰當位置便隱沒而去。她白頭巾上的皺褶，就跟雕像和歷史課本上的插圖一樣，清晰而精細，覆蓋全身，因此我甚至看不見她的手臂或腿。每當這幽靈出現在我眼前，我便感到強大、莊嚴而崇高的神靈降臨，但奇怪的是並不覺得恐懼。我不記得曾請求她的幫助或指引。我非常清楚她對我這般人不感興趣：她只在乎窮人。
在我們的公寓樓房裡，惟有女僕和廚子對這幽靈感興趣。儘管我隱約知道，至少就理論而言，神的愛超越他們之外，擴及屋檐底下的每個人，我卻也知道我們這般人幸運得足以不需要她的愛。神之存在是為了幫助痛苦的人，安慰孩子無法受教育的窮人，幫助一天到晚懇求她的街頭乞丐、患難中的無辜之人。這就是當我母親聽說通往偏遠村落的道路因暴風雪而封閉，或窮人因地震無家可歸的時候便說「願神幫助他們」的原因。請求幫助似乎還是其次，倒是表達出我們這種富裕人家在這時候感到的一絲內疚：幫助我們遺忘無能為力的空虛感。
身為邏輯思考的生物，我們理所當然地確信，把光輝藏在一堆白披巾後頭的這位柔和而年長的神靈不願聽我們說話。畢竟，我們沒為她做任何事，而我們公寓里的廚子和女僕以及周遭每一戶窮人家，都得下苦功夫，利用各種機會，與她取得聯繫。他們甚至每年齋戒一個月。我們的哈妮姆不服侍我們時，便跑回她的小房間鋪上地毯禱告；每感覺快樂、哀傷、歡欣、惶恐或憤怒時，她便想到神；每當開門或關門，第一次或最後一次做任何事，她便召喚神的名字，而後屏聲息氣地喃喃低語。
除了想起神與窮人之間的神秘關係之外，她並未使我們過分費心。幾乎可以這麼說，知道他們仰賴別人拯救，知道有另一個力量能幫助他們「承受負擔」，我們如釋重負。但此種寬慰的想法，有時因害怕窮人有一天會用他們與神之間的特殊關係對抗我們而冰消瓦解。
我記得有幾回——更多是出於好奇心，而非出於百無聊賴——看著我們的老女僕禱告時心中感到的不安。透過半開的門往裡看，我們的哈妮姆看起來很像我想像中的神：在祈禱毯上微微偏向一旁，慢慢彎下身把臉埋在毯子上，站起身後，再一次彎下身，拜倒在地時，看起來猶如乞討，接受她在世上的卑微地位。不知何故，我覺得焦慮而且有些生氣。她只在無迫切職責在身、沒有別人在家時才祈禱，斷斷續續的祈禱聲劃破寂靜，使我心煩意亂。我的眼光落在爬上玻璃窗的一隻蒼蠅。蒼蠅四腳朝天掉了下來，掙扎著翻過身時半透明的翅膀嗡嗡作響，與哈妮姆的禱告和低語聲混雜在一起，突然間我再也無法忍受這一切，扯了扯她的頭巾。
據我的經驗，妨礙她禱告會讓她不高興。這位老婦人費儘力氣對我的侵擾不予理會，讓我覺得她做的事像是假的，只不過是一場遊戲（因為此刻她只是假裝祈禱）。但她專心祈禱的決心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算是對我的挑戰。當神介入我和這位婦人之間——這婦人始終疼愛我，把我抱在膝上，在街上告訴停下腳步誇讚我的人，說我是她的「孫子」——我就像家中每個人一樣，對虔敬之人的信仰感到不安。我與土耳其世俗中產階級的每個人共同懼怕的不是神，而是信奉者的狂熱。
有時當哈妮姆祈禱時，電話鈴響，或是我母親突然需要她做些什麼而大聲呼叫她，我就朝母親直奔而去，告訴母親她在禱告。有時我這麼做是出於好心，有時我更受那種奇特的不安、妒忌、惹麻煩的慾望所驅使，只是想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我急欲知道何者較為強烈，女僕對我們的忠誠，抑或她對神的忠誠：一部分的我渴望與她遁逃而入的這另一個世界作戰，有時得來的卻是威脅的回應。
「你在我禱告時扯我頭巾，手會變成石頭！」我仍繼續扯她的頭巾，但什麼也沒發生。但就像我的長輩們那樣，雖宣稱不相信這些胡說八道，卻仍然謹慎小心——以防時間證明他們錯了——我知道超過某個限度，便不敢去惹她，別因為這回沒變成石頭……正如我謹慎的家人們，我意識到若嘲笑了宗教或表現出沒興趣缺缺，最好立即轉移話題：我們把虔誠與貧窮畫上等號，卻從不敢高聲說出。
對我而言，彷彿他們一天到晚把神掛在嘴上是因為貧窮。我之所以得出這種錯誤結論，完全可能是因為看見家人以懷疑和嘲弄的眼光看待一天禱告五次的信徒。
假使神不再以披戴白頭巾的名流形象出現，假使我與她的關係是引發一絲恐懼和告誡的話題，一個原因是我家沒有人認為應當給我上宗教課程。或許因為他們沒什麼可教我，我不曾見過我有哪個家人在地毯上跪拜，或齋戒，或低聲禱告。在此意義上，你可以說我們這類家庭就像無神論的歐洲中產階級家庭，缺乏勇氣劃清最後的界線。
說來似乎是說風涼話，然而在土耳其國父新共和的非宗教狂熱中，拋棄宗教即是現代化和西化。自滿之中時而搖曳著理想主義的火焰。但那是在公開場合，在私底下的生活中，沒有任何東西填補精神的空虛。消除了宗教，家變得和城裡的「雅驪」遺迹一樣空洞，和「雅驪」四周長滿蕨類的花園一樣昏暗。
因此在我們家，便交由女僕填補這空虛（並滿足我的好奇——神如果不重要，何必蓋那麼多清真寺？）。不難看出迷信的愚蠢。（「你若碰這個就會變成石頭，」我們的女僕說道，「他的舌頭打了結。」「一個天使來把他帶上天。」「別先放左腳。」）綁在教長陵墓上的布塊，在奇哈格為蘇父爸爸（Sofu Baba）點著的蠟燭，女僕因無人送她們看醫生而自行調配的「老婦偏方」，以及幾百年的回教僧派以格言、諺語、威脅和建議等形式進入我們這共和國時代歐洲家庭的遺物，它們或許是一派胡言，卻同時也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痕迹。即使到現在，在某個大廣場或走廊、人行道時，我仍會突然想起不該踩在鋪路石之間的裂縫或黑色方格上，於是不由自主地跳著走。
我的腦子把這些宗教訓諭跟我母親的規定（例如「不要指指點點」）混為一談。或者，當她跟我說不要打開窗或門因為穿堂風會吹進來時，我便想像穿堂風是某個靈魂不能被打擾的聖人。
因此我們不把宗教看做神通過先知、書本和律法對我們發言的體系，而是把它降格為古里古怪、時而逗趣的一套下層階級奉為依歸的規章。撤去了宗教的力量，我們得以接納它成為我們家的一分子，當做某種古怪的背景音樂，陪伴我們在東西方之間左右擺盪。我的祖母、父親、伯父姑媽們，他們一天也沒齋戒過，但在齋月期間，他們就跟禁食的人一樣在飢餓中等待日落。冬日的夜來得早，祖母跟她的朋友們玩牌時，齋戒結束即是大吃一頓的借口，也就是說，享受更多烤箱里的食物。但還是有些讓步：一年當中，這些群眾的老婦人每個月都一邊玩牌一邊接連不斷地吃著東西，但齋月期間，日落將近時，她們停止大啖，垂涎欲滴地盯著附近的一張餐桌，桌上擺滿各種果醬、乳酪、橄欖、肉餅和蒜頭臘腸；當廣播傳出笛聲，表示齋戒即將結束，她們便如饑似渴地注視餐桌，彷彿她們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普通回教徒一樣，從黎明開始就沒吃過東西。她們彼此問道：「還有多久？」聽見炮響，她們等廚子貝吉爾在廚房裡吃過東西，然後她們也朝食物撲過去。至今，每當聽見笛聲，我仍會流口水。
我的第一趟清真寺之行加強了我對一般宗教，尤其是伊斯蘭教的偏見。幾乎是偶然的，有天下午無人在家，我們的女僕哈妮姆沒徵求任何人同意便帶我去清真寺——倒不是急著想朝拜，而是在室內呆膩了。在帖斯威奇耶清真寺，我們看見二三十人——多半是后街的小商店老闆，或給尼尚塔石的有錢人家幹活的女僕、廚子和門房，他們聚在地毯上時，不大像集會信眾，而更像是聚在一起交換意見的朋友。等待祈禱時刻到來時，他們彼此低聲閑聊。祈禱的時候我在他們當中走來走去，跑到清真寺一角玩我的遊戲，沒有人停下來責備我，反倒像我小時候那些大人對我一樣，露出甜美的微笑。宗教或許屬於窮人的領域，但我現在看見——與報上以及我的共和國家庭所醜化的對象恰恰相反——信教的人是無害的。
然而帕慕克公寓里對他們的取笑，使我知道他們的善良純潔要付出代價：土耳其現代化、繁榮、西化的夢想因而更難達到。身為西化、實證派的有產階級，我們有權治理這些半文盲人口，我們樂於防止他們太依賴迷信——不僅因為私底下對我們來說很合適，還因為我們國家的命運取決於此。我祖母若發現某個電工跑去祈禱，就連我也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