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第二十三屆歐洲圍棋錦標賽期間，陳祖德、沈果孫和我應邀赴法國巴黎進行訪問和下指導棋。這是中國圍棋代表團第一次踏上歐洲大陸，揭開了中國和歐洲棋手直接進行交流的歷史。
歐洲圍棋的整體水平很低，他們的冠軍是個在法國的韓國人，我讓他三子他還不能贏。在巴黎的三個星期，我一共下了四十一盤讓子棋，全勝，可見當時歐洲圍棋水平之低。聽說現在有人已到「讓先」，進步還是很快的。
我們去歐洲之前，當時圍棋協會名譽主席方毅副總理專門給當時中國駐法國大使韓克華寫了信，我們一到，就受到大使館的熱情接待。他們給我們提供了一輛專車，還派了大使館的三秘專門陪同我們。
巴黎可以說是世界文化之都，我們先後參觀了盧浮宮、巴黎聖母院、凡爾賽宮、埃菲爾鐵塔……凡是有名的地方似乎都去了，但是我一點印象也沒有。我在這方面興趣不大，他們想去，我不能不去，我就稀里糊塗跟著去了，人家說好，我也說好，也不知道怎麼個好法，真可謂「陪著太子讀書」。
1978年，應邀赴巴黎第二十三屆歐洲圍棋錦標賽進行指導。與陳祖德、沈果孫、翻譯在大使館前合影。
對於西餐我也吃不慣，有一次端上來一盤蝸牛，據說還是一道著名的法國大菜，看著就可怕至極，根本不敢入口。我唯一愛吃的是幾法郎一盤的炒雞蛋。到使館吃飯就感覺特別好。
另外，法國人請你吃飯，不知是「小氣」還是因為什麼，就一道湯、兩道菜，比起中國人的「好客」可差遠了。而且法國人不論男女老少分手時都要接吻，這也使我震驚異常，很不習慣。
總之，這是我第一次到「西方」去，算是感受了一下所謂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吧！
1985年，我和劉小光一起去了洛杉磯，這也是中國圍棋棋手第一次到美國。這次是應設在洛杉磯的中華圍棋會的邀請，去下指導棋的。這個圍棋會是由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共同搞的，每天我們都到圍棋會和他們下下指導棋，晚上沒事就打打橋牌。
他們見我們生活很單調，於是就要包一架飛機去大峽谷玩，被我斷然拒絕，一是花錢太多，二是我也沒有興趣；這可把劉小光氣壞了，抱怨了我半天。後來人家又邀請我們去迪斯尼樂園遊玩，我本來也不想去，可盛情難卻，加上劉小光十分興奮，只好去了。剛走進大門沒多遠，我就問陪同我們的小姐怎麼回去。小姐挺奇怪，怎麼剛進來還沒玩呢就問回去的事。我說迪斯尼也算來過了，我們就回去吧。劉小光正在興頭上，一聽跟我急了：「不行！不行！這次不能再讓著你了！你在這兒坐著歇著，我們先玩去，一會兒再來接你。」我真的就坐在那兒歇著，讓他們去玩。聽說迪斯尼很大，要玩過來得很長時間。他們見我等著，沒好意思多玩，玩了一會兒就出來了，可能我使他們大為掃興。我真的不喜歡遊覽。
可是對「賭城」拉斯維加斯我卻很有興趣。我自己從來不賭，但是喜歡看別人賭，從中琢磨它的規律，這同我從小喜歡有勝負的東西有關。我看後覺得，如果我真下籌碼，我是可以贏的。這不光憑運氣，也有概率。比如輪盤賭，你先觀察它經常停在什麼地方，連看二十次，你就會覺得某一個地方快來了，就可以在那兒下注。第一次不行，第二次翻一倍。第二次還不行，就再翻一倍，那地方肯定是要中的。我在心裡試過幾次，每次皆中。還有「二十一點」，他是幾副牌放在一起，憑著自己的記憶，我覺得也能贏，只要概率上贏他就行。在國內我們曾用四副牌玩「敲三家」，最後剩十二張牌時，我能說出其中的十張，我記牌的能力還是很強的。我說過不賭，在拉斯維加斯這個世界最大的「賭城」，我也沒有「開戒」。
這次赴美最有意義的是和韓國棋手曹薰鉉下了兩盤快棋。當時有個旅居美國的韓國四段棋手車敏洙，他的棋挺厲害，我們的一些棋手都下不過他。我和他講好讓先，他覺得能贏，還和人家賭。結果連下幾盤，我都大勝，沒給他一點面子。他知道我是大陸圍棋「第一人」，於是他把韓國圍棋「第一人」曹薰鉉叫到美國，想讓我們「較量」一下，看看誰最厲害。可那時我國和韓國還沒有外交關係，這事要請示大使館。大使館認為這涉及和朝鮮的關係，是很嚴肅的政治問題，他們無權表態。當時和我們一起來美的還有一個國家體委國際司的官員，我就讓他向國內有關方面請示。本來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弄得這麼複雜。後來爭取了很長時間，才獲得了批准。
當時我和曹薰鉉並不認識，是第一次見面，但名字互相知道，也沒想到在以後的「應氏杯」上成了「冤家對頭」。因為這是中國和韓國的頂尖棋手第一次相遇，所以在美國還是挺轟動的。華人說我能贏，韓人說他能贏，而且開了賭，鬧得很熱鬧。第一盤我執黑輸了，第二盤我執白贏了，打了個平手。美籍華人和美籍韓人都大呼過癮，雙方都沒丟面子。
隨後我又去了舊金山，舊金山的市長送了我一把「金鑰匙」，並授予我「舊金山榮譽市民」稱號。在舊金山，幾位台灣朋友為了讓我「開開眼」，見識見識「美國文化」，帶我去看了一次脫衣舞。我以前認為脫衣舞都是黃色的，這次一看，覺得不那麼黃，有點藝術性。脫衣女郎脫到只剩一件大拉鏈的衣服時，突然跑到我的面前，說她看出我是從毛澤東的國家來的，問我能不能把她的拉鏈拉開。當時全場的人都看著我，我感到非常尷尬，於是毫不客氣對她說，我是從毛澤東的國家來的，但我對這個並沒興趣。旁邊的人給她翻譯後，她馬上說是她不對，並對我表示道歉，但她還是希望我能給她拉。我覺得她並沒有什麼惡意，在她一再表示歉意的情況下不給她拉一下，未免顯得有些「小氣」，於是象徵性地替她這麼一拉，這時燈突然滅了，她也就趁機跑到幕後去了。
在美國我接觸的都是大陸和台灣的中國人，就像在國內似的，吃飯也都是到中國飯館，很習慣。洛杉磯非常漂亮，讓我感覺到在物質方面中國和美國的差距是太大了。而且我還覺得洛杉磯的月亮比我們的圓，我說這話可能有點「涉嫌」不愛國，我觀察了很多天，不知什麼原因，人家的月亮確實比我們的圓。回國後說起這事，有人說這可能和大氣污染有關，污染嚴重的城市，晚上是連星星也看不見的。我想他說的有道理。
但美國也不是什麼都好，首先社會治安就絕對成問題。在舊金山，晚上和朋友出去，就親眼目睹了持槍公開進行搶劫，朋友馬上把我拉走，好危險！
1988年3月，我第一次去新加坡，這也是中國圍棋代表團第一次訪問新加坡。當時新加坡的圍棋水平很低，也就是剛剛起步，說得不客氣點，就是請我們去教他們。以後他們又陸續請了我們一些專業棋手長年住在那裡，指導他們的棋手。
我以前聽說過新加坡如何乾淨、漂亮，可到那兒一看，比我想像的還要好得多，街道、公園……所有的公共場所都像精心處理過一樣，沒有一點垃圾、灰塵。當時任副總理（現任總統）的王鼎昌接見我一次，聊了很長時間，我就問他為什麼新加坡管理得這麼好。他說就一個字「罰」，而且是重罰。隨地吐口痰，就要罰五百元新幣，合一千多元人民幣。一般人的月工資也就一千多元新幣，一罰就是一半，讓你無法承受。這使我想起在北京王府井，吐一口痰才罰五角，據說有一位被罰的人，因一元錢沒法找，乾脆又吐了一口。如果是罰五百元，你看他還敢不敢再吐？！還有違反交通規則的人，就應該借鑒新加坡的經驗，實行重罰。
不過我在新加坡的運氣實在不好，1989年「應氏杯」決賽的最後兩盤，我都是在新加坡輸的。聽說中國足球、籃球在新加坡也輸。我是再也不願去了。
日本和韓國是我去得最多的國家，去日本有七十多次，去韓國有三十多次，都是同比賽有關，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