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地感到他就是那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我對他的人格佩服得五體投地。
1989年的春節前夕，我正在上海比賽，這時接到胡耀邦的秘書從南寧打來的電話，約我去他那兒過春節。第四屆擂台賽失利後，胡耀邦曾約過我，因去美國比賽沒有成行，這次我是一定要去的。
誰知正要動身，宋世雄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希望我能參加春節晚會。
我說我從來沒參加過，再說這種場合也不適合我。他說，不，他代表十二億中國人希望我參加。我說宋老師，你說得這麼重叫我怎麼辦呀？我只能參加了。我把這事告訴了胡耀邦，然後趕到北京。
我參加的這個節目和我們家有關。我家的小保姆得了血癌，我姐姐幫她治病，我們家還給她捐了錢。這事傳出去後也得到社會的捐助。這次中央電視台把那個小保姆、我姐姐和我請到了直播現場，並由韋唯演唱了《愛的奉獻》，當時場上場下哭成一片，非常感人。我也很激動，但忍住沒有掉淚。
第二天大年初一，不知為什麼全國飛機停飛，沒辦法，只能定初二的票，可南寧機場在修，不能降落，我只好先飛桂林，住了一晚，初三才坐火車趕到南寧。好在小孔已經帶著孩子先去了，沒有跟著折騰。
一見到耀邦叔叔，他就說春節晚會他看了，很感人，並叫我和他一起去參加廣西軍區為他舉辦的酒會。他說酒會本來早就要辦，為了等我才推到現在。他的意思是酒會上那些軍區領導肯定要向他敬酒，他本來喝得就很少，那時醫生也不讓他喝，我去了就可以幫他擋酒。我能喝酒耀邦叔叔是知道的，還送過我很多好酒。在車上他對我說，你不僅是棋聖，還是酒仙，你今天一定能擋住他們。我果然不負耀邦叔叔的「重託」，頂住了那些司令政委們的「輪番轟炸」，沒有倒下，無愧於「酒仙」的稱號。
那段時間耀邦叔叔很少說話，我也不知道他想些什麼，但我看得出來，他的情緒不太好。我總想找點什麼事讓他開心一下，非常巧，我在報上看到姜昆來南寧演出的消息，我就找到他，跟他說，姜昆，你不是個笑星嗎？
今天把你畢生的本事都拿出來，把耀邦的情緒提高起來。姜昆真不錯，把耀邦叔叔說得哈哈大笑。我覺得姜昆底下說的笑話比台上說的相聲更有意思。
在離開南寧前，耀邦叔叔和我鄭重其事地談了一次話。他說，我們兩個是忘年之交，關係很不錯。你現在是越來越忙了，我呢，今後可能會不做什麼工作，越來越閑了。今後你不要再花很多時間來陪我了。他講這話時我的眼淚都快出來了。我對耀邦叔叔好並不是因為他是中央首長，其實我和他的來往在他不當總書記時比當總書記時多得多。他當總書記時我只有兩次到北戴河和他一起度假，而他不當總書記後我跟他去了很多次，時間也長得多。誰知這次談話竟成了我們的訣別，沒過多久他就去世了，至今想起來仍令人感慨不已。這又使我想起和耀邦叔叔交往的另外幾件事來。
1985年，在范曾的介紹下，我加入了民盟。當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了這條消息，這才知道我不是共產黨員。他馬上打電話把我叫了去，一見面就問我，你怎麼不入黨而入民盟呢？我說我以前寫過入黨申請書，可沒人理我；而民盟對我非常熱情主動。胡耀邦沒再說什麼。
回去後，我很快就入了黨。按照黨章的規定，加入民盟的同時也可以加入共產黨。
還有一年財政部和國家體委聯合發了一個文件，把運動員的伙食標準分為一、二、三級，我們圍棋隊被降到最低一級。在他們看來下圍棋體力消耗最小。其實他們不懂。上海科研所做過調查，一場圍棋比賽一般需要七八個小時，所消耗的能量比踢一場足球大得多，所以圍棋運動員要吃得很好才行。他們那個標準不知根據什麼制定的。
在一次中央電視台的直播節目中，記者問我，你最討厭的人是誰？我毫不猶豫地說，我最討厭的是那些不懂裝懂瞎指揮的領導。記者又問你能舉個例子嗎？我說可以，就把財政部和國家體委聯合發的那個文件說了。
我為什麼敢那麼說呢？因為我問過胡耀邦，他說亂彈琴！誰降你們的伙食標準，就先降他們的。後經我們的抵制，伙食標準才沒有降下來。
我是全國政協常委，在一次政協會上，我提出在全國中小學開設圍棋課的議案。這其實是陳老總的遺願。陳老總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講過，中國有四大文化遺產，琴、棋、書、畫。琴，小學有音樂課。書，有大字課。畫，有美術課。就棋沒有，小學應該有這麼個棋課。為此事我專門找過胡耀邦。
他說你的建議非常非常好，中國早晚有一天要實現，但現在條件還不成熟。
比如貴州，有二十萬小學老師參加考核，但大部分是民辦教師，根本談不上普及圍棋課，你先得普及師資，這才是最重要的。
耀邦的這番話給我的印象極深，也使我知道貴州很窮。
還有一件事使我對胡耀邦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被稱為中國足球史上最慘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個星期日，下午三點我去人民大會堂和鄧小平打橋牌，同時參加的還有胡耀邦、萬里、王大明、王漢斌、丁關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檔，在發牌過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隨便地問我，你對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麼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說，晚上的足球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我們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線，我估計最少贏兩個球。
胡耀邦一聽警覺起來，又追問了我一句，有你這樣想法的人在體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說，我估計所有的體委負責同志都是這種想法。胡耀邦連聲說，不行，這樣不行！他放下牌，把秘書叫來，讓他馬上給當時的體委負責人打電話，說這場球不見得肯定能贏，要做好輸球的準備，特別要防止群眾鬧事，並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秘書全都用筆記了下來。
我當時就在旁邊，耳聞目睹，心裡卻很不以為然。我想你不是總講實事求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嗎？你今天可就有點外行了，這球還能輸嗎？！你怎麼能讓人做這種準備？！當然我沒敢說出來。
晚飯後，胡耀邦提議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關心這場球，特別是鄧老爺子也是個足球迷，於是就散了。
回到圍棋隊，我就打開電視機，等裁判結束的哨音一響，我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國大多數人的腦袋都在發熱時，他卻保持著高度的冷靜。
當時我還沒想到真的會鬧事，可事實證明當天晚上就有群眾上街鬧事，還放火燒了汽車。
事後胡耀邦跟我說，他的秘書打電話告訴李夢華後，李夢華馬上讓秘書給幾位副主任打了電話，傳達了總書記的指示。只是不知哪個環節出了疏忽，並沒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繫，結果事件發生後，由於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夠，搞得非常被動。
這件事使我對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僅預測到在那種過熱的情況下有可能輸球，而且看到由於當時物價上漲等原因，社會產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會有人借著輸球發泄心中的不滿情緒。果然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有著超越一般人的思維和膽識。
「五一九」之後，曾雪麟講過，他當時心理壓力非常大，打平了都無法答謝國人，非得大勝不可，還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當時國家體委能夠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時傳達給教練組，傳達給曾雪麟（從時間上講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講的），給他們降降溫，卸下包袱，那麼比賽的結果會是另外一種情況了。
由於我經常和胡耀邦接觸，胡耀邦對國家體委的好多指示是由我轉達過去的；另外有人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也來找我，必要時我也如實轉達。
我起的作用不過如此。可是有位記者在《兵敗漢城》一文中說，一個圍棋國手和中央領導人打橋牌時說了什麼，結果把女籃主教練給弄了下來。文章沒有直接點名，但顯然指的是我。這是不屬實的。
胡耀邦多次批評過國家女籃，說女籃基本功不行，教練有問題，要多練基本功。說了很多次後沒有效果，特別是輸給韓國好幾十分後，耀邦說要換教練，但沒說要撤職。這話確實是我轉達給體委的，總書記托我，我不能不轉達，並不是我向胡耀邦說了什麼「壞話」，致使胡耀邦做出這個指示的。
我是一有機會就盡量溝通中央領導和運動員的關係。我曾帶華以剛和鄧小平打橋牌，並讓他替我向老爺子敬酒。我也向鄧小平推薦劉小光，所以鄧小平專門請他吃飯。
還有一次我去西安參加被授予體育十佳的活動，第二天中午我和郎平、韓健坐一架班機返京。因為事先已經和胡耀邦約好去他那裡打牌，他們就派了一輛車來接我，正好也把郎平和韓健拉上。既然一起到了中南海，他們也希望能見見中央領導。我就和胡耀邦聯繫，說他們也是最佳運動員，為國爭過光，能不能接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