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自己有一些年坐在夜大的教室里，夜晚的大學，我生命中唯一的希望。在更早以前，我那位廠醫姐姐曾經說，這就是溺水者的救生圈。她的話固然有理，但未曾預見到時代的變遷，這雞毛文憑在我念到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已經一文不值了，它從救生圈貶值為稻草，跟著我急速下沉，而廠醫姐姐已經出國，坐上她的郵輪去往黃金海岸上班。
其實我已經想不起她說過什麼至理名言，我能想起的是她的身體，在夜晚像海草纏著我，到了白天又像礁石一樣硌住我，我對她的所有承諾都是為了能留在她的床上，和她鬼混到死。她身體柔軟，暖和，性愛技巧超群，他媽的，令我難忘，並假裝充實，假裝上進而且幽默。這些秘密她都不知道，但她知道我本性矬逼，不愛說出真相，專門打些詭異的比方。
在她離去後，我給她寫了封信，抱怨現在行情不好，讀了夜大也找不到工作。她沒有回我的信，大概被我嘮叨怕了，後來我們斷了聯繫。在沒有她的日子裡，我還得去夜大上學。這是戴城大學辦的成人高校，當時我念到三年級，快畢業了，我用自己畢生的智力搞懂了高等數學，但當這幫老師要我把微積分應用到統計學的時候，我就像精神崩潰一樣，不但不會，連數錢都不利索了。自此我去買香煙就沒數過找頭，人愛找我多少就多少。我成了個數盲。
夜大蠻好玩的，老師都很水。我也諒解他們，想想看，面對著一教室的工人、營業員、花匠、公共汽車售票員，有什麼意思？我們班上最體面的是一個銀行職員，他中專畢業通過家裡的關係進了儲蓄所，然後打算再弄張大專文憑。他掙得很多，天天穿西裝上班上學，戴金絲邊的眼鏡，但老師們不大喜歡他，因為這個矬人的拷機總是在上課時嘀嘀響。拷機這玩意兒現在沒有了，當時可時髦了，好些做營業員的女同學都愛上了他，動不動就拷他一下，好像逗弄他的關鍵部位。
除去這一位，剩下的男生都很寒磣。我有個交好的同學是花匠，在醫院裡負責搞綠化，這活並不輕鬆，得跟肥料打交道，時不時地他身上會飄出些可疑的味道。但他很樂觀，甚至還追求了一個化妝品櫃檯的女同學，可惜沒追上，人家嫌他不好聞。有一天他說，經過努力（送禮和苦幹），他現在不做花匠了，在醫院裡收費。我去看他，發現他是在化驗處旁邊的一個小間里，專門負責開票，離屎尿還是很近，而且不許戴口罩。我這麼說，一點沒有歧視他的意思，只是有點惋惜。
廠醫姐姐跑路以後，老子動力枯竭，不想念書了。有個老師勸我，混個文憑也好，學費年年都漲，就當是抵抗通貨膨脹吧。夜大文憑猶如一張過期的船票，時代的巨輪就要啟航，我連滾帶爬、哭著跑著想要登上這艘船，如果脫班，那我就一輩子都得留在碼頭上啦。
那時人口素質爆炸式地提升，本科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夜晚的野雞大學就等於是夜裡上班的小姐，極受社會歧視。在我的少年時代，社會不發達，都沒受過什麼教育，高中生已經是平均水平了。我的統計學老師說，別以為平均值就可以自滿，社會是金字塔形的，並且這個塔就像一攤溶化了的糖漿，塔尖越來越細，塔底越來越軟趴，平均值就意味著你是社會底層。我說：難道大學生會像農民工一樣嗎？統計學老師說：一點沒錯。
我記得廠醫姐姐臨走前說過：以後的日子，你要猜准。這話我一直不明白，猜什麼，怎麼猜。後來經歷過很長的時間，長到足以將自己的前半生結束掉，我才隱約明白，「猜」是一種生活方式，而「猜准」是一種生活能力。假如我變成玄學家，那麼一切都不用去猜，一切都可以是正確答案，但這麼做我很容易倒斃在街上。廠醫姐姐對我的未來沒什麼期望，只願我積極上進，活得長一點，賭博手氣好一點。
一九九六年是我比較荒涼的一年，但我不太想用荒涼這種濫詞，說得具體一點就是，我沒工作，沒錢，沒女人，文憑能不能拿到手還不知道，因為我掛科太多，都快把我愁死了。後來我的花匠同學說，別怕，這個是自費野雞大學，你要是拿不到文憑，就把老師全都扔到糖精鍋子里去。
「可我已經辭職啦。」我說。
花匠說了句真話：「夜大文憑本來就是騙騙國營企業的傻逼的。到外企也好，私企也好，都得有點真本事。你學會會計了嗎？」
當然沒有。
我最頭疼的那門課就是統計學，課本上基本沒有漢字，全是數字和表格，看得我瞳孔擴散，想死。統計學老師是個靠四十歲的老帥哥，他很清高，講話惡毒。有一次我遲到，他指著我說：「路小路，你應該去上夜大。」我摸著腦袋說自己上的就是夜大。統計學老師淡淡地抖開包袱：「我說的是後半夜的大學。」
這一年我保持著一種粗獷的形象，鬍子不剃，長得有半寸多長，頭髮也不剪，逐漸齊肩。由於長期抽劣質煙，我的牙齒已經像我爸爸一樣，沾著一層焦油，刷都刷不掉。我還穿著一九九二年流行的太子褲，這種款式已經淘汰了，民工才穿這個。有時候我穿著廠醫姐姐送我的毛領皮風衣，價值一千多，料子很不錯，但由於我媽保管過度，把它和樟腦丸放在一起，根據家庭生活小知識，皮草不能和那種萘丸接觸，於是領子上的毛（不知道是狗毛還是狐狸毛）一層層掉下來，風一吹就像蒲公英似的。這衣服設計有點問題，毛領子不能拆卸，當初覺得挺好的，尊貴氣派，現在麻煩大了。冬天，當我出現在教室里，女生全都躲著我，說那些毛都粘在她們的衣服上，我勸她們少穿腈綸毛衣，起靜電，她們一致反駁：都是純羊毛的。我心想要麼是你們丫的穿了腈綸胸罩，老子看不到。
每逢上課，我就縮在角落裡，靠教室後門的地方，孤孤單單的。我的花匠同學是個好心人，他比較願意坐在我身邊，這招來了很多非議，主要是針對我的，他們說我就愛聞花匠身上的味兒。到了冬天，後門的門縫裡灌進來的全是刀子一樣窄而鋒利的冷風，花匠天天混暖棚的，哪受得了這個，也撤了。我把皮風衣的毛領子豎起來，繼續享受冷風。我無所謂。
我患上了咳嗽，老治不好，動輒咳到昏天黑地。在家無所謂，到了學校很影響別人聽課。我又愛坐在後面吹冷風，因此有個女生說我得了肺結核，這種病人愛咳，而且身體發熱，零下二度可以到野外去裸奔。我去看醫生，醫生說我沒什麼大病，然後配了兩百多塊錢的葯，大部分都沒用，只有一種吃下去會讓我暫時止咳，副作用是嗜睡，容易激動，一個不友好的眼神就能讓我拎起菜刀砍人（後來迪廳里賣的咳嗽藥水就是它）。這太可怕了，我彷彿回到了十七歲，在街頭因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就與人拔刀相向。其實我已經完全不是當年的我，我溫和而守禮，樣樣無所謂，對虛空中的某種事物充滿了內疚。為此，我只敢在睡覺前吃這種葯，做的夢全是殺人放火。
這個冬天我遇到了一個熟人，她叫寶珠，是我幼兒園時期的同學。我根本不記得她了，但她還記得我。她來到夜大，往我身邊一坐，並不說話。這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因為誰也不認識她，而人人都知道我毛領子的殺傷力。我瞄了她一眼，很冷的天氣，身上就穿了兩件毛衣，一件高領，一件開衫。我看見穿毛衣的就犯憷，再瞄她，基本判定是個窮姑娘，里外所有的衣服都可能是腈綸的，粘滿了我風衣上的獸毛。後來花匠說，別說你的毛了，就是你的鬍子和頭髮，都被她身上的靜電吸了過去。我心想，再這麼坐下去，我的風衣就徹底禿了。下課後，她緩緩地扭過頭，滿身獸毛地瞪視著我，森然開口：「路小路，你丫還認識我嗎？」
她說她是我的幼兒園同學。我都記不得了，我念過好幾個幼兒園，最晚的那一個是小學附屬預備班，一九八年，我坐在那兒學拼音，帶著一群男孩攻佔國民黨的碉堡，我還記得有一些紙板做的國民黨士兵，豎在院子里，無一不是歪瓜裂棗。我要做的就是拿著玩具槍對他們射，假裝他們還擊了，最後同志們勝利了，紙板全倒在地上。而那個時候，女孩們拿著玩具針筒，在後面假裝護士搶救傷員。這個印象非常深刻，每回打了勝仗，我們都回去被女孩摸幾下，有一個女孩她很愛我，只給我一個人打針，我非常想念她。但是寶珠說：「不是那家幼兒園。」
再往前那個幼兒園比較寒磣，那時我家還住在老城區，幼兒園在巷子里，一個祠堂式的房子，都是街道上的小孩。有一個很兇的阿姨管著我們，她喜歡把小孩鎖進柜子里，不聽話的，愛哭的，都鎖。我也嘗過那滋味，只待了半個月就鬧著不去了。有一次，一個女孩和我一起鎖在了柜子里，她非常害怕，我給她講了一下午的故事，沒有一個帶鬼怪妖魔的，都是小兔子小烏龜。她非常愛我。但是寶珠說：「也不是那家幼兒園。」我說我想起來，那女孩後來溜出幼兒園，掉進一口井裡，淹死了。
更久以前的，是我爸爸學校的幼兒園。那是一九七九年，我爸爸被調到一所中學教化學（至今還有人喊我爸爸路老師，就是接了這個茬），我順便落腳在那兒。對於那所幼兒園，我尚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