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喜歡上圍棋的人，此生便再難與圍棋分手，更不用說那些曾經從事過這項運動的專業棋手了。所以在第三機械廠，陳祖德他們雖然已是工人，但每天的「手談」是絕對不可少的。在他們中間，除了陳祖德被公認為「霸主」外，其餘「各路諸侯」都是「雄踞一方」，互不相讓。「文革」後期，我從東北農場回到北京，為了下棋，也加入到他們這個小群體中。等我這個生力軍加入後，這場「爭霸戰」更加激烈不說，還平添了幾分「驚險」。
最初，諸位國手並未將我放在眼裡，幾度交手後才感到，不施展出點「畢生絕招」就難以取勝，不由得緊張起來。對於以陳祖德為首的這些早已蜚聲棋壇的國手來說，他們之間的爭鬥，勝雖欣喜，敗亦不丟面子，可和我這個無名之輩對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萬一輸了，傳將出去那還了得，因此每逢與我下棋總是全力以赴，妙著紛呈，常常把我殺得汗流浹背。回憶起來，當時下棋的激烈、緊張的程度，絲毫不亞於現在的全國正式比賽。
藤澤秀行曾強調過，成為優秀棋手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棋手在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期間，要有一個激烈競爭的環境。木谷門下為什麼湧現出眾多的一流棋手，關鍵就在於創造了這個環境。我認為秀行先生的見解完全正確，正因為我在二十歲時就和陳祖德等著名棋手終日廝殺，所以才有可能進入一流棋手的行列。
那時我白天拚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所下的棋擺出來反覆研究，直至深夜。有時思路一鑽進棋里，我就會忘記一切。比如下完棋騎車回家，常常因為腦子裡還在苦苦思考棋里的變化，不是闖了紅燈就是騎錯了路。漸漸地，我驚喜地發現，除了陳祖德，我對其他幾位國手已經略佔優勢了。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嘔心瀝血，趕超日本」的宏遠目標，在我心中形成了。
1973年的春天，發生了一個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大事。由周總理提議，鄧小平副總理批准，中國國家圍棋隊重新組建了。我榮幸地被選入由三十多名全國各地的高手組成的集訓隊，從此掀開了我圍棋生涯的新篇章。
1972年至1973年是我學習圍棋最狂熱的時期。那時我下起棋來幾乎從來不感覺到累。集訓隊的訓練安排是很緊張的，一周至少要下三四局（訓練比賽），對有的棋手來說，三四局正規比賽已經相當累了，但遠遠滿足不了我的需要。除了訓練比賽，我把全部的業餘時間都用來下棋，星期六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從早上一直下到深夜。這種「車輪大戰」
往往使許多集訓隊員招架不住，不得不中途休戰。
當時，集訓隊里的高手們最怕被我纏住下棋，因為一下起來，他們贏了，我自然不肯放他們走；輸了，他們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經常是下個沒完沒了。以至於一到周末，諸位國手便對我「敬而遠之」，晚飯後立即逃之夭夭，唯恐被我纏住而不得脫身。我敢肯定地說，那一時期我下棋的局數之多，超過任何三名集訓隊員加起來的對局總數。
那時資料很少，有些棋譜很晚才能來，如能得到一個日本的最新棋譜，那簡直如獲至寶，往往能擺上一個通宵。這種拚命式的努力當然也得到了報償，在集訓隊的內部比賽中，不是陳祖德第一、我第二，就是我第一、陳祖德第二，我們兩人的棋明顯比別人高出一塊。
在集訓隊我的成績不錯，可在與日本棋手的對局中，由於沒有比賽經驗，我發揮得很糟。
1973年夏天，以坂田榮男為團長的日本圍棋代表團來華訪問，這是自從文化大革命中兩國圍棋界中斷往來後，日本圍棋的第一個訪華代表團。
代表團陣容強大，團長坂田榮男正在鼎盛時期，團員中有加藤正夫等人，都是活躍於日本棋壇的一線棋手。
當時我是沒有資格和坂田下的，我太年輕了，日本人也不知道我，可按實際水平，怎麼也應該安排我和專業棋手下，實際上卻給我安排了個業餘七段西村修。即使這樣，頭天晚上我還是緊張得一夜沒合眼。這是在我的職業圍棋生涯中第一次碰到日本棋手，過去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比賽，所以不知道怎麼辦好，也不知怎樣才能放鬆下來。
當時集訓都住在工人體育場，我和陳祖德等六人住一個屋，我怕影響他們，於是深夜一個人跑到訓練室。訓練室還有一個人，是福建的黃梁玉，他第二天沒有比賽，不知為什麼也睡不著。我們打了個招呼，沒有說話。
我就坐在棋盤前發愣，也沒打譜，就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坐到三四點鐘才回去，躺在床上還是睡不著。
第二天同西村的比賽我執白輸了，一方面對西村「粗野」的下法不適應，另一方面我的狀態非常糟糕。輸棋後我痛苦極了，這可不是一般的痛苦，這是我第一次嘗到失敗的苦果。
接著，賽場轉移到鄭州，這一次讓我和加藤下，這也是我的圍棋生涯中第一次和加藤交鋒。加藤當時是七段，比我的實力強，但我拼得很厲害，發揮得也還可以，儘管輸了，心裡是平衡的。
第三盤給我安排的是位二段的女棋手，雖然贏了，心裡反而不平衡，似乎我只能贏女的。從我在隊里的地位，給我安排這三個對手不太合理，顯然是對我不重視，實際上那時我在隊里的成績已經和陳祖德不相上下。
這次中日比賽我們大敗，不過那也真實地反映了我們的整體水平。
近來，我偶爾翻看了一下自己在1973年的對局記錄，感到很有意思。
從棋風上來說，1973年的下法和我現在的下法頗有不同，那時我的棋純屬「力戰型」，愛好赤裸裸的拚鬥，總是開局就到處尋釁，一有機會便廝殺起來。打個比方，就像是拳擊比賽，對手一拳猛擊過來，我不閃不避，也向對方身上猛擊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誰的拳頭有力，誰就佔便宜。而現在，我再碰到這種情況，就會首先考慮如何躲閃，保證自己不挨打，然後看準對方弱點再出拳，從棋風上看，就是變穩健了。不管說我現在的棋是「靈活型」也好，是「感覺型」也好，總之，過去那種猛打猛衝的下法，我已極少採用了，這也許是因為和日本高段棋手對局多了，受他們影響的緣故吧。
在日本成名的高段棋手中，屬於「力戰型」的較少，大都是講究先布好陣勢，佔據有利地形，然後再尋找戰機。表面看上去溫文爾雅，暗中卻在積蓄力量，就像馬拉松運動員，並不在途中某一段路上疾奔猛跑，而是均衡地分配著力量，為最後衝刺做準備。這種不露鋒芒的含蓄下法，日本稱之為「軟打」。我現在的下法似乎就屬於「軟打」一類，比起「力戰」來，我認為「軟打」更能顯示出一個棋手的技藝。
不過，並不是說「軟打」就一定比「力戰」更高明。就拿當代日本棋界「力戰型」的代表加藤正夫為例，他的「力戰」就讓日本的高段棋手叫苦連天，而且他多次獲得「本因坊」、「名人」的頭銜。我國棋手劉小光等也屬「力戰型」，同樣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可見，「力戰型」棋手也有其獨到之處。
我在1973年下的棋，不僅僅是「鬥力」，而且下出的著法都有一股「橫行霸道」的味道，別人雖覺得我的下法有些無理，但也無可奈何。唯獨碰上陳祖德我就傻了，因為他的力量比我大，也更加「霸道」。我這「小霸」碰上「大霸」，只有甘拜下風。
儘管如此，我在1973年確實下出了不少好棋，以我現在的水平來衡量，質量也都不壞。雖說那時的棋還不成熟，但從中表現出的強烈的進取心則是極為可貴的，遺憾的是，這種進取心，現在在我身上多少有些淡薄了。
1973年是值得懷念的一年。國家圍棋集訓隊的組建，標誌著中國圍棋事業的重新起步。作為集訓隊的一員，我也重新認識到了自己的社會價值，恢複了做人的尊嚴。整整一年時間，我為有充分的對弈時間及高水平的對手而陶醉，除了下棋，似乎世上其他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可就在這時，我又遭到一次意想不到的打擊。
1974年4月，我的名字被列入訪日的中國圍棋代表團的名單。訪日比賽，這是多少棋手夢寐以求的事啊！可是就在我喜悅激動之時，突然傳來山河農場拒絕為我做政審的消息，我當時真的就像掉進冰窟窿一樣，涼透了心。
當初我進國家圍棋集訓隊是經過一切合法手續，並經農場總局同意了的，山河農場即使有抵觸情緒也無可奈何。我也有個錯覺，以為以後就是下棋了，不會再回農場了，也沒跟農場繼續彙報。其實我的一切關係、檔案還都在農場，我要出國必須經原單位進行政審，這正是我最感頭疼的事情。
果然不出所料，農場非但不給我做出國鑒定，還愣說我是「走後門」，嚴令我必須回去「抓革命，促生產」。他們也不想想，當兵可以「走後門」，上大學也可以「走後門」，圍棋是一種競賽項目，是要真水平的，這可怎麼「走後門」？真是沒文化！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裡，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可悲。
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