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雷格里港旅館的服務員站在服務台後面，從公文夾里抽出了諾勒的定單，定單卡後面訂著一個黃色小信封，他撕下信封，交給了諾勒。
「這封信是今晚七點半多一點到的，先生。」
諾勒在里約熱內盧沒有熟人，在紐約時也未曾把自己的去向告訴任何人。他撕開信封，抽出了信件。信是桑姆·布諾凡托拉寄來的，要他見信後無論時間早晚，立即回個電話。
諾勒看了看錶，已近午夜了。他登過記，盡量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跟服務員說著話，滿腦子裡想的卻是桑姆。
「現在給庫臘索島掛電話會不會有什麼不便？」諾勒問道。
服務員聽到這話有些不高興：「先生，我們的話務員是決不會嫌麻煩的。至於庫臘索那邊，我可不敢打保票。」
不管困難出現在哪一頭，凌晨一點十五分他就在電話里聽到了布諾凡托拉刺耳的聲音。
「諾勒，我想你一定遇到什麼麻煩事了。」
「不止一次。有什麼事嗎？」
「你的代理人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了紐約的這個警察，麥爾斯中校。他是個偵探。他當時很惱火，說你即使是離開此城也應當通知警方，何況出國呢。」
真該死！他把這回事忘記了。現在，他懂得了那些命令是何等至關緊要。馬錢子鹼是沖著他來的！警方是否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呢？
「桑姆，你是怎麼跟他說的？」
「我也很惱火；對付這些火氣十足的警察唯一的方法就是針鋒相對。我告訴他你為華盛頓可能有興趣建立的設施到附近島上勘察去了，在距離巴拿馬運河區不遠的北部。反正怎麼說都不錯，沒人會講出你的去向。」
「他相信了嗎？」
「很難說，他想叫你給他打電話。不過我給你爭取了時間。我告訴他，你當天下午已經給我打過電話，估計在三、四天內不會聽到你的消息，而且又不能跟你聯繫。他象個被宰的公牛一樣吼了起來。」
「他說了些什麼？」諾勒問。
「他還能說什麼呢？在他看來，我們都是白痴，是蠢材。我沒有回敬他，他給你留下兩個電話號碼，找筆記一下吧。」
「說吧。」
諾勒記下了港口警察局和麥爾所家的電話號碼。他對布諾凡托拉道謝並告訴他他打算下星期與麥爾斯聯繫。
在等接通庫臘索島電話這段沒完沒了的時間裡，諾勒打開行傘。他在窗前一把竹背椅上坐了下來，眺望窗外夜光下的白色海灘，幽暗的海水接連著沙灘，水面上倒映著一勾明月。窗戶下面，是一條緊傍海邊小路的僻靜的街道，路面用黑白兩色石塊鑲嵌出一條條平行線。這一切使人聯想到高帕喀巴那，瓜納巴拉的金色海濱。月光下的海濱風光使諾勒感到空寂和荒涼。雖然景色是美好的，甚至可以說是完美無瑕的，可諾勒卻想：如果讓他來設計這裡的街道，他會使它更富有特色。接著，他的目光落在玻璃上，現在，除了思考、休息以及希望能睡上一覺外幾乎沒什麼事可做。幾個星期以來，入睡已經是個難題了。現在失眠對他來說就更嚴重了，這是因為他知道了過去不曾意識到的事情：有人企圖謀殺他。
這使他產生了一種奇特的感覺：他不能相信有人要殺害他。然而，事實上有人確實做出了這個決定，下達了這個命令。這究竟為什麼？是因為自己做了些什麼嗎？還是由於日內瓦派或是那個密約呢？
「我們做的可是數億美元的大交易啊。」曼弗拉第的這句話顯然是個忠告，而決不僅僅是說說而已。事情既然已經外傳，那就很難斷定傳了多遠，哪些人參與了這件事；也許那些被觸怒的素不相識的人在竭盡全力阻止日內瓦這筆巨款的支出？並把此案提交國際法庭。諾勒想，這是目前唯一可能的解釋。
三個非凡的人物在惡魔希特勒發動的劫掠中起草了這個文件，唯一符合道義的解答將在執行這個文件的過程中找到。曼弗拉德的這個看法是正確的。「有罪就要贖罪。」這是海因列希·克羅森所奉行的信條。這是個正義的信條。狼穴的人們在被引入罪惡的歧途後醒悟過來了。
諾勒倒了一杯酒，在床沿坐下，眼睛凝視著電話機旁旅客留言簿上桑姆·布諾凡托拉留下的兩個電話號碼。這是他與海軍中校和港口警察局的聯繫地點。但是諾勒還下不了決心打電話。他已經開始搜尋了，已經在為尋找馮·泰波爾一家邁出了第一步。這可不是簡單的一步，簡直是巨人的一躍，是空中的四千英里。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這些事能不能做成功呢？這就象在原始森林中開闢一條通路一樣無從下手。
諾勒感到眼皮發沉，睡意襲來。如果能睡著覺，這倒值得慶幸。他放下茶杯，踢掉鞋，合衣躺在床上。他兩眼盯著天花板，感到一陣陣的孤獨，儘管他明白事實並非如此，可他還是覺得從三十年前開始，那個在彌留之際倍受折磨的人就一直在呼喚著他。入睡前，那個人的影子一直縈繞在他腦海中。
諾勒隨譯員走進一問燈光昏暗、沒有窗戶的小房間。他們交涉得很簡單，諾勒要查閱一下關於原籍德國的馮·泰波爾一家的具體情況。一位帶著一兒一女的母親在1945年6月15日前後移居巴西，幾個月後，大概在里約熱內盧生下了第二個女兒。檔案應提供一些情況，用這種簡明的核對時間方法查找——提前或縮後兩個星期，即使用了假名，也一定能在這段時間裡查到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孕婦來到這個國家的記載。也許會在檔案中找到一個或幾個名字，如果這樣的孕婦不止一個的話，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查清她是不是所要尋找的威廉·馮·泰波爾的妻子。
這屬於非官方調查，不帶任何惡意，更不是為三十年前的罪行尋找報復的根據。相反，這是仁慈的義舉。
諾勒意識到會有人對他的舉動追根尋源的。他還記得在紐約領事館所得到的體會中有這樣一句話：『把謊言建立在部分事實的基礎上。』對！就說馮·泰波爾家在美國有親戚。他們家二、三十年代有人移居美國，現在家裡已沒有什麼人了，但是有一筆很可觀的錢和他們有關。那麼，移民局的官員肯定會幫助他們找到財產繼承人。如果移民局能夠幫忙，馮·泰波爾一家肯定會感激他們的幫助……而後，他這個中介入也會使他們相互明白他們之間的合作。
檔案冊搬出來了。他翻看了許多年代久遠的照片和字跡已褪色並且弄得很髒的材料。顯然，其中許多是在伯爾尼、蘇黎世和里斯本買來的偽造證件和護照。
不過，他沒有找到馮·泰波爾家的材料，也沒有任何材料記載著一個孕婦在1945年6、7月間帶著兩個孩子來到里約熱內盧。至少可以說材料中沒有一個人的情況和威廉·馮·泰波爾妻子的情況相似。懷孕婦女的記載是有的，甚至有帶孩子孕婦的材料。可沒有哪個象是與泰波爾先生有關。據曼弗拉第講，長女柯立清當時十二、三歲，長子約安十歲。可材料中記載的在那幾周內進入巴西境內的婦女，不是有丈夫陪同，就是有偽稱丈夫的人陪伴。況且有孩子的孕婦里沒有一個的孩子超過七歲。
這不僅異乎尋常地不可能，簡直絕對不可能。諾勒凝視著材料上已經褪了色的鋼筆字跡。這些由移民署官員三十多年前匆忙記下的字常常模糊得難以辨認。
一定出了什麼差錯。建築師的視覺被攪亂了。他覺得自己彷彿是在研究一張尚未完成的充滿微小改動的藍圖。為了不影響基本設計圖案，那些細線條都被小心具翼地精心改過。
是的，都被擦過或者改過了。先用化學方法去掉，再精心填上。麻煩的正是這些。細看那些出生日期，3改成8，1變成9，2改成0。有的數字，那個彎兒還在，這兒就添了一道線，後面又加個圈兒，1945年6月至7月間來巴西的兒童，檔案里的出生年月都改了。他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出生在1938年以前。
這個計策真可謂煞費否心。這條妙計目的在於從根本上中斷追查，而這種做法又不至於引起懷疑。這些數字都是三十多年前那些不知名的移民用工作人員忠實地、匆匆忙忙地，記錄下來的，是從那些絕大部分早已被篡改了的材料上抄錄下來的。由於無法核實哪些是偽造的，因而也無法進一步行定或者否定它的正確性。當然，這裡不會有任何材料與馮·泰波爾家的情況相符。哎呀！他突然悟到這是個騙局！
他掏出打火機。借著它的火光可以看清某些肉眼可以察覺到的微小改動。
「先生。這是不許可的。」翻譯苛刻地大聲命令。「這些舊紙很容易點燃，我們不能冒這個險。」
諾勒明白了，這個房間之所以不裝窗戶，光線又這麼暗的奧妙所在。他邊熄火邊說：「我敢打賭不會著火的。」接著，他把話題一轉說：「那麼這些材料一定也不允許拿出房間啰。」
「是的，先生。」
「這兒四周沒有其它照明燈，你們也不預備手電筒是不是？」
「先生，」翻譯打斷了諾勒的話，聲音裡帶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