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屆「應氏杯」是1988年搞的。應昌期先生早就想搞這麼一個比賽，為什麼遲遲沒定呢？作為一個中國人他當然希望第一屆比賽由中國人拿冠軍，而中國的實力還遠遠不夠。中日擂台賽後，中國顯示了自己的實力，這促使應先生做出決定，並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果然不負眾望，打入決賽。進入決賽的另一名棋手是韓國的曹薰鉉。
決賽採取五番棋，第一盤定在4月23日在杭州舉行。誰知胡耀邦在4月15日突然去世，追悼會定於4月22日舉行。當時我已經到了杭州，按說我應該參加耀邦的追悼會，可是如果我真的去了，回來肯定沒法下了，我只好給他們家打了個電報，說明我的情況。沒想到晚上有人從北京回來，談到追悼會的情況，使我的情緒特別不好。他知道我和耀邦的感情，當時根本就不應該講這些，要講也應該在比賽之後。
在23日的賽前記者招待會上，我就大哭起來，弄得曹薰鉉莫名其妙，這在我也是從來沒有過的。第一盤我輸給曹薰鉉，輸棋的因素很多，但情緒不穩定肯定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兩天後我的情緒穩定下來，連贏了兩盤。如果在中國接著比賽下去，我肯定能贏，當時我的水平在曹薰鉉之上，沒有問題。可接著中國發生了「六四」風波，最後兩盤的決賽只好延至九月初在新加坡舉行。
八月底香港有個城市橋牌比賽，邀請我參加。這樣我就先去了香港，然後再從香港去新加坡。我去香港時有人陪我，可從香港去新加坡卻沒有人陪。我說我還從來沒有單獨出過國，人地生疏，別弄錯了。他們告訴我這次航班是直飛，只要飛機一降落你下來就行了，那邊有人接。我信以為真，飛機一降落我就提著箱子下來了。這下可壞了，這趟航班並不是直飛新加坡，在曼谷還停一下，這樣我就到了曼谷機場。
開始我還排著隊等著出關，到了海關關口就被扣下了，我沒有簽證人家肯定不會放我入關，可當時他們說什麼我一點也聽不懂，急得全身是汗。
我日語還能聽懂一些，英語是一塌糊塗。後來找了一個會點中國話的女警，這才弄明白是曼谷。我一聽更急了，馬上給她寫了個條，說我要找中國大使館。她一看就樂了，告訴我你不用找中國大使館了，飛機還沒起飛。原來他們發現少了一個人，沒敢起飛。這樣我又重新進行安檢，登上飛機，前後折騰了一個多小時。
曼谷機場特別熱，加上著急，出了很多汗。可飛機上空調相當不錯，非常涼快，這一熱一冷，使我接連打了幾個噴嚏。當時我還沒意識到得了感冒，因為我平時有過敏性鼻炎，一有變化就打噴嚏，也就沒當回事。誰知到了新加坡就開始發燒，最高燒到了四十度，真是難受至極。我也不可能提出延期比賽，只好吃了點葯，抱病參賽。其實這兩盤棋我都是贏棋，只要很簡單的一招便可取勝，我卻沒看出來，可見到了後半盤我的狀態多麼差。
新加坡賭博盛行，賽馬、足球……什麼都賭，這次圍棋賽也有人設了賭。他們在下注之前都要請算命的算上一卦，說來也怪，所有算卦的都說我肯定輸，結果還真的輸了。我覺得新加坡對中國體育比較晦氣，在此之前的世界盃足球預選賽上，中國隊就曾有過獅城之敗，這次我也重蹈覆轍。
在最後一盤比賽之前，台灣的沈君山等人專程趕到新加坡，他們認為我准贏，並準備為我搞一個慶功橋牌賽。沒想到我輸了，橋牌賽也沒法搞了。晚上沈君山請我到一個非常豪華的酒吧喝酒，就我們兩個人，他問我輸棋後有什麼感想。我說就一個想法，從樓上跳下去。我當時真是有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也無法解脫。沈君山就陪我喝酒，一直喝到深夜，喝了很多很多。
回到北京後，這事不知怎麼被榮高棠知道了，他拍案大怒，說像這樣的事也能發生？！並說要追查。當時李鐵映、伍紹祖都在旁邊。後伍紹祖給我打電話問是誰給我辦的機票，怎麼會讓我一個人去的。我說棋已經輸了，還查什麼呀！把這事給壓了下來。
「應氏杯」輸了之後，有人說我是因為打橋牌影響了下棋，特別是在比賽前還去香港參加橋牌賽，分散了精力。我至今都不這麼認為。我打橋牌只是一種消遣和調劑，並不是專門去打，而且打橋牌對我來說也是一种放松。在中日擂台賽上，胡耀邦就專門為我安排橋牌賽，以減輕我的壓力，在客觀上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果我是專門去打橋牌，那就是「搏二兔」了。
第二屆「應氏杯」因為摻加了「政治」因素，我們進行了抵制。
作為個人我和應昌期先生關係很好，他搞「應氏杯」賽我是全力支持的。杯賽既然是他搞的，那麼有哪些國家參加，每個國家有多少參賽名額，這些我們都尊重他的意見。可是具體派誰參加那就要由各個國家的圍棋協會來決定，否則的話，那就不叫世界比賽，而叫個人邀請賽了。
遺憾的是應昌期先生一定要指定江鑄久參加，他覺得搞「應氏杯」就像他在請客吃飯，想請誰就請誰，別人管不著，這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
再說江鑄久並不像他所聲稱的那樣，是因「六四」事件受迫害而跑到美國去的。
「六四」時，江鑄久確實上過街支持學生，和他一起去的還有芮乃偉和汪見虹，而且是打著中國圍棋隊的旗子。這件事我不知道，當時我正在日本。回國後很多中央領導問我，你怎麼也上街了？我只好解釋說這只是個別人的行為，不能代表圍棋隊。回來後我找到江鑄久，很嚴肅地對他說，你可以上天安門，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了，但你不能打著中國圍棋隊的旗號。這事過去也就過去了，並沒有對他怎麼樣。
七月初，我們到日本有個比賽活動，他本來沒有比賽任務，可還是叫他作為翻譯去了。我對他說，你小子要是不回來，我可是一輩子跟你沒完。
你以後愛去哪兒去哪兒，這次不能跑，你跑了我沒法交代。他一再表示不會的。其實我和他的關係不錯，是相信他的。當時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出國審查是相當嚴格的，像他那種情況本來完全可以不讓他去，是我去國家體委給他做的擔保，怎麼能說迫害他呢？！
這次他沒跑，到了1990年，他說他要去美國和一個姓楊的女子結婚，這是好事，我們也同意了。可後來事實證明他欺騙了我們，根本就沒有所謂姓楊的女子，他是和芮乃偉結的婚。當然這些我們管不著，然而令人無法容忍的是他在外面聲稱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如果真是政治迫害，就不會讓他去美國結婚了。
我對應昌期先生明確表示，首先我們對江鑄久沒有進行政治迫害，另外參賽棋手要由中國圍棋協會來決定，我們也有可能讓江鑄久參加，但絕不能由你指定。我的態度非常堅決，圍棋協會的態度也非常堅決。遺憾的是應昌期先生堅持指名江鑄久和芮乃偉參加，這樣在中國圍棋協會和應昌期先生之間產生僵局。
我們始終認為圍棋比賽只是一種單純的體育項目，不應該摻加任何政治因素。在應昌期先生不肯做出讓步的情況下，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進行抵制。
第三屆「應氏杯」我個人進行了抵制。這屆比賽應昌期先生不再具體指名讓哪個棋手參賽了，但要求中國棋手統統參加第一輪比賽，而上屆前幾名的日韓棋手和江鑄久、芮乃偉，作為種子直接參加第二輪比賽。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對中國棋手帶有明顯的歧視。中、日、韓三國棋手在世界上並稱為三強鼎立，在歷次重大比賽中，如果首輪輪空，那三國的機會是均等的。第二屆我們沒參加，那就不成其為世界比賽，成績是不能強加在我們頭上的。如果我們承認那個，就等於承認第二屆我們抵制是錯誤的。
遺憾的是，圍棋協會和國家體委都決定參加比賽。我認為這是不對的，為此事我找過伍紹祖和李鐵映。他們講，當時不了解情況，但國家體委已經做出了決定，他們也不好說什麼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個人決定進行抵制。
談到「應氏杯」不能不說說它的記點法。應氏記點法確實有它先進的地方，是相當不錯的，但它的致命之處是太繁瑣，連我們專業棋手搞不懂的地方都有，更何況業餘愛好者了，是很難普及的。
後來我和應昌期先生見過一面，在一起吃了頓飯，誰也沒提這事，也沒道歉，大家客客氣氣的，好像從來沒發生這事似的。現在我和他一點來往都沒有了，我去過兩次台灣，都沒去見他，以後「應氏杯」我也不再參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