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心對於一名棋手來說，是絕對的必備條件。
圍棋這種競技，純粹是一對一的單兵作戰。比賽一開始，棋手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奮鬥，任何人都不可能來幫助他。其他的體育比賽，最起碼還有個暫停時間，教練可以出謀劃策，想辦法穩定運動員的情緒，鼓舞運動員的鬥志，但圍棋比賽連這個機會都沒有。能夠支持著棋手全力拚搏的，大概只能是「自信心」吧。這情況，很像是單身一人駕舟去漂洋過海，在驚濤駭浪之中，只有對戰勝風浪充滿自信的人，才能勇敢地不屈不撓地和風浪搏鬥，最終勝利到達目的地。而缺乏自信的人，一遇風浪就會張皇失措起來，結果必然會遭到滅頂之災。因此在不是你輸就是我贏的圍棋比賽中，缺乏自信就意味著失敗。
我本人就是一個非常自信的人，在圍棋上恐怕已達到了極端的程度，特別是在七八十年代。不過任何事物都存在著「物極必反」的法則，真理再前進一步，就會變成謬誤，「自信」再前進一步，則會成為「狂妄」。假如「自信」與「狂妄」之間真有一條界線的話，那我就是正好站在這條界線的邊緣，並且時常會「越界犯規」。
大概從1982年起，「聶衛平過於自信」的說法開始多起來，不少人認為我「太狂」。說來這並不奇怪，因為1974年以前，我還是個無名之輩，沒人去理會我是否「過於自信」。1975年奪取全國冠軍以後，一直到1979年，是我的全盛時期，別人很難贏我，所以不管我是如何自信，自然也不會有人說我「狂妄」。但是1980年以後，青年棋手迅速趕了上來，情況便不同了。尤其是1982年我被馬曉春「連拔三城」，輸得一敗塗地。在這種情況下，我依然像以前那樣自信十足，復盤研究之際，膽敢「說三道四」，難免會給人留下狂妄的印象。
在這裡我並不是想為自己辯護，有時我確實把自信和狂妄攪到一起去了。比如，有一次訓練比賽，我執白對上海的王群，下至中午封棋，在去吃飯的路上，有人問我這局棋形勢如何。我居然脫口就說：我拿白棋要贏，拿黑棋也要贏。這種態度，當然會讓對方無法容忍。類似的事還有過好幾回。
還有一次，大概是1979年的一天上午，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宣稱，我可以同國家圍棋隊的男隊員「十面打」（同時下十盤棋），並且有取勝的把握。這一下頓時激起「公憤」。要知道，有資格進國家隊的棋手哪個不是身懷絕技？結果那天上午有十名隊員真的接受了挑戰，而且國家隊的幾乎全部隊員也都趕來觀戰。後來因為到了吃午飯的時間，「十面打」沒有下完。
現在想起來，這件事我做得實在過分，開開玩笑也就算了，竟然當真去下「十面打」，如此「視群雄如草芥」，怎不引起「公憤」？！說不定我的「狂妄」名聲，從那時起就已經不脛而走了呢！
再有，在對局之後的復盤研究時，如果大家一致認為我的棋形勢不好，我是不肯輕易認賬的。有時明知人家說得對，也要硬著頭皮和對方擺下去。
這時我的自信又和「好面子」攪在一起，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1981年的全國比賽，我和羅建文對陣。那時羅建文的水平和我有一定的差距，可那盤棋他下得相當出色，局面一直領先，最後因為走了個漏著才輸了。按道理，對走了漏著而痛失好局的羅建文，說一句「哎呀！贏得真僥倖」的話並不失身份，也是人之常情，可我偏不肯承認他是在優勢下，因失誤而輸掉的。聽說這件事大大地刺傷了羅建文的感情。
以上這些，都是我從「自信」越界到「狂妄」時所乾的蠢事，現在我雖百般注意，但有時好勝心一發，又會口沒遮攔，只好請棋界的朋友們多多諒解了。
不過，我想強調一點，儘管我在私下裡，在互相「鬥氣」的場合，說過一些言過其實的大話，但是一到真正探討棋藝的場合，或在報刊上發表有關棋藝的文章時，我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尤其在輔導少年棋手時，更不敢粗心大意而誤人子弟。我認為，圍棋是藝術和科學的統一體，它的科學性就表現在棋藝之中，決不能摻假，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任何名家高手都不能把不好的東西硬說成是好的。如果在研究棋藝時，出於什麼考慮而違心地承認這個，批判那個，到頭來會害人又害己。在研究棋藝時，也不應夾雜著個人的感情色彩，只有這樣，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然而圍棋又是變化無窮的，它就像星羅密布的宇宙空間，即使是超一流棋手，也無法窮其奧秘。因此在複雜的實戰對局中，棋手的看法必然不盡相同，有時出入還會相當大，這就需要棋手們大膽地講出自己的見解，創造出一個「百家爭鳴」的研究氣氛來，這才有利於棋藝的提高。
在棋藝上，我對自己的觀點從不隱瞞，而且不管別人怎麼說，我都會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為此也引起過別人的誤解。
1983年在蘭州舉行的「國手戰」中，我執黑棋敗給了邵震中七段，失去了奪冠的機會。後來邵震中在上海的《圍棋》月刊上，我在北京的《圍棋春秋》雜誌上，各發表了一篇文章，對這盤棋進行了講評。結果雙方的觀點分歧很大。邵震中認為布局他稍有落後之感。而我認為布局是黑棋壓倒優勢。
邵震中說黑一百七十三手後，白棋已稍稍有利了。而我認為，此時黑棋還領先十目左右，後來因連走壞棋才輸掉的。由於對同一局棋雙方觀點如此不同，使許多讀者迷惑不解，棋界同行對我的觀點也頗不以為然。對此《圍棋春秋》的編輯特地來問我：為什麼高段棋手的看法差距會這麼大？我是這樣回答的：由於各人棋風不同，形勢判斷的基點不同，棋藝的水平不同，看法有差距很正常，甚至還會有完全相反的判斷。
其實，日本棋界這樣的事也很多。像第二期「棋聖戰」，藤澤秀行棋聖和挑戰者加藤正夫九段的決賽第二局，對中盤一個轉換結果，名譽本因坊高川九段判斷黑棋不壞，而藤澤秀行棋聖判斷白棋好。連他們這樣赫赫有名的大棋士，都會做出完全相反的形勢判斷，那我們之間有分歧又有什麼奇怪的呢？
1982年在北京舉行的「國手戰」中，我執白對馬曉春的一局棋，也有過類似的情況。對於布局黑四十五手，在場的全部高段位棋手一致認為白棋形勢不好，而我認為不但沒壞，反而是白棋有利。為了表明這一立場，我在《圍棋》月刊上發表了自己對這局棋的講評。於是有人說：棋都輸了，還爭什麼面子？實際上，我絲毫沒有利用講評來爭面子的念頭，我只是為了共同探討棋藝，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