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中日棋手之間的比賽，都是帶有輔導性的「友誼賽」。但1976年的訪日比賽，除了我六勝一負外，中國圍棋隊在五十六局棋中，以二十七勝、二十四負、五和的總成績，第一次戰勝了日本隊。這一結果強烈地震撼了日本棋壇，改變了日本棋界對中國棋手的看法。從此以後，中日棋戰開始真正具有了對抗色彩。
1977年4月，橋本宇太郎九段率團來訪。我對橋本九段和石田章七段，均以一比一戰平，勝東野弘昭九段、家田隆二七段和佐藤昌晴六段，總成績五勝二負。
1978年6月訪日比賽，與石井邦生九段的「三番棋」，我以一比二失利。勝白石裕九段、菊池業餘七段，負藤澤朋齋九段和關山利夫九段。同年，在日方來訪的比賽中，我勝倉橋七段，與杉內九段、淡路八段和東野九段戰成平局。總成績四勝四負三和。
1979年的中日比賽，我勝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二名七段和四名業餘七段，輸給一名七段、一名五段和一名業餘七段。總成績十一勝三負。
1980年的訪日比賽，我勝二名九段、一名業餘七段，輸給三名九段、一名七段。總成績三勝四負。
1981年中日比賽，我與兩名九段、兩名七段分別以一比一戰平，總成績二勝二負。
1982年，中國圍棋代表團訪日是很值得紀念的，我在這次比賽勝了四名九段、一名八段、一名業餘七段，僅輸給「天元」冠軍加藤正夫九段一局，成績六勝一負。而且中國隊出人意料地以四十三勝十三負的壓倒優勢，擊敗了日本隊。再一次打破了自1976年以來的交往平衡，又一次極大地震動了日本棋界，為此，日本棋院受到了輿論界的指責。
自中日圍棋交流以來，無論是我們訪日，還是日方來訪，日本出場的陣容，基本上是職業高段、新銳棋手和業餘強手組成的混合軍。1976年以後，隨著中國棋手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湧現出以馬曉春為首的一批新秀後，日方出場的業餘強手勝率越來越低。到1982年，日本的業餘強手已無人能抵擋中國棋手的攻殺，幾乎「全軍覆沒」，這使日本棋界感到「混合軍」已不能適應中日交流的形勢。於是，在1983年的日本訪華圍棋代表團組團的前夕，中日交流比賽的主辦單位，日本讀賣新聞社社長表示，這次組團寧肯多花錢，也要把強手請出來。
果然，1983年訪華的日本圍棋代表團由四名九段和四名八段組成，是中日圍棋交流史上實力最強的代表團。團長是石田芳夫九段，團員有石井邦生九段、小林光一九段、苑田勇一九段、佐藤昌晴八段、山城宏八段、中村秀仁八段、長谷川直八段。他們都是讀賣新聞社用重金請來的強手，個個身手不凡。尤其是小林光一九段，雖然當時還沒有冠軍頭銜，但多次獲得大比賽的挑戰權，是公認的「超一流」棋手。在我看來，小林光一的實力比起石田芳夫，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另外，為了激勵棋手下好每一局棋，讀賣新聞社採取了獎勵制，還規定棋手每多贏一盤棋都將獲得獎金，數額隨著勝局數而倍增，這是前所未有的。石田團長在臨行前也公開發出了爭取四十勝、十六負的宣言。
然而，面對如此強勁的對手，中國棋手並不畏懼，反而更激發了鬥志，最後雖然以二十五勝、三十一負失利，但所勝的二十五局都是貨真價實，響噹噹的。如果倒退幾年，日方派出這種實力的代表團來，很可能會輕而易舉地達到四十勝的目標。由此可見，我們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在這次比賽中，我共出場五次，連勝石田九段兩局，勝石井九段和長谷八段，遺憾的是輸給了小林光一九段，成績是四勝一負。
不管怎樣，1983年中日圍棋比賽的結局，顯然大出日本棋界的意料。
於是日方提出希望把「友誼賽」正式改為「對抗賽」，認為這樣才能體現目前中日比賽的水平。後來，在1984年為我們赴日比賽所舉行的歡迎會上，日本讀賣新聞社社長村上盛夫先生在講話中，也充分表明了這一態度。他說：「十二年以前以日中友好親善為目的，讀賣新聞社開始組織了日中圍棋交流，而從這次開始，將用『日中圍棋決戰』的名稱。現在，以友好親善為目的的交流已進入一個日中圍棋決戰階段，將通過比賽，對兩國的實力決出勝負。」可以說，1983年的中日比賽是中日圍棋交流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中日兩國棋界人士都認識到：從此中日圍棋的交流已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過去，中國圍棋代表團的組成，基本上是以老棋手為主，青年棋手為輔，還要照顧男、女棋手的比例。為了適應「中日圍棋決戰」的形勢，1984年的組團打破了這一常規，採用了選拔制。國家集訓隊的全體隊員都必須參加選拔賽，只有前八名才有資格參加訪日代表團。經過激烈的爭奪，最後由我、馬曉春、劉小光、曹大元、錢宇平、孔祥明、王元、宋雪林八人組成了1984年的訪日代表團。
在我的對局史上，1984年的訪日比賽是值得回顧的。雖然那一次我並沒有什麼輝煌的戰績，有的只是慘敗的沉痛教訓。但是，正是慘敗，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弱點與差距，重新激發了我向廣袤無垠的「棋道」挑戰的鬥志。
早在1983年，日本方面就有了讓剛剛登上「棋聖」寶座的趙治勳九段與我下「番棋」的想法。1984年3月，名譽棋聖藤澤秀行先生來訪時，也證實了這一消息。據他講，讀賣新聞社已決定，在中國圍棋代表團訪日時，將請出趙治勳和我下「七番棋」。另外，還準備請出加藤正夫九段、武宮正樹九段、橋本昌二九段等一流棋手和中國隊的其他隊員下「番棋」。
這消息一經傳出，頓時轟動了我們整個棋界。第一，以往的中日圍棋比賽，日本的最強棋手極少出場，這次幾乎傾巢出動，足以證明日方對1984年的中日交流的重視。第二，日方提出「番棋」的本身，更加說明日本棋界已開始真正把中國棋手當做了同等地位的對手。所以，日方傳過的這一信息，當然會引起我們巨大的反響。
過去中日圍棋比賽，除了1978年訪日時曾下過一次「三番棋」外，通常都是一局定勝負。而日本棋手認為一局定勝負的偶然性太大，只有下「番棋」才能顯示出真正的實力。日本的重大棋戰的決賽就都採用下「番棋」
的形式，棋戰的等級越高，下的局數就越多。比如，「王座戰」、「天元戰」
是五番勝負，「棋聖戰」、「名人戰」、「本因坊戰」都是七番勝負。
最初，中國棋手遠不適應這種「番棋」，往往是第一局發揮不錯，越到後來越糟糕。1978年中日棋手的「三番棋」，除了孔祥明三比零勝小林千壽、吳淞笙二比一勝牛之浜撮雄九段外，其他人都輸了。後來我們發覺下「番棋」確實有好處，比一局決勝負更有對抗性，競爭的氣氛也濃得多。於是我國一些重要比賽的決賽，也開始採取了「三番棋」或「五番棋」的比賽方法。
我本人對下「番棋」是很感興趣的，我感到和同一個對手連下幾局，雙方的鬥智鬥力分外有趣，確實使對抗的氣氛濃多了。但是，這次我的「七番棋」的對手是日本最強的棋手趙治勳，使我心裡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我對日本九段的戰績雖然是勝多負少，但對日本「超一流」棋手卻成績不佳，和加藤正夫、小林光一皆是兩戰兩敗，故而早就渴望著與他們再決雌雄。這次能和他們中間的佼佼者趙治勳棋聖對陣，當然使我興奮不已。
感到緊張的是，趙治勳棋聖的名氣實在是太大了，日本「超一流」的棋手盡數敗在他手下。四十年前，吳清源稱雄日本棋壇時，日本棋界曾喊出了「打倒吳清源」的口號。現在趙治勳崛起，又使日本棋界喊出了「打倒趙治勳」的口號，這足以說明他的聲望到了什麼樣的巔峰階段。此前不久，他在和山城宏七段、王立誠七段、小林覺七段的升降三番勝負中，幾乎把這三位肩負著日本棋界希望的青年棋手全部打到了讓二子，實在是令人聞之動容。因此和這樣強勁的對手下「七番棋」，前景如何實無把握。
在這種既緊張又興奮的心情下，我開始積極地做賽前的準備。
5月22日，我們一抵達日本，就受到日本朋友的熱烈歡迎。從日本朋友的言談話語中，使人感到日方對這次比賽是極其重視的，這也許是在「中日圍棋決戰」的氣氛下，日方將出場的大都是強有力的人物的關係吧。
我發現，日本朋友對趙治勳和我的比賽非常感興趣，雖然由於某種原因「七番棋」改成了「三番棋」（我另外再和加藤正夫下一輪「三番棋」），但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的情緒，無論在歡迎酒會上或平常的交往中，話題常常會不知不覺地轉到我和趙治勳的「三番棋」上來。
5月23日，我們按常例到中國駐日大使館去，受到了宋之光大使熱情親切的接見。身在「圍棋王國」的日本，宋之光大使自然對日本圍棋界的情況非常了解，在談到即將到來的比賽時，他特意表示，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