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要演出，我要比賽，匆匆忙忙，真正在一起交流感情的時間太少了。
我這個人對音樂可以說基本上沒興趣，對文藝也是一竅不通。記得有一次陳昊蘇請我去看東方歌舞團的演出，我礙於情面不得不去，結果在主席台上睡著了，鼾聲通過主席台上的擴音器傳了出去，王昆差點沒跟我急了。而王靜是總政歌舞團的歌劇演員，我們隔山隔水，本來無緣相會，如果不是去湖南參加一次活動，我們永遠不可能認識。
1990年春節前夕，湖南電視台想請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去參加他們的春節晚會，他們通過訓練局的一個湖南籍副局長找到我。我根本不願參加這類活動，局長讓我給他點面子，並說就兩天時間，飛機去飛機回，我沒辦法，同意了。
那時我的名氣非常大，資格也老，出差都是車到樓門口來接。出發前突然接到電話，讓我自己到訓練局大門口上車。我住的那個樓和大門口還有一段距離，再說一月份天氣正冷，而我出差都是有車有暖氣，從不穿棉衣，我就說車多跑一圈不是很快嘛！他說總政的女演員王靜要跟我一塊走，說好了在大門口等她。我聽了心裡就不大愉快，可沒辦法，只得自己提著包，冒著寒風來到大門口。坐到車裡又等了半天，王靜沒來，我們不能再等，直接去了機場。我心裡憋了一肚子火，可又沒處發泄。
走進機場大廳，有人過來對我說王靜在那邊，你是不是過去見見她。
我從遠處看見那邊有一個女的，穿得很時髦，我心想王靜是誰？剛才已經等了她半天，這會兒憑什麼要我去見她？因此我說她願意見我叫她來，我不可能去。那人離開我後又朝王靜那邊走去，後來聽王靜說，人家也對她說，聶衛平到了，是不是去見一下。她也覺得我算什麼，為什麼要來拜見他？當時我們都拿著架子，沒見成。但那時我知道她就是王靜了。
其實這次演出真正的名人不多，也就孫正平、郝愛民、黃志宏和後來成名的景崗山，可能坐那趟班機的就我和王靜最有名，也就是所謂的「大腕」，所以到了長沙，特別為我們倆安排了一輛高級小轎車，其他人都坐大轎。開始我並不知道，人家讓我上小轎車我就坐了上去，等了半天不走，我就問司機怎麼還不開車，司機說王靜沒來，得等她。我說為什麼非要等她，她可以坐別的車呀。司機說領導安排就得讓她坐這輛車。我聽了就更不舒服了。我出門只拿一個包，隨身攜帶，她是演員，帶了很多箱子，裝演出服什麼的，需要託運，結果等了很長時間她才出來。她見我坐後排，也沒打招呼，就坐在前排駕駛員旁邊，一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有。
吃飯時，主辦單位又把她安排在我旁邊，這時我們才交談了幾句，但話不多，也就是應酬吧。現在如果問王靜喝不喝酒，她肯定說不喝。當時人家問她她卻說喝，於是人家紛紛向她敬酒。她還挺能喝，這引起我的注意。我的酒量很好，我就想借這個機會把她灌醉，讓她出點洋相，也好發泄一下憋在心裡的怨氣。
我開始拚命灌她，話自然就多了，喝到後來居然沒把她灌倒，這實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對她說晚上有空還可以再接著喝，我是非要把她放倒不可，她居然也答應了。就這樣我們算是認識了，但沒什麼來往。
最重要的是回來沒飛機，我、孫正平、郝愛民和王靜乘坐一個軟卧包廂，一天一夜沒事幹，就在一起閑聊，互相之間也就熟了，還互相留了電話。
回到北京後，她給我打電話，約我去卡拉OK。我過去從來沒去過卡拉OK，這是第一次，在東單附近的一個卡拉OK廳。她不唱，我不會唱，我們要了點酒，一邊喝一邊聊天。我感覺到她對我有好感，我再傻也不會傻到一點感覺都沒有，再說那時我和小孔的關係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別說是王靜，就是任何一個女孩來找我，我都會同她交往的。
春節期間有個朋友在家裡搞了個party，邀請我和小孔參加。我希望王靜也能參加，但又不能讓小孔知道是我請的，我就叫付亮弄個車把王靜接去。女人的感覺真厲害，當時還請了很多文藝界的人，而且那天晚上我和王靜幾乎都沒說話，小孔還是感覺到我和王靜的關係。
從那以後，王靜經常到體委來找我，也不怕別人議論。我去她那總是躲躲藏藏，不敢公開，冬天大衣領子都豎起來，低著頭，從來不敢抬頭走路。那時她還住筒子樓，人多眼雜，我覺得特別危險，所以去的不多，主要是她來找我。後來人們議論得多了，可能是逆反心理，反而不在乎了。
1990年3月，是我和孔祥明結婚十周年，她一定要我給她搞個紀念活動，她說最後搞這麼一次就可以分手了。作為十年的夫妻，滿足她這個並不過分的願望，我不能推託。那天的儀式搞得很隆重，方方面面的朋友去了不少，大概有好幾百人參加。那天王靜和她哥哥王剛也去了。那時我和小孔的婚姻已經完了，可以說那是一次「告別晚會」，但是許多參加晚會的朋友並不知道。
接下來的事我在前面已經說了，我和孔祥明離婚後，馬上就和王靜結了婚，因為時間已經刻不容緩。沒過多久，王靜的預產期到了，並有了反應，我和她的女友楊英把她送進同仁醫院，然後到醫院旁邊的新僑飯店邊喝飲料邊等，楊英不時地來回探聽消息。
在等待的過程中，一個服務小姐莫名其妙地把一杯飲料倒在我的身上，就在這一刻，楊英告訴我王靜生了，是個兒子，這使我異常高興，也顧不上擦乾身上的飲料，急忙向醫院趕去。我就喜歡兒子，在喝飲料時我就對楊英講，如生女兒你自己去看她。後來王剛給我們這個兒子起名叫聶雲青。
雲青小時候沒雲驄聰明，六歲時學算術還掰手指頭，氣得我說你怎麼這麼蠢啊，你還是我的兒子？王靜總抱怨我不好好教他，我是沒好好教他，可我怎麼教得了，教孩子得有一定水平，我是教不來的，而且我一教他就心裡發急，就要揍他，真上火！當然我還是很喜歡他的，就是覺得他有點笨，可能是「愛之深，責之切」吧！
雲青六歲時，我們準備讓他上學。我過去是北京小學的，也希望他能上北京小學，可我們的戶口不在北京小學的招生範圍內，於是我去找了北京小學的校長，問他像我兒子這種情況能不能收。校長說可以，但要通過考試。他同時告訴我，六歲上學不好，根據他們的經驗，太早了孩子各方面的發育都比人差一塊，這容易給孩子的自尊心造成影響，對孩子的健康成長不利。在校長的勸導下，我下決心沒讓孩子入學。
第二年，我親自帶著兒子去報考北京小學，在考試期間，我也像其他家長一樣，在考場外面的操場站著等著，六月份，天氣已經很熱了，站了一會兒就覺得吃不消。後來有個老師發現了我，把我叫到裡面坐。考試持續好幾個小時，我看著仍然站在外面的家長，深感做家長的不易。考完試，我看老師給兒子的評語不太好，說他不注意聽講，老師講課時他唱歌。可他後來還是被錄取了，我也誰都沒找。事後我想，像這種評價，如果是一般的孩子恐怕要被淘汰，因為是我的兒子，那天我又去了，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實我沒為此事找過任何人。
我和王靜平時的日常生活比較平靜，但真正感情上的交流很少，在生活上她也很少關心我，我出差的東西她從來沒幫我收拾過，都得我自己來，這在以前小孔早就給我打點好了，而且什麼時候該穿哪個該帶哪個事先就交代清楚了。現在我自己就經常弄錯，該帶的沒帶，不該帶的倒是帶了一大堆，累多了。在棋上她對我就更沒幫助了，我比賽輸贏她從來不問，也不關心，她關心的都是自己的事。在經濟上都是我養家，她說需要多少錢，我就拿回來，她有多少收入我不知道，也沒問過。另外我出去她從來不跟著，她的活動我也很少參加，除了出去吃飯或到哪兒玩，需要帶孩子，她才去。因為孩子我帶不了，管不住他。
儘管如此，我對王靜還是很負責任的，1991年她要搞獨唱音樂會，光憑她自己的實力是搞不起來的，首先經濟上就不行，場租、樂隊、宣傳、服裝等等，需要六十萬元左右。我通過我的朋友給她大力支持，還請了阿沛委員長、榮高棠等領導出席她的演唱會，演出結束後，我和雲青手捧鮮花上台祝賀。這次演唱會在保利大廈搞得很隆重，很成功。
雖說我和王靜的婚姻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恐怕和大多數人的婚姻一樣，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