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應上海電視節的邀請，沈君山先生途經北京前往上海。
這是四十多年來沈先生第一次到大陸來。
沈君山先生在台灣是參與制定對大陸政策的，在李登輝的決策圈子裡是有發言權的，這樣一個人物的來訪肯定具有特殊意義。有關方面知道我和他的關係，於是叫我來陪同他，以期有一種寬鬆和諧的氣氛，也希望我能帶他親眼看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變化。
去上海我們乘坐的是東方航空公司的班機，航班原定晚上八點起飛，可是不知為什麼遲遲沒有起飛，也不向旅客解釋原因。當時同機的還有許多被邀請的外國貴賓，首先就給人留下一個不好的印象。直到十點多旅客才陸續登上飛機，按照正常時間，此時已經到達上海了。
不管怎麼說飛機總算起飛了，我就和沈先生聊了起來。我們之間是棋也通，牌也通，而且他也很想了解大陸的各個方面，所以話題很多，不知不覺就快到了。這時廣播里突然傳出乘務員奇怪的聲音：各位旅客請注意，還有二十分鐘飛機就要降落在杭州機場了……當時飛機上一片嘩然。
這次航班是從北京直飛上海的，怎麼能在中途隨便轉地降落？於是乘客紛紛要求解釋，可是竟然沒人答覆。我把乘務長叫來，對她說道，你們晚點兩個多小時就沒有進行任何解釋，現在又在杭州降落，仍然沒有任何解釋，飛機是咱們國家的窗口，這趟班機上就有許多港澳台胞和國際友人，你們應該把事情解釋清楚。可是她就是不做解釋，問得急了，她就說，跟你說實話吧，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也不想在杭州停，我們也想到上海，早點下班。這簡直是胡攪蠻纏。我問她，你這樣回答能代表你們航空公司嗎？能讓旅客滿意嗎？她又不說話了。
其實原因是明擺著的，在杭州下了很多旅客。原來航空公司為了多掙錢，載了一批到杭州下飛機的乘客。但只要你能耐心地解釋清楚，旅客即使有氣，也是能夠通情達理的。可她就是不說，而且態度很壞，這當然惹惱了旅客。我對她說，你現在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我要找你們公司，必須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飛機到達上海已經是夜裡十二點了，當時任上海廣播電視局局長的龔學平一直在機場等著，見我們遲遲沒到，可把他急壞了，一見面就問，你們怎麼啦？因原定第二天有一場橋牌比賽，由專門從美國請來的橋牌皇后楊小燕和摩爾斯搭檔，我和沈君山搭檔，組成一支混合隊，同上海隊對抗。
電視台要進行實況轉播，這在全國還是首次。如果我們趕不到，比賽肯定泡湯，他能不著急嘛。
我當時心裡的窩囊氣還不知從哪兒出呢！我把情況跟他講了，並表示要起訴東方航空公司。沈君山聽了勸我說，怎麼能打官司呀？打官司還得了！我說國內有許多航空公司不拿老百姓當回事，隨意就侵犯你的權益，而且還認為你拿他沒辦法，氣死你活該！今天我就是要和他叫一次板，我就不信治不了他們。我一定要他們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到了旅館我就給一位認識的律師打了電話，他原來也是圍棋隊的，後來當了律師。他接到電話就來了，我對他說，我認為「東航」侵犯了旅客的合法權益，我要起訴它，你願意不願意做我的律師？他說沒問題，我支持你打這場官司，而且一定能打贏。他讓我寫了份起訴書，準備好必需的文件，就送到「東航」。
「東航」開始還不當回事，等見到正式文本就急了，馬上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網，包括上海的一些頭面人物，不斷地來做我的工作，全都遭到我的拒絕。我沒想到的是，在市政府為我們舉辦的宴會上，原上海市長鬍立教也向我提起這事。我對胡老是非常尊敬的，我就把當時的情況和他講了，最後我對他說，胡老，這事你就不要管了，「東航」的惡劣表現讓任何人都無法容忍。這次不讓他們吸取點教訓，今後還會出現類似的現象。胡老聽了點了點頭。
上海的活動結束後，我和沈君山去了無錫。「東航」總裁派出他的秘書、辦公室主任等好幾個人也追到無錫。他的秘書還是我的同鄉，河北深縣人，可見其用心良苦。
在無錫市長宴請我們的宴席上，他們也全來了，這真出乎我的意料。
吃飯時無錫市長勸我無論如何不要起訴。我說不行，這個不正之風不糾正怎麼能行！他說咱們都是共產黨員，國家利益應該放在第一位，個人出點氣是小事吧？！我說我這不是出氣，國家的利益當然要維護，但公民的合法權益也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決不允許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牌子損害公民的合法權益。
他們無理可講，於是提出私了，並提出很多條件，包括給錢，我都不予考慮。沈君山在旁邊聽了也勸我算了，我說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說了讓他們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就必須有一個滿意的答覆。現在的答覆不能令人滿意，私了我們也不能接受，我可以退一步，不打官司，但你們必須在報紙上公開道歉，特別要向我和沈君山先生道歉。我當然也是故意給他們出難題，讓你們牛氣！
他們馬上打電話向總裁請示，表示接受。我說什麼時候你們登了報，我什麼時候撤訴。第二天「東航」就在《解放日報》上刊登了向全體旅客的致歉聲明，其中特別提到向我和沈君山道歉。
回到北京後，我和王漢斌副委員長說了此事，他有點不相信，問真的？我告訴他確實如此。他說不錯，換成是他都沒辦法，也就忍了。一位主管法制的副委員長說出此話，可見當時民航服務差是多麼積重難返。我說，王叔叔，咱們不能為民除害，總還可以為民出氣吧！
後來我又見到宋任窮副委員長，他也把我誇獎了一番。他是從內參上看到的，不知是哪位記者給捅了上去。
這事沒過多久，又發生一起類似事件，而且還是東方航空公司。
這次是我和劉小光從上海返回北京，正常應該是下午五點起飛。我們按時趕到機場，可飛機不能起飛，也不說明理由。
這架飛機是從東京飛往北京的國際航班，在上海只做短暫停留，而且已經到港。隨著時間的無限拖延，而且正好趕上吃飯時間，可是東航一點水和食品都不給準備，使得乘坐這趟航班的一二百名乘客怨聲四起，一些乘客開始鬧起來。
我不願看到國家形象受到損害，於是找到值班的人說，你把你們的值班經理請來。我知道每家航空公司在機場都有值班經理，以臨機處理現場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我的意思是把經理請來向大家道個歉，給大家發點食品也就完了。乘客心裡不平衡，你多說幾句好話不就平衡了。可他來句「什麼？我們領導都忙得很，沒工夫處理這種小事」。員工的素質之低，居然敢無動於衷。簡直無法理喻！在航空公司里還有比乘客要造反更大的事嗎？！他就玩這套。結果一直僵持到晚上九點才登上飛機，可還沒坐穩，說飛機出了故障，又把乘客統統趕下飛機，這一下大家的情緒更大了。最後直拖到將近十點飛機才終於起飛。
飛機起飛後，乘客的不滿情緒仍沒平息，要全體聯名上告「東航」。所有的人一致推舉我來和「東航」交涉，他們認為「東航」怕我，要我再一次為他們出氣，我也只好義不容辭了。
旅客中有一位大學生，很快就寫好了一份材料，為了能儘快地徵求全體旅客的同意，需要借用飛機上的廣播念一下。於是我就去找機長，說這件事你們辦得很不妥，既然已經這樣了，你們應該盡量滿足乘客的要求。
機長不同意。他不同意我們也沒辦法。可是沒過多久，飛機突然開始上下顛簸，做出各種動作，把人的胃都快翻出來了，所有坐飛機的人都說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情況。乘務員的解釋是天氣惡劣，可我們並沒有感覺到天氣有什麼變化，反而覺得是機務組有意和旅客過不去。
我把乘務長叫來，和她談了很長時間，我說你們不想讓乘客寫投訴書，也不能採取整人的辦法，你們這種做法簡直惡劣到了極點。我還告訴她，我曾和「東航」打過交道，「東航」登報道歉，這次我本想用個比較好的方式解決，沒想到更為惡劣，咱們只好再次兵戎相見了。
飛機很晚才到北京，回到家裡已經夜裡十二點了。一路上我都在想怎麼才能把這件事辦好，以不負二百多名乘客的重託。
一到家，我先給「民航」總局打了個電話，問哪位國務院領導主管民航。他們告訴我是鄒家華。我又想辦法查到鄒家華秘書的電話，立刻就打了過去。秘書在這麼晚突然接到我的電話感到驚訝萬分，問我出什麼事了。
我說不是好消息，我想起訴「東航」。接著我把事情的經過簡單地說了一遍。秘書馬上表示：第一，今天已經很晚了，不能馬上向鄒副總理反映，明天一早立即反映。第二，這些情況你簡單地寫個文字的東西，也好向上請示。至於起訴的問題，最好先等一下。我表示同意。
後來秘書在電話中告訴我，第二天他向鄒家華一說，鄒家華極為生氣，立即批示民航總局局長陳光毅，讓「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