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段漫長的時間裡，我和楊遲像是孤兒院里的兩個孩子，並排坐在小板凳上。時光荏苒，我們沒有長大，還坐著。老楊從幼年起就知道遠方有個黃金海岸，又叫理想國，又叫伊甸園，又叫共產主義，連說帶比畫給我看，我陷入了痴呆。這種幻想使我可以跳過凄愴而自戀的童年和少年期，直接進入青年期。有閱歷的人都知道，故事無法細說從頭，故事只能從一個相對合適的地方開始。
一九九五年，我在戴城糖精廠倒三班到第三年，當時混得已經不錯了，每天吃香喝辣，香的是苯，辣的是甲醛。我還帶一個女徒弟，剛從職校畢業的，長得那叫一個難看。有一天我差她去泡水，她走半道熱水瓶塞子忽然蹦了出來，滾水濺在腳上，成了工傷，我就再也不讓她幹活了，每天工作間隙看看她哭喪的臉，以便解悶。
除了上班，我還去夜大學上課，學的是會計。上課時間和我的中班有點衝突，我就讓女徒弟去學校頂缸，點卯時候答應一聲，再替我做點課堂筆記。車間主任知道了，把我叫到辦公室，指著我鼻子罵，說女徒弟不是我的私產，不可以讓她干私活，最多只能私下裡干她。我很生氣，眾目睽睽之下照著車間主任的肚子打了一拳，很重，我認為他應該立刻跪倒在我胯下，呼吸困難，雙眼凸出，好像要給我做Blow Job。美國軍隊里經常有這種場面，不過他們等級森嚴，按理應該是我跪下給主任干這個。
我聽見周圍一片叫好，心裡得意，但眼前的車間主任紋絲沒動。猛然反應過來，這個主任不是知識分子，他從工人升上來的，有六塊龜殼一樣的腹肌，比我猛。我後悔了半秒鐘，眼前一花，被他一拳打在鼻樑上，酸痛麻震一起湧來，一屁股坐在地上，兩股鼻血同時躥了出來。
照常理，那會兒我就應該把鼻血抹在臉上，然後滿地打滾，像個正牌的流氓。可惜我太年輕，要面子，做不出這種動作。我跳起來滿處找兇器，有個看熱鬧的工人把手裡的榔頭塞給了我，車間主任奪路而逃，我在後面舉著榔頭猛追他，一邊追一邊從棉襖的縫隙里摘出棉花塞自己鼻孔里。
人們順著地上的鼻血找到了我和車間主任，他已經爬到煙囪上去了，我舉著榔頭在下面發泄，把那一片所有的窗子都砸了。保衛科和醫務室同時把我架走。後來才知道，鼻子上那一拳救了我。打車間主任的通常都要去拘留，搞不好還勞教，但我滿臉開花顯得吃虧更大些。廠里說，不勞教了，你下崗吧。這顯然不符合國家政策，但我也沒辦法，有一度下崗這個國家調控措施變成了糖精廠的行政處罰手段。我不樂意領受這個，遞了一張辭職書就走了。
我說了一句所有人都想說的話：老子早就不想幹了！
現在我盤點自己的人生，就數那一年認識的人多。全廠兩千個職工，我最起碼認識一千個，個個都能把姓名、綽號、職務、八卦都報出來。後半生我再也沒能如此地交遊廣泛。等到我辭職出來，成了個社會青年，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我也再沒遇到過，在彼此看來，都像是沉入了茫茫大海。
我無處可去，回到住了十幾年的農藥新村。我爸是戴城農藥廠的工程師，沒什麼大本事，下崗風潮剛起來的時候他就因恐懼而提前退休。這之前，我們家掏出一大半的存款，買下了居住長達十五年的兩室戶，它本來是單位里分配的房子，每個月交點房租就能住到死，但我爸爸覺得他要是掛了我會被農藥廠趕到大街上去睡，正趕上房產改革，樂滋滋地買下了這套牆歪窗裂的房子，於是我也可以在這裡住到死了。
作為長達十五年的鄰居和發小，楊遲那時正在上海的化工學院讀大學，暑假回來，他問我：「怎麼新村裡這麼熱鬧？」我說好多下崗的，都不用上班了，蹲在樓道口爭論人生的意義呢，能不熱鬧嗎？
這個夏天，我和老楊無所事事。我們的父輩，那些從中年逐漸進入老年的傢伙天天在家裡打麻將解悶。經濟情況很糟糕，人們連菜都買不起了，新村裡散養著各種母雞，它們溫馴而無知，在雜草中尋找食物，黃昏時自動聚成幾個小圈，由主人拎上樓去，某些爭氣的母雞還會下蛋。起初居委會禁止這個，城裡不能養家禽家畜是多年來立下的規矩，可以殺無赦，等到居委會帶著糾察過來捕雞時，男人們繼續打麻將，我們的母輩們全都沖了出去，個別人手裡掄著菜刀，拼了。混戰一場，雞保住了，居委會全部嚇退，從此知道，群眾假如長期沒有蛋白質攝入就會發瘋。
那時我們都覺得熱鬧，彷彿好好的一群人坐在巨輪上，卻意外遭遇了海難，從貴賓室到三等艙的人都在甲板上亂竄，好玩極了。
到了夏末時，出了一點狀況，附近的紡織廠停產了，大約三千名女工就地解散。她們沉默地堵住了路，要求那個渾蛋廠長出來說句話，但渾蛋廠長出國考察去了，只剩下混蛋科長們出來敷衍。女工們不幹，來了很多警察，拉走了幾個領頭的，後來所有的紡織女工都要求被拉走，警察很同情她們，跟著一起罵廠長是矬逼。直鬧到天黑，附近幾個新村的人全都跑出去看熱鬧，堵了上萬個人在街上。有個四十歲的阿姨對著人們講述她的生平，從三年自然災害講到知青下鄉，從知青返城講到改革開放。我對歷史一竅不通，老楊是理科生也好不到哪兒去，聽這個阿姨講完，我們算是學習了一下當代史。後來她也被拉走了。
多年來，我和老楊混跡在這個新村裡，有時候打架，有時候逃亡，有時候帶了女孩鬼混，倏忽之間稱王稱霸的日子過去了。大下崗時代我們再也不是主角，沒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龍套的。
那個夏天，一夥盜賊開著卡車深夜潛入了農藥新村，他們只偷自行車和助動車。第二天早晨，車棚里空空如也，這下集體傻眼。大夥買了新車，都裝了兩道鎖，拴在樓道扶手的欄杆上，或是樹上，或是七八輛車拴一起。過了一陣子，賊又來了，沒什麼鎖是擋得住他們的，新車全部拿走。人們都快瘋了。各個樓里派了精壯小夥子，徹夜守在樓下，我和老楊分配到一組，坐在躺椅里看星星，很多蚊子圍著我們轉。我覺得自己也快要崩潰了，我那輛戰功卓著的二八鳳凰，從十七歲那年馱了各種女孩到處耍威風，與我有著深厚的革命感情，也於當時離我而去，從此不復相見。
有一次我叔叔來我家，主要是想給我介紹份工作，談完了出門一看自行車沒了，我媽不得不賠給了他一輛。他介紹的工作是讓我去鏟煤，這件事極度荒謬，我還沒鏟煤呢就倒賠了一輛自行車進去，況且我並不想鏟煤。另一次我爸出門，自行車被人偷了，此前他已經奉獻了兩輛自行車，如今他站在街頭沒了辦法。我爸異常憤懣，覺得全世界都欠了他的，遂撿磚頭砸開了另一輛車的車鎖，他就偷了別人的車子回來了。
我和老楊在守夜時，看到對面樓里的茅建國出來，他是我們初中時的同班同學，命不太好，高考差了幾分沒錄取，精神崩潰舉著刀子要割脈，復讀了一年又落榜，老老實實進了印染廠上班。
茅建國說：「我失業了，買斷工齡了，只有四千塊。」
我說：「那你比我強，你還有四千，我整個辭職不幹了，一毛錢都沒有。」
茅建國說：「楊遲不錯，大學畢業留在上海。」
老楊說：「名額有限，我估計也得被送回來。」
茅建國說：「你們有錢嗎，我現在身無分文，想借點錢買輛自行車。」
我和楊遲一起搖頭。茅建國失望地說：「你們太不夠朋友了。」
我和老楊說，別太在意了，真的拿不出錢來，車也沒了，都窮，一起抽根煙吧。茅建國站在那兒抽煙，很舒服地讓煙氣在肺里停留了五秒鐘，再吐出來。「我已經連香煙都買不起了，我媽生癌了。」他伸出手讓我們看，十根手指，在他的印染廠里被熏得發綠，滲入他的指甲，「我想去飯館端盤子，老闆一看，讓我洗手。可是我這手，死活也洗不幹凈。」
「你媽媽生什麼癌？」
「不太好說的地方，」茅建國搖搖頭，「反正已經擴散了。」
他說完這些就走了。過了幾天，我在老楊家裡打牌，聽見對面樓里一聲慘叫：建國啊。我們趴到窗口，看見茅建國的爸爸拉開窗帘，站在窗前大喊救命，而茅建國本人掛在天花板上，僅穿一條短褲，筆直地垂向地面，有一種無形的力在拽他。後來老楊解釋說，那就是地球引力，它雖然看不見，但你絕對不能說地球引力是無形的。好吧，綳直了的茅建國，一動不動，也沒有風吹過，在那扇深不可測的窗子里掛著，死了。
老楊說：「這太操蛋了，以後一抬頭就能想起茅建國的慘狀，我不要在這個鬼地方待著了。」說完這個，收拾收拾行李回上海去了。
其後的日子，天氣熱得發瘋。新村的草堆里各種腐臭味散發出來，老鼠橫行，和雞生活在一起，我們深刻地意識到，這個地方已經變成貧民窟了。居委會往樓道里撒紅米，一種慢性老鼠藥，人要是吃了沒那麼快就死，但是雞就難說了，頭一批雞死的時候，新村裡爆發了一場內戰：養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