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是我最倒霉的一年。3月份，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比賽中，我敗給了邵震中，失掉了決賽權，之後又輸給華以剛，退居第四名。馬曉春和邵震中分獲冠亞軍。那次比賽，預賽時我一局未失，邵震中預賽是連輸三局，九死一生才進入決賽圈的，可偏偏在決賽擊敗了我。而我僅輸一局就失去了問鼎的機會，運氣也真是太壞了！
另外在比賽中發生了一件似乎令人無法「啟齒」的事，但對關心我的朋友，我覺得還是說出來好。那就是關於我的房子。我1980年和孔祥明結婚，婚後第二年有了孩子，可到了1982年我還沒有自己的房子。我一直住在父母家，我兩個姐姐也住在父母家，她們也都結了婚，四家人住在一起，不方便不說，還把弟弟繼波擠到別人家去住，使他一直無法結婚。
當時只有我有可能在外面找房，她們根本就甭想。於是我向國家體委主任李夢華提出，希望能給我分房。雖然當時我的戶口還在哈爾濱，但北京市體委正在向黑龍江省體委商調我，黑龍江第二書記李立安也已經答應放人，進京只是個手續問題。再說十年來我一直在國家隊，今後肯定還會在國家隊待很長時間，因為圍棋和其他體育項目不一樣，本身的運動壽命很長。當時國家體委在「前三門」的統建房已經分完了，於是他就跟國務院秘書長吳慶彤反映了我的情況，並寫了份報告，建議由國務院特別給我分房子。後方毅、耿彪兩位副總理在報告上做了批示。吳慶彤還把我叫到中南海談了一次話，他告訴我房子在勁松小區，三室一廳，是「國管局」的統建房，叫我在家裡等著電話通知去拿鑰匙。
我聽到後真是激動得不得了，我想國家對我這麼好，我還得繼續努力，為國家爭光。過了兩天吳慶彤的秘書通知我去拿鑰匙，我高興極了，於是拉著上海的棋手邱鑫一起去取鑰匙，我想把我的喜悅讓他也分享一下。我們騎自行車來到「國管局」房屋調配處，剛進屋，那位處長就對我說，你這是走後門，房子不能給你。我一聽都蒙了，我說這是副總理批的。他指著一沓文件說，這些都是副總理批的，接著又說，我要到中紀委告你去。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態勢，不知該怎麼辦好，也沒敢爭辯，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回來後越琢磨越不對勁兒，我怎麼能算走後門呢？真是冤枉死了！像我這種情況是應該分房子的。我又去找李夢華，他給吳慶彤打電話，吳一再道歉，說這事沒辦好，他也沒辦法了。我始終不明白事情究竟卡在哪兒了。那時房子的事太大了，情緒受到極大的打擊，棋都沒心思下了，直走神兒。如果一開始就沒給我也就算了，給了又收回去，還說我是走後門，真是窩囊透了，我又不好和別人說，只能自己忍著。我很難說這對我的比賽沒有影響。
接著，我連遭敗績，7月，我負於馬曉春和劉小光，丟掉了「國手戰」
的冠軍。8月，在承德舉行的「避暑山莊杯」賽中，我又名落孫山。短短几個月工夫，我就被馬曉春奪去了兩項冠軍，只剩下「新體育杯」賽的最後一座城池了。
由於我的接連失利和馬曉春的異軍突起，棋界人士一致認為，11月份舉行的「新體育杯」的挑戰者，十有八九是馬曉春。那麼聶衛平的衛冕將是自「新體育杯」開創以來的最艱難的一戰。如果馬曉春再把「新體育杯」冠軍奪到手，就意味著「馬曉春時代」的到來。
在此，有必要介紹一下「新體育杯」的情況。「新體育杯」是由《新體育》雜誌社於1979年創辦的，每年舉行一次。這是非官方的、由社會辦體育杯賽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之前，所有的體育比賽都是由「官方」舉辦的。現在各種杯賽數不勝數，幾乎涵蓋了所有的體育項目，而且體育比賽也正在由「官辦」向社會辦轉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新體育杯」在中國體育史上，具有里程碑作用。
另外，「新體育杯」採用了「雙淘汰制」，即由「勝者組」和「敗者組」的第一名進行「三番棋」，決出冠亞軍。並從第二屆開始，實行「挑戰制」，即先進行「本賽」，只有獲得「本賽」第一名的棋手，才有資格向上一屆的冠軍挑戰「三番棋」。這種賽制更公平，也使優秀棋手不至於疲於奔命。
「新體育杯」對參賽棋手的參賽資格要求很高。參加第一屆、第二屆的全部是國內最強手。1982年試行段位以後，只有本年度全國比賽的前六名，上一屆杯賽的前六名，六段以上的棋手以及特邀的強手，才有資格參加比賽。因此參加「新體育杯」的棋手雖不多，但薈萃了全國的精華，因而是圍棋界最受重視的一項比賽。
在第一屆「新體育杯」上，我第一盤就輸給了陳祖德，到了「敗者組」。
我又從「敗者組」打上來，獲得第一名，然後同「勝者組」的第一名陳祖德再次較量「三番棋」，我以二比零獲得冠軍。如果按一盤淘汰制，我早就被淘汰了。當時，「新體育杯」的獎金是八十元人民幣，我已經覺得很多了，那時我的工資也就六十元，還是因為我是全國特等勞動模範，連升了幾級才拿到那麼多的。
從第二屆開始「挑戰賽」改為「五番制」，我以三比一和三比零擊退了吳淞笙和曹大元的挑戰，蟬聯了第二屆和第三屆的冠軍。
「新體育杯」冠軍可以說是我最珍惜的一項冠軍。一來是因為它的規格高，影響大；二來是作為「新體育杯」冠軍不必參加爭奪挑戰權的「本賽」，可以「坐山觀虎鬥」，「以逸待勞」，心理上大佔優勢。而且在「新體育杯」
賽中，我還沒有受到過衝擊，一直「穩坐釣魚台」。但是1982年的衛冕，是在我連吃敗仗的形勢下開始的，情景如何，心裡實在沒有多大把握。
在這一年9月底，《圍棋》月刊社在上海舉辦了一次「國手奪魁賽」。
參加者有我和馬曉春，以及孔祥明和楊暉兩名女棋手。我和馬曉春進行五局對抗，孔祥明和楊暉進行三局對抗（楊暉以二比零取勝）。由於我心裡已把馬曉春看做未來的「挑戰者」，而身擁三冠的馬曉春對獲得挑戰權也自信十足，所以對我們來說，這一次五局對抗具有雙重意義：一是爭取「國手奪魁賽」的優勝，二是雙方都把此戰看成是「新體育杯」的「預賽」，整個輿論界也是這麼看。因此勝負對雙方的心裡都將產生很大影響。
五局對抗的結果，我以三比二取勝，但是贏得異常艱苦，特別是第五局我僅以「半目」險勝。這一結局，使馬曉春雖敗猶榮，反倒鼓舞了他的鬥志，而我卻更加感到了衛冕的艱難。就是在這種陰雲密布的黯淡形勢下，我迎來了第四屆「新體育杯」決賽。
1982年11月7日，決定第四屆「新體育杯」賽挑戰者的「本賽」，在福州拉開戰幕。因為我只需參加決賽，所以在「國手奪魁賽」後，我並沒有和馬曉春一起趕赴福州，而是接受了中國象棋大師胡榮華的邀請，在上海盤桓了數日。原來想利用這幾天穩定一下情緒，做一下賽前的調整，可我心裡一直挂念著福州的賽事，到底還是於10日提前趕到了福州。
恰巧這一天，比賽爆出了「大冷門」，北京的程曉流擊敗了呼聲最高的馬曉春。不過八輪的積分循環賽只進行了三輪，儘管馬曉春輸了一局，但我猜測，挑戰者很可能還會在馬曉春、曹大元、劉小光三人中產生。
不料程曉流越戰越勇，把曹大元、劉小光等全都拉下馬，成為挑戰者。
客觀地說，程曉流的實力比起馬曉春、劉小光等新銳稍遜一籌，在爭奪異常激烈的「新體育杯」賽中獲挑戰權的希望不大。而且在此之前，他的競技狀態也不太好，從3月的全國比賽到7月的「國手戰」，他表現平平，並有過「九連敗」的不光彩的記錄。因此他八戰全勝獲得挑戰權，不能不讓棋界上下為之瞠目。
程曉流和我是老朋友了，從六十年代起就在一起下棋，當時吳玉林、程曉流和我都是北京棋界小有名氣的少年棋手，吳、程的名氣似乎還在我之上。1975年還是我把程曉流從農場里拉出來的。但作為競爭者，每逢比賽，我們之間的爭奪總是非常激烈，從不講面子。雖然程曉流以前曾取得過全國第三、第六的好成績，但在正式比賽中，他還從未勝過我一盤。根據這一情況，輿論界對我們之間的決賽是一邊倒，認為我將穩操勝券，問題只是三比零還是三比一。
本來我嚴陣以待，準備和馬曉春再決雌雄，可衝上來的卻是程曉流，多少有些遺憾，同時也鬆了口氣。程曉流雖然以頑強著稱，但兇猛銳利都不如馬曉春，對於他的挑戰，我很有自信。尤其是這種五局三勝制的長距離比賽，更使我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決賽前夜，《圍棋春秋》雜誌的記者請我談談對衛冕之戰的感想，我回答說，衛冕問題不會太大，但程曉流銳氣正盛，我要全力以赴，不能掉以輕心。可惜我說歸說，做歸做，記者前腳走，我後腳便跑去大玩撲克牌，早把「全力以赴」丟到「爪哇國」去了。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以後的決賽是那樣的艱難，差一點就「翻了船」。
按比賽規程，決賽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