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擂台賽到錢宇平那兒就贏了，我都沒有出場。當時錢宇平正在風頭上，大為風光。
後來由於大的比賽像「應氏杯」、「富士通杯」、「三星火災杯」賽等等越來越多，擂台賽的影響也就沒那麼大了。特別是到了第十一屆，主帥換成馬曉春，小將常昊連勝六盤，一個人就把他們收拾光了，比賽失去了往日的風光。新聞媒介對它的宣傳力度也越來越小，使主辦單位覺得花那麼多錢有點不值得了。我們也覺得擂台賽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沒有必要再辦下去。經過雙方協商，將擂台賽改成了對抗賽。
現在回過頭來評價擂台賽，應該說中國棋手的表現要好得多。拿我來說，前十屆我上場八次，一共贏了十五盤，輸了四盤。客觀地講，擂台賽對日本棋界的影響並不很大，可對我們中國的影響是太大了，可以說中國圍棋就是靠擂台賽火起來的，沒有擂台賽，中國圍棋的興起恐怕還要晚幾年。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下棋總要講自信、士氣和信念。中國圍棋以打擂台賽的形式趕超日本，刺激著中國棋手的鬥志，激起了全國人民關心和中央領導關注。老一輩革命家的人生經歷及其對信念的執著，也給予棋手和我很大影響。有一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我和曹大元一起去習仲勛習老家中做客，閑聊之中，習老告訴我們，當年在陝北，他曾經受到錯誤路線迫害，被下令處決，已經挖好坑，被推到坑裡，馬上就要填土了，關鍵時刻是毛主席派人把他救出來。即使這樣絲毫也沒有動搖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
後來有人提起這段歷史，習老多次表示，過去的過去了，已經成為了歷史，應該向前看。習老的話給我印象很深。可以說，許多老一輩革命家的寬闊胸懷和高風亮節，對我堅定自己的信念有著很大的影響。
國家隊棋手在擂台賽期間顯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大家眾志成城，獻計獻策，盡心儘力，積極備戰。當時常進行「加壓」訓練，即以我為一方，幾位國家圍棋隊棋手共同研究的著法為另一方對局。大家賽前互相幫助準備對策，賽後一起複盤，總結經驗教訓。小林光一開局喜歡下「一間夾」，我準備以二路飛角一著棋搶在前面，與陳德祖等擺過一百多個變化權衡利弊。甚至半夜已經睡下，忽然想到一個變化又爬起來在棋盤上反覆擺，後來這著棋共擺了兩千多個變化。雖然這著棋沒有用上，但對圍棋的認識是給逼上去了。
還有一點要提及的就是在擂台賽中，中方連出場費都沒有，並不像有人傳得那樣。當我和一個朋友談及此事時，他感到很驚訝，不敢相信。事實確實如此。而日方一般九段的出場費是六十萬日元，好點的是一百二十萬。在別的賽事中我們即使有出場費、獎金，也要上交。後來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個人可以提成百分之二十八。這對改善優秀棋手的經濟狀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1990年，「全國首屆十佳青年」發獎儀式在懷仁堂舉行。那天我很早就到了，沒過一會兒，國家主席楊尚昆同志也到了，他見我站在那裡，就走過來和我握手，並問了我一些體育界的事情。聊著聊著，不知怎麼就談到了獎金的問題。我告訴楊主席，現在國家體委的規定是兩千美元封頂，不管你參加的那項比賽獎金有多高，一律如此。我也談出了我的看法，我認為這麼做不太合理，不利於調動運動員的積極性。就拿我和林海峰爭奪第三屆「富士通」冠軍來說吧，輸贏對我來說，除了名譽上的區別以外，獎金都是一樣的。因為亞軍的獎金是七百萬日元，當時合七萬美元，但運動員只能拿到兩千美元；「應氏杯」也是一樣，亞軍獎金為十萬美元，但我只能拿到手兩千美元。如果比賽拿了冠軍，獎金會更多，但運動員卻不能多拿一分錢。
楊主席聽完我說的以後，立即帶我去找萬里委員長。到了萬里委員長那裡，我又把上述意思反映了一遍。楊主席對此事十分重視，他很嚴肅地說：「萬里同志，小聶反映的情況確實不大合理，我們兩個一起為他爭取一下，獎金不要封頂嘛。」
過了一段時間，國家體委真的對運動員的獎金分配製度進行了改革，個人在比賽中所獲得的獎金為獎金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八，而且上不封頂；如果是全國比賽或者是國際比賽，所得獎金還不用交稅。這項規定大大地改善了運動員的經濟狀況，因此也受到了廣大的運動員和教練員的歡迎。
我不敢說這一切是我的功勞，但我想，應該與楊主席和萬里委員長的過問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