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山先生是「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比我大二十歲。據說他是台灣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華出眾，風流倜儻。他父親是搞農業的，對台灣的農業做出過巨大貢獻。他母親抗戰時死在重慶，追悼會是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認識的。
說起來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歡下圍棋，是個超級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說里經常有關於圍棋的描寫，甚至還把棋子當成大俠的暗器，甚為有趣。
我雖然讀過他的小說，可並不認識他。
1983年我正在廣州進行「新體育杯」的衛冕戰，他突然託人轉告我，要在從化拜我為師。我以為他不過是想和我學學棋，而且我也想認識他，於是就趕到從化。一見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說里描寫的那樣行大禮，三叩九拜，舉行拜師儀式。他比我大二十多歲，這我怎麼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說拜我為師可以，但不要磕頭了。就這樣我成了金庸的老師，以後金庸一見到我就以「師父」相稱。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體育杯」的決賽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進行的，那年是錢宇平獲得了挑戰權。當時陳祖德正在他家養病，羅建文陪著他。金庸知道我愛吃螃蟹，專門在家裡請我吃了頓螃蟹。那頓飯從下午五點一直吃到晚上十點半，我一共吃了十三隻，金庸一直在旁邊陪著。那天有兩個菲律賓傭人對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他們「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就是由金庸介紹認識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僅喜歡圍棋，也喜歡橋牌，而且造詣很深，這也正合我意，我們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語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個「應氏杯」青少年圍棋比賽，我作為嘉賓被邀請參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們都喜歡打橋牌，於是特意給我們安排了一場橋牌比賽。那時大陸和台灣的關係正處於微妙時期，蔣經國執政，國民黨的所謂「戡亂」條例也還沒有取消，兩岸還處於「敵對」
狀態，台灣同胞不允許到大陸來探親，大陸同胞也不允許去台灣，甚至兩岸人員的接觸都很嚴格。特別是他們知道我經常和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層領導在一起打牌，以為我有什麼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灣對大陸決策機構的重要人物，而且時有傳聞他可能出任台灣當局的重要職務，所以我們兩個搭檔打橋牌在當時成了很敏感的一件事。
比賽那天，來了很多記者，我從來沒見過為了一場橋牌賽來了那麼多記者，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謂的「政治」記者。沈君山先生對記者講了一句話，我認為講得很好。他說：政治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變化的，而圍棋和橋牌是不會變的。我沒想到他會講出政治色彩這麼濃的話來，據說這話傳到蔣經國那裡，蔣聽後勃然大怒，說沈君山被我「統戰」了，並下了一道手令：沈君山這人永不錄用。
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連累，我多次問他，是否和我接觸，對他仕途上的影響很大？他說他不在意這些，他還講了金庸小說中的一個故事，有兩大對立的教派，其中每個教派都有一名擔任高級職務的人，雖然教派之間殺得你死我活，這兩個人卻是知音，經常悄悄地跑到一塊談論音樂。他的意思是我代表共產黨，他代表國民黨，我們之間的接觸交往，將來歷史會證明是非常有遠見，也非常純潔的，絕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是「撈取政治資本」。當時台灣一些政客攻擊他很厲害，語言也很「惡毒」。
可沒過多久，蔣經國就死了，李登輝上台後，沒理會蔣經國的「手諭」，立即讓沈君山當了政務委員。
後來我們經常一起搭檔，參加各種橋牌比賽，成了莫逆之交。我去台灣，有人就說，知聶衛平者，沈君山也。同樣，在大陸可以這麼說，知沈君山者，聶衛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