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楊遲在化工學院一個噴嚏，鼻血飛濺在女同學的身上臉上，女同學以為自己哪兒走光了，導致老楊氣血翻湧。他的鼻血滴滴答答落在自己的球鞋上，接著他毫無掩飾地打了第二個噴嚏。女同學不幹了，讓他賠洗衣服。老楊在水房裡一邊洗一邊流鼻血。下鋪的兄弟說，洗個外套就這樣了，以後讓你洗胸罩你不得死過去？接下來的日子，老楊看見男生、看見宿管阿姨，乃至看見一條狗都會流鼻血，出血量超過了全校血崩最厲害的女生。他意識到自己必須去醫院了。
那時離他畢業只有三個月，還沒找到工作，整日閑逛，很適合生場大病。去醫院一查，倒也不嚴重，鼻腔息肉，只是那肉見風就長，這還了得？鼻腔里進進出出的都是風。醫生捋袖子說，必須切除，準備動手術。
老楊問：「手術大嗎？」
醫生說：「你會有兩三天不能動。」
這就必須找個人來伺候他。老楊交遊廣泛，全校三五千號人，最起碼有一千個他都認識，很多人都願意到醫院去值班，為的就是看看他不能動彈的樣子。他有點不樂意。恰好此時我從成都打電話給他，他撒嬌似的說：「我快要死了。」
我說：「我也快要死了。」
那時我已經自由了，海闊天空，一貧如洗，把工廠里上班三年攢下的錢揮霍一空。我買了張火車票跑到四川，打算再搭車去西藏。當然，那時候廠醫姐姐已經不在拉薩了，她旅遊、讀研究生、出國，跑得比飛毛腿導彈還飄忽。我在成都遙望西藏，想起和她做愛時的快樂，以及她離去後的傷痛，不禁胃口大開，無可救藥地愛上了火鍋，吃了一個月，肚子痛了三十天。吃到身上只有三百塊錢的時候，我窮途末路，打電話到老楊的宿舍里，問他成都有沒有人，可以把我送到火車站，我死也要死回戴城，最起碼讓我媽能看到我的屍體。
老楊說：「我需要人來照顧我，給我端屎端尿。」
我只好有氣無力地說：「洗乾淨屁股等我。」這不是什麼猥褻，而是我們之間日常打招呼的話。
我他媽的不容易，為了一個發小，先是連滾帶爬地買到了火車票，然後給自己灌下了足足八顆黃連素，扔上火車，奔向他。
這一路上我半個姑娘也沒遇到，全是些筋疲力盡的男人，他們已經被旅程或生活折磨得卷了邊。那八顆黃連素讓我的肚子完全麻木，大腦也黏住了，直到兩天後才緩過來。
我遇到一個背吉他的女孩，那時車已到杭州，很空，她上車時我正躺在座椅上，腦袋沖外。這麼躺著會被來來往往的行李和推車撞到頭，但它的好處是可以把腳擱在車廂壁上，甚至掛在車窗外，舒服。我從一個較低的角度看到她，她也低下頭看我，她明艷而動人，像天使那樣乾淨的臉色。我告訴過楊遲一百次，如果平躺著仰視一個姑娘俯下的臉，就會被她打動。老楊無所謂，他喜歡反過來。他認為我在工廠醫務室里的體檢床上躺得太久。
我坐起來看她，短頭髮，穿一件美軍夾克衫，這讓我更著迷。在此之前我喜歡的姑娘，有燙頭髮的，有掃把頭的，有飄逸直發的，而男孩頭的僅此一款。順便說一句，當時我的頭髮很長，遮住了大半個臉。我請她坐下，她搖頭表示不需要，把吉他抱在胸口說：「大家好，我是一名歌手，到火車上來主要是為了鍛煉自己，我給大家唱一首歌，是我自己創作的，名叫《墮落天使》。」我插嘴說：「《墮落天使》是鄭智化的歌。」她沒理我，偷偷伸出左手給了我一個中指，然後開始彈琴。這是一首歡快的歌，帶有火車行進的節奏，歌詞亂七八糟我沒聽明白，她的嗓子很不錯，最後有一段高音很像天使掉在地上發出的慘叫。車廂里的人都伸出頭來看著她。
那個年月火車裡還能抽煙，只要別把車廂給點了，隨便抽。我給自己搞了一根煙，聽著她唱完。沒什麼人鼓掌，我也不鼓掌，為了那根中指。她開始唱第二首歌，沒報歌名，唱得很抒情。等到她唱完這首歌，打算到車廂里走一圈的時候，所有人都明白了她的企圖，那些腦袋都縮了回去。
我以為她就此消失，可是她又回來了，坐在我對面的座位上。這時有個列車員走過來對她說：「唱得挺好的，但是別唱了，列車廣播都聽不見了。剛才有個乘客暈倒了。」然後大聲說：「這兒誰是醫生？」一些腦袋又很好奇地伸了出來。列車員搖搖頭，對這幫中國人的素質表示擔憂，又指著她說：「還有，車上禁止乞討。」說完就走了。
我們都不說話，天色漸暗，在車窗上可以看見自己，浮映在不明的景物之上。行吟歌手略帶疲倦地嘆了口氣。
「去哪兒呢？」我問。
「戴城。」
「我就是戴城的，」我說，「去那兒你得在上海轉車。」
「戴城好玩嗎？」她愣了一會兒問。
「不好玩，全是下崗工人。去那裡玩，還不如去上海呢。」
「我去過上海，不好玩，我更想去戴城。」她說，「他們說戴城也很繁華的，有很大的開發區，很多日本人、韓國人、台灣人、香港人都在那兒。」
她提醒了我。是的，古老而自以為是的戴城也學會花天酒地了。高新技術開發區整飭高雅，到處都在鋪路，外資企業加工廠進駐，城市改頭換面，外來人口逐年遞增。某些區域里酒吧林立，KTV和桑拿房時而可見，巨型超市和國際購物中心初露鋒芒。戴城發達了，它並非我所說的全都是下崗工人，我這是在污衊自己的家鄉，有點像漢奸。我不禁感嘆，在我少年時代千方百計想要離開的地方，倏忽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知名度的淘金勝地，是不是像一場夢？
火車到站後，她走她的，在站內售票處買票，我一個人鬱鬱寡歡地走向上海的地鐵站。她忽然又追了上來，摸出一張名片遞給我，上面是戴城「七個小矮人」酒吧，以及地址電話。我說名片不用給了，這倒霉地方我知道，它的前身是文化宮俱樂部。她說：「可以到這兒來找我，我是駐唱歌手。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老K，我是戴城著名的詩人。」
其實我不是老K，老K和我一樣是個長頭髮大鬍子的矬逼，自從我這麼打扮自己以後，在戴城的很多場合，我都被人誤認為是老K，著名詩人什麼的。聽說他經常出現在「七個小矮人」酒吧。我之所以冒充老K，僅僅是因為，我沒錢去酒吧找她玩，我沒錢找任何女人了。也許老K可以替我愛上她。這件事挺傷痛的，我在最好的年紀上，他媽的居然破產了。
我坐上地鐵。已經是夜裡，車上很空，從第六節車廂望到車頭，一覽無餘，像一條通往未來的走廊。車到終點站，我直奔化工學院，跑到楊遲寢室一看，床鋪空著。下鋪的兄弟告訴我：「你才來啊，老楊白天都動過手術了，現在在醫院躺著呢。」
「有人照顧他嗎？」
「有是有的，但現在沒有了。」
下鋪的兄弟講話夾纏不清，費了半天勁我才明白，學校派了個女學生幹部去照顧老楊，毋寧說是監督吧，防著他把盲腸順帶也割了。女幹部在手術室外面等了好久，醫生出來，端了那塊息肉讓她過目。這是規矩，都這麼干，但她嚇暈過去了，醒來又吐了一陣子，連滾帶爬逃回學校。於是老楊就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了。
「一定很孤獨吧？」我幸災樂禍地說。
「動手術之前他已經把病區所有的護士都征服了，每個護士都搶著在他屁股上扎針。不會孤獨的，至少屁股不會。」下鋪的兄弟說。
我信了這個王八蛋的話，鬆了口氣，感到有點疲憊。先出去吃飯，然後挺著春天的微寒在水房洗了把冷水澡，照老規矩爬到老楊的床鋪上睡覺。第二天一早，我啟程去醫院。下鋪的兄弟告訴我：「六病區十三床。」
醫院在衡山路一帶。我去的時候正逢門診熱潮，無數人排著隊，幾個戴紅臂章的像糾察隊員的一樣的上海大叔在叫號，每一個入口處都有一塊鐵牌子，標著各個科室的名稱。這場面不太像醫院，倒像火車站。我來到住院部，以為能見到一個安詳地躺在床上的楊遲，可是走廊里一片混亂，護士瘋了一樣跑來跑去，穿白大褂的醫生差點和我撞個滿懷。我問一個護士，出什麼事了。她說，十三床大出血，快要不行了。
「會死嗎？」我說。
「大出血哎，知道什麼叫大出血嗎？」護士扔給我一句話就走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老楊會死，在莫名其妙的一九九六年，我們做了十六年的朋友。這十六年他始終朝氣蓬勃，嘮里嘮叨，絕無可能死掉，他最慘的一次是和我搶乒乓球拍，被我用雙喜牌球拍側著打中天靈蓋，滿臉是血地去醫院縫針，即便這樣也挺住了。這次他竟然栽給了息肉，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像常年喝牛奶的人，某一天拎起杯子喝下去的是石灰水，非常震驚，非常沒有提防。我試圖沖開護士搭起的籬笆，並哽咽著呼喚他的名字。其中一根籬笆回過頭來將我叉了出去：別在這兒湊熱鬧！
實際上，那是一起意外，手術很成功，老楊的鼻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