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客廳里有個書櫃，在難得打開的玻璃門後，在積了灰塵的《生命百科全書》、一排泛黃的少女小說以及我美國伯父的醫學書籍當中，有一本與報紙一般大的書，我在學會閱讀不久後發現了它：《從奧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國父：六百年奧斯曼通史》，我喜歡它挑選的主題及其豐富神秘的插圖。我們的公寓和洗衣店在同一層樓的那段日子，或每當生病無法上學，或無緣無故曠課，我便上樓去祖母的公寓，坐在伯父的書桌前，將這本書里的每一行字連續閱讀多次。後來當我們住出租公寓，每逢去探望祖母，我都會把這本書取出來讀。
我尤其喜歡描述奧斯曼歷史的手繪黑白圖片。在我的教科書當中，那些歷史是沒完沒了的戰爭、勝仗、敗仗與條約，是以自豪的民族主義口吻講述出來的歷史，可是在《從奧斯曼一世到土耳其國父》中，卻是一連串奇珍異物和奇人怪事——羅列了叫人毛髮倒豎、驚心動魄、時而令人作嘔的圖片。在此意義上，這本書就像奧斯曼儀典書里的遊行隊伍，隊員在行經蘇丹面前時進行一連串的奇特表演，又好像走入給這些軼書配插圖的細密畫中，坐在蘇丹身旁，從今天的易卜拉欣帕夏宮殿眺望窗外的蘇丹阿密廣場，審視帝國的財富、色彩與奇觀，多種多樣的工匠，每個人身穿自己的工作服。我們喜歡說自己在共和國成立、土耳其成為一個西方國家之後便切斷了奧斯曼的根基，成為更「理智而科學」的民族。或許正因為如此，坐在現代化的窗口注視我們理應遺忘的奧斯曼先人們種種奇怪、陌生、人性的現象，是如此激動人心。
就這樣，我讀著雜技藝人走在兩艘船的桅杆之間拉起的鋼索橫越金角灣，以慶祝蘇丹阿麥特三世之子穆斯塔法王子舉行割禮，研究關於這件事的黑白插圖。我還發現，我們的「父輩們」認為把平常人與靠殺人為生的人葬在同一個墓地不成體統，於是在埃於普的卡亞第巴宜里特別為劊子手設置了一處墓地。我讀到奧斯曼二世時代的1621年是個寒冬，整個金角灣和部分博斯普魯斯海全結了冰；跟著書中的許多插圖一樣，我從未想過小船系在雪橇上和大船困在冰中的圖片反映出的畫家的想像能力甚於歷史事實，我對它們百看不厭。描繪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時代兩個著名瘋子的插畫也很有趣。第一個瘋子是男人，習慣光屁股走在街上，儘管文雅的畫家把他描繪成因羞愧而披上衣服；另一個則是被人叫做「尤潑辣（Upola）夫人」的女瘋子，找到什麼就穿什麼。根據作者的說法，瘋男人和瘋女人每回見面便展開激烈的爭鬥，因此他們被禁止通過那座橋。（「那座橋」：當時沒有任何橋橫跨博斯普魯斯，只在金角灣上有一座橋——加拉塔橋，1845年建造於卡拉廓伊與埃米諾努之間。到20世紀末，橋已重建三次，但原來的木橋簡稱為「那座橋」。）就在這時，我的眼光落在一個男子背著籃子被繩子綁在樹榦上的圖片上，我繼續讀下去，發現一百年前有個流動麵包販把他的馬和貨物拴在樹榦後，自己在咖啡館裡玩牌，一個名叫貝伊的市政官員於是把麵包販拴在樹上，對他折磨無辜的牲畜進行懲罰。
這些故事有許多出自「當代的報紙」，其真實性有多少？比方書里告訴我們，15世紀有個麥合特帕夏因試圖鎮壓一起暴動而丟了腦袋，他的部下因看見他的斷頭而終止叛亂。這件事或許是真的，也或許，就像許多相同處境的人，他們把大臣的頭扔來扔去以表示憤怒。但這些人可真如插圖中所做的——拿帕夏的頭當足球踢？我不曾多想這些問題，寧可往下讀16世紀的「收稅官」綺拉（Ester Kira）。據說她也是薩菲耶蘇丹的「收賄官」，在另一起叛亂中慘遭碎屍萬段，曾賄賂她的每個人都在門上釘了她的一小塊身體部位。我略帶惶恐地看著釘在一扇門上的一隻手。
科丘——我稍早介紹過的四位憂傷作家之一——著墨最多的是另一個主題，其怪異可怕的細節使西方旅人也為之顫動：伊斯坦布爾施虐者與劊子手的行刑手法。埃米諾努有個地方專為所謂「吊鉤」而修建。滑輪把一絲不掛的犯人吊起來，以鉤子串起，繩索一松，便墜落下去。還有個近衛步兵，愛上一個教長的妻子，綁架了她，剃光她的頭髮，將她打扮成男生，帶著她在城裡走。逮到他時，他們打斷他的手腳，將他塞進添了破油布和火藥的炮筒里，射向空中。「保證令人膽顫心驚的行刑法」是《百科全書》對另一種可怕刑罰的描述方式：赤條條、臉朝下的犯人被綁在十字架上，借著鑽入他肩膀和臀部的蠟燭光線遊街示眾。我對裸身犯人的反應不無帶著某種性的顫慄，而把伊斯坦布爾歷史看成是陳列死亡、毒刑與恐怖的黑白圖畫，也頗為有趣。
一開始，科丘並未考慮寫一本書。1954年，《共和國》（Cumhuriyet）報紙四頁內含「本國歷史上的奇風異俗」的副刊裝訂成冊。在這些奇人怪事、歷史和百科知識的細節背後，科丘本身也有著古怪而悲慘的經歷。他熱愛的事業，始於十年前的1944年，貧困迫使他於1951年在第四卷的第一千頁歇手，當時仍在字母B——這便是《伊斯坦布爾百科全書》。
七年後，科丘開始進行第二部《伊斯坦布爾百科全書》，他不無道理地、自豪地稱它為「世上第一部城市百科全書」，從字母A重新開始。時年五十二歲的他擔心他的偉大事業將再次半途而廢，於是決定縮減為區區十五卷，並使詞條更「受歡迎」。這次他更有自信，看不出有什麼理由不該在他的《百科全書》中進行個人喜好的探索。他於1958年出版第一卷；到1973年，已進行到第十一卷，卻仍只在字母G——正如他擔心的，他被迫放棄了這項努力。儘管如此，這第二部《百科全書》提供的有關20世紀伊斯坦布爾的新奇繽紛的詞條，是城市靈魂的最佳指南，因為本書的結構也正是這座城市的肌理。為了理解何以如此，必須對科丘本人有所認識。
科丘是那種充滿「呼愁」情感的人，這些人將20世紀的伊斯坦布爾塑造成一個為憂傷所苦的半完成的城市形象。「呼愁」定義了他的生命，為他的作品賦予隱藏的邏輯，確立他孤寂的航向，僅能導致他最終的失敗——跟同一類的其他作家一樣，他並未將「呼愁」視為重心，也沒想太多。事實上，科丘並不認為他的憂傷來自他的歷史、家庭或城市，而視之為與生俱來。至於伴隨而來的避世，相信人生必須一開始就接受失敗，他不認為這些是伊斯坦布爾的遺產，正相反，伊斯坦布爾是他的慰藉。
科丘1905年出生於教師和公務員家庭。他母親是某帕夏之女，父親長期擔任記者。科丘在整個童年時代目睹戰爭、敗戰和移民潮毀滅奧斯曼帝國，迫使伊斯坦布爾陷入數十年來難以擺脫的貧困。他在後來的著作和文章中經常回到這些主題，就像回到他從小看到的城裡最後幾場大火、消防員、街頭械鬥、鄰里生活和酒館。他說起兒時住過後來燒毀的博斯普魯斯海岸邊一棟「雅驪」。科丘二十歲時，他父親在哥茲塔比租下一棟奧斯曼老別墅。年輕的科丘在伊斯坦布爾的木造樓閣過著傳統生活，長時間待在此處，得以眼見他的大家庭四散分飛。如同許多這類家族，日漸貧困和家族不和迫使科丘家變賣木造樓閣，此後科丘仍待在哥茲塔比，但與家人分居，住過多處水泥公寓。或許最能明白顯示科丘憂傷、保守心態的選擇，莫過於決定——當時帝國已瓦解，土耳其共和國的意識形態蒸蒸日上，朝西方看齊的伊斯坦布爾已開始排斥、遏制、揶揄並懷疑與奧斯曼時代有關的一切——在伊斯坦布爾學歷史，畢業後擔任他敬愛的老師、歷史學家勒菲克的助理。
勒菲克生於1880年，比科丘年長二十五歲，是《奧斯曼的歷代生活》系列叢書的作者。此叢書分冊出版（科丘的《百科全書》也將如此），逐漸受人歡迎，終於使他成為伊斯坦布爾首位現代通俗歷史學家。他不在大學授課時，便在奧斯曼檔案雜亂無章的「污垢與塵埃」中（當時稱做「文書寶藏」）查找編年史家的手寫記錄。他盡己所能地搜羅資料，而由於——就像科丘——他寫得一手妙筆生花的散文（他喜愛抒情詩，業餘時間寫詩），他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廣為人們閱讀，後來結集成書。融合歷史與文學，將奇特豐富的檔案轉換成報刊上的文章，在一家家書店遊逛，讓歷史成為易於吸收的東西，晚上與朋友們在酒館喝酒對話，這些都是科丘承襲自導師勒菲克的愛好。可惜的是他們的關係為時不長，1933年在伊斯坦布爾大學教育改革期間，勒菲克被撤除教職。據大家所知，他與反對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自由協商黨」意氣相投，但是對奧斯曼歷史與文化的強烈興趣，更是使他斷送顯赫職位的原因（我的外祖父也在同一時期遭法學院撤職）。導師丟了工作，科丘亦然。
科丘憂傷地目睹導師失去國父與國家的垂青後日漸衰弱：一文不名、無人知曉且無人照料，必須一點一點地變賣藏書以支付醫藥費。經過五年的掙扎，勒菲克在貧困中死去。那時，他生前所著的九十本書多已絕版。（四十年後，科丘亦是如此。）
勒菲剋死後，科丘在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