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戴城一共有八家連鎖炸雞店。我還記得第一家炸雞店開張，全城的人都去排隊，就為吃一塊炸雞。我頭一次帶女孩去吃炸雞，那姑娘愛吃酥脆的雞皮，把我的那份雞皮也吃了。我記得請老楊吃炸雞，當時他還是個飢餓的大學生，在兩分鐘之內吃掉了六塊雞。
這些記憶很遙遠。當你從一個消費者變成工作人員，時間就被隔離了，它產生了一條明確的分界線，你只能退到邊界，而不能再越線。它像失戀，也像是我前半生歷經的時代動蕩，每一個節點，都會攔住我。我看過毛姆的《刀鋒》，它引用《奧義書》的話說：越過一把刀的鋒刃很難，因此智者說得救之道是困難的。以前我不明白刀鋒何在，後來發現，我去炸雞店打工，這麼普通的事情，恰恰就是命里的刀鋒。
我和寶珠被安排在市中心最熱鬧的炸雞店，據說所有的員工都害怕去這家店，因為它太忙，很多農民進城就去那兒逛街，順便吃炸雞。顧客排隊等吃，雞排隊等下鍋，員工排隊等挨批，就是這樣。我對農民沒什麼惡感，在炸雞店干過活就知道，農民大多數比較好糊弄，他們看見不用筷子吃雞的方法已經先矬了一截，就不會提更高的要求了。比較挑剔的是本城人，最討厭的是那些來自大城市的遊客，見過點世面，愛講究，沒耐心，經常會要求爬進櫃檯替我們炸雞。
我們穿著店裡的制服，紅帽子，紅色條紋襯衫，藍褲子，只有鞋子是自己的。據我所知，那地方雞肉不多，麵粉鋪天蓋地，一天干下來，鞋子上的麵粉可以帶回家去做一頓晚飯。關於炸雞店的細節，我和寶珠約好了，等我們老了，就寫一本回憶錄，取名《我的炸雞生涯》。
在鐘點工之中，我首次發現自己老了，幹活的全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姑娘小伙，大部分是技校職校的，只有我和寶珠是二十四歲。這當然受到了一點歧視，主要是嫌我們幹活慢，另外年紀大了也沒什麼共同語言。我對寶珠說，真見鬼，我十八歲的時候天天在街上找碴打架，要不就是賭博、看黃片，絕對不會想到去做鐘點工（那個年月也沒有這種工作）。時代不同了，以前老楊總是感嘆，自己早生五年，趕上一九六八年的那一代就可以叱吒風雲，既參加了革命運動，也叼住了各種肥差，現在我覺得自己要是晚生個五六年也不錯。總而言之，我們是成了夾板里的一代人。
我和寶珠常常在一起上班，很快就把後廚到大堂的技能都學會了，甚至在櫃檯上收銀，我沒出過一次錯。這讓我恢複了一點自信，本以為自己真的數盲呢。副店長是一個胖子，對我挺好的，經常說自己學歷不高，靠的就是硬拼，才混到月薪三千的級別。那時候月薪三千是個天文數字了。他說「硬拼」的時候，會舉起拳頭，好像有一個舊世界需要砸碎。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每天打烊時剩下的雞塊，已經炸好並且放在恆溫箱里的，必須扔到垃圾桶里。我覺得這樣很浪費，其實應該請員工吃一頓。胖子店長說：「對顧客來說這是雞塊，對你來說，這是貨，是損耗，是類似皮鞋和農藥的東西，賣不掉的皮鞋你能吃了它嗎？還是打算自己穿回去？」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美資企業果然有它的邏輯，順便也糾正了我的世界觀。
晚上打烊是特別累的事情，所有的鍋碗瓢盆都得擦洗，這被納入工作流程，稍有馬虎的，就會慘遭辭退。天天都有人捲鋪蓋滾蛋，這淘汰率未免也太高了。後來胖子店長安慰我，被其他企業開除，可能是件丟人的事，被炸雞店開除則不必自卑，因為，它真的很嚴格，不是正常的中國人能承受的，如果你在炸雞店干滿三年，那麼將來去任何地方硬拼，都不會害怕。說完又舉拳頭。我心想，我才不會在你這兒干三年呢，寶珠什麼時候走，我就跟著走。
我和寶珠分別有了艷遇。
喜歡寶珠的那個小夥子綽號叫猴子，他是我的母校——化工技校的學生，那所學校曾經是戴城最爛最可怕的地方，孕育流氓土匪，偶爾還有殺人犯。到猴子這一代，已經完全蛻變了，學生安靜而無害，甚至愁眉苦臉，國營企業也不再去他們那兒招人，必須自謀生路，去外資企業找工作。外資企業不好糊弄，稍不滿意就請你走人，所以猴子學習很認真，平時出來打工，貼補家用，鍛煉自己的硬拼能力。這他媽哪像技校生，分明是未來的傑出青年啊。我們聊過幾句，我說你有沒有聽說過上一代的化工技校霸主，譬如我路小路，我曾經拿著菜刀獨自踏平烹飪職校，還曾經搶過高年級學生的馬子，聲名赫赫，不可一世。猴子翻著白眼說，從來沒聽說過，現在只有傻逼才幹這種事。
猴子對寶珠很好，開口閉口都是喊姐姐，寶珠姐姐好，寶珠姐姐再見，寶珠姐姐我來幫你。寶珠很受用，還教育我說，要向猴子學習，嘴甜。我私下裡聽女同事們說，猴子喜歡這個鬍子姐姐，因為鬍子姐姐是本科生呢。店裡的女孩也有幾個本科在讀的，長得還都很周正，我就問：「為什麼猴子不喜歡其他本科女生呢？」她們說：「這還不清楚嗎，他一個技校生，只配喜歡長鬍子的本科女生。」這話寶珠要是知道了，能氣瘋掉。
至於我的艷遇，來自顧客中，而且是熟人。有一天歪歪來到店裡，正好我在大堂里拖地板，歪歪驚駭地看著我，走過來把我帽子揭了，大聲說：「路師傅，是你！」
「閉嘴。」我把她推回座位上。
歪歪說：「Fuck，路師傅，是什麼讓你決定來炸雞店上班的？在你身上一定發生了什麼，你改變了自己。」
我說：「你才發生了什麼呢，都會講英語了，中國話也變得拗口起來。以前不這樣的。」
歪歪很激動地站起來說：「我以後要經常來吃炸雞。」
我又推她坐下：「你別來了。」
歪歪仰起頭說：「你一個戴紅帽子的竟然拒絕顧客？」
我說：「你不是顧客，你是歪歪。」
歪歪說：「可你是店員啊，哪個人賦予你權力讓你趕我走的？」
我完全被她戰勝了，做過幾個月打字員的歪歪，已經脫胎換骨，變得像個律師一樣嚴謹。我只好說：「好吧，既然你是顧客，那我不認識你，再見。」歪歪大笑：「路師傅，認真了認真了，別認真嘛。來，給我擦擦桌子，再幫我去拿兩張餐巾紙。」
我沒好氣地伺候了她一通，心想，這倒也很奇妙的，為了這兩塊錢一小時的收入，我和歪歪之間的關係竟然顛倒過來，而且被她玩弄於股掌之上，一會兒她是上帝，一會兒她又是好友，在這個場合下我找不到坐標了。等她吃完了，走出店，我摘下帽子追上去，沖著她耳朵大喊一聲：「別逗我！」
自此以後，歪歪常來。大多數時候我都躲在後廚，對著麵粉池子給雞塊做按摩，再將它們裝進電子油鍋里，炸成金黃色出鍋。寶珠看到歪歪，會故意走進來提醒我：「那個神經病女人又來啦。」我說歪歪不是神經病，她只是興奮，有點控制不住自己。雖然我很煩歪歪，但我不想說她腦子有病，她是我整個工廠生涯唯一的活的紀念品了。
寶珠學著歪歪的口氣說：「路師傅，我覺得你才是個活的紀念品。」
在戴城大學，有那麼一段時間，我玩得春風得意。我和寶珠都掙了點錢，相對來說，日子好過了些。她不願意帶著我在學校里亂逛，又不能去女生宿舍，於是，有一天她讓我跟著去了廣播台。
那是一棟三層高的樓房，外牆長滿了爬山虎，早春時節，葉子還沒長出來，只有灰黑色的莖，很不好看。進去是一道深深的走廊，兩側辦公室的門都關著，沒有窗，四下里寂靜無聲。大門口停著不少自行車，寶珠說樓里還是有人的，只是他們不常出來。走廊陰暗，樓梯拐角處的小窗照進來一束光，時常會有一隻花貓蹲在那裡曬太陽。
這是一個需要躡手躡腳才能走進去的地方，甚至連貓都不能驚動。寶珠帶我上樓梯，她說三樓倒是真的沒人了，房間都空著，廣播台就在這兒。她仍然壓低了聲音講話，不然走廊里會有回聲。
在任何年代，廣播台都是個戒備森嚴的地方，它大致代表著宣傳的職能，向所有人喊話的權力，哪怕只是播放幾首流行歌曲，此種權力依然瀰漫在屋子裡，使之神秘莊嚴。屋子分成兩間，外間靠窗的位置放著一張課桌，另一邊靠牆處有一張床，值班時睡的；裡間則是一堆器材，銀色的麥克風孤零零地豎在桌子中央。
我站到窗口往外看，高大的水杉樹擋在眼前，過濾了一層景物，戴城大學著名的鐘樓就在不遠處。我問寶珠，這兒能抽煙嗎。寶珠說可以，不會有人進來。每個星期四的中午和晚上，這裡只有她一個人。
我就在這間屋子裡抽煙。那時我覺得生活單調、混亂，同時又在其中找到了規律，一部分時間去炸雞店打工，一部分時間來陪寶珠，剩下的是回家睡覺。寶珠看起來很像是我的女朋友，有時候，我覺得有她在身邊真是不錯。
我曾經在廣播台看著她做節目，傍晚的雲在窗外漸漸濃重、沉落，一些去食堂打飯的學生走過窗下，音樂經過擴音器從很遙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