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覺得很奇怪，儘管我在農場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可我對農場還是很有感情的。農場的這段經歷，使我積累了很多人生的經驗，這是不可多得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1969年4月底，我回到北京。那時父母已經從單位放了回來，但是還沒有「解放」。
媽媽被整得最慘，她一直被關在第一機床廠一個廁所的茅坑上面，只有6平方米，太不人道了。那時她正處於更年期，回來後神經就有點不正常，經常犯病，犯病時總懷疑有人害她，後經醫院診斷，患了「被害妄想症」。
父親被揪到河南，他參加革命前曾經練過武功，造反派打他時，他不敢還手，但本能地防禦，這一防禦，把造反派傷了，所以打得更厲害，被打成椎間盤突出，不能走路，得依靠著什麼才能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造反派還要讓我爸爸上班。那時我大姐帶著我弟弟回了老家，我二姐去內蒙古插隊，家裡只有我。每天早晨，我推著自行車出來，我爸爸趴在我身上，扶著我，到南池子乘三路公共汽車，然後我騎車趕到北池子接他，再轉乘九路無軌電車，到東四情報大樓（即現在的外交部）。
晚上下班我再反過來接他。不但如此，我還得做飯，我是從不會做飯的，到了那個時候也只好瞎對付了，他們居然認為挺好吃。那時全家的生活重擔都壓在我的身上，弄得我特別慘。
1969年我十七歲，那時「革命」的理想早就破滅了，工作也沒著落，章婭說對了，就是整天「閒蕩」。一次父親找我談話，說我不上山下鄉的話，他在機關很難交代。我知道父親處境很無奈，那時我們家裡搬進兩家造反派，而且佔據了最好的房間。他們成天監視著我們，我的情況他們都知道。
後來我媽媽也對我施加了壓力，這一下我頂不住了。再說我整天沒事幹，也覺得非常無聊，總得找個歸宿呀，於是我就回到學校，向軍宣隊提出去東北農場。
軍宣隊說，通過了解，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質也是好的，可就是身體不行。我就和軍宣隊的軟磨硬泡，要求他們給我革命的機會。後我把體檢表藏了起來，謊稱丟了，他們也就同意了。以後我想辦病退回京，再找這個表時，卻怎麼也找不到了。歷史跟我開了個玩笑。
1969年9月23日早上，我拿著行李和爸爸媽媽告別，剛走到他們的房間門口我就忍不住大哭起來。我從來沒有這麼哭過，我意識到這一走恐怕永遠也回不來了，一想到這兒我更無法控制自己。我媽媽沒出來，在裡面也哭得很厲害，最後一個孩子也被逼走了，有什麼比這更能使一個母親傷心呢？父親在屋裡陪著媽媽，也沒出來，整個房間里充滿了悲傷、絕望之情。這個情景我至今未曾忘記。後來是幾個鄰居把我送到火車站。從那以後，遇到別人有困難需要得到幫助時，只要力所能及，我總是要伸手幫助。
我理解一個人處於絕境時的心情。
我們坐的火車也算是種「專列」，上面全是知青。火車也沒有個時刻，走走停停，經常在一個不知名的小站上停上幾個小時。來北京接我們的人把農場描述得美好極了，簡直就像個「世外桃源」。所以我們在車上還是充滿信心，有說有笑，高興得不得了。
經過兩天兩夜的旅途，我們終於到了山河農場。農場接待我們的第一頓飯吃得好極了，可從第三天起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剛到的那天下了場雪，雪落到地上就化了，東北的黑土一見水就特別泥濘，踩上去都粘腳。我們都穿著新衣新鞋，弄得一塌糊塗。頭兩天因為下雪沒幹活，第三天開始下地割豆子。東北的地壟一眼望不到頭，每個人負責一壟，低著頭往前割。
女的最差的一天也要割三千米，我割九百米就躺倒在地，動不了了，什麼泥呀土呀全都顧不上了。割了幾天實在堅持不下去了，只好去找連幹部說明原因，要求調換輕點的工作。按說這個要求並不過分，可連幹部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我的請求。一怒之下，我便歇了病假。這樣，連幹部認為我藏奸耍滑，無病呻吟，我們的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
到了農場我們才知道，山河農場原來是個勞改農場，我們來的前一天勞改犯才走。農場的幹部過去都是管教勞改犯的，現在他們還是拿管教勞改犯的方法來管我們，在他們眼裡，我們這些「再教育」對象同勞改犯沒有什麼區別，對我們知青的人格根本就不尊重。
更讓我難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歧視，別的不說，連里的知青幾乎人人皆可參加的基幹民兵，我都沒資格參加。這種歧視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我：你是低人一等的。
那時我非常苦悶，學會了吸煙、喝酒。知青在一起沒事就打撲克、神聊，什麼粗野的話都有。東北的虱子還特多，所有知青的身上都有。那時飯量也大，可以像流星趕月般地連吃十個花捲，可還沒到下頓又餓了。由於油水不夠，有的知青就偷幹部的鵝。他們的手段非常高明，抓住鵝的脖子後用大衣一卷，叫都叫不出來。我雖沒偷過，可吃過好幾次。我在農場的地位很奇怪，幹部對我不好，可知青對我還不錯。
我不大會洗衣服，怎麼也洗不幹凈。那時男知青總是找女知青幫忙，我和女孩子從來不講話的，一講話心跳得不得了。連里的女孩我基本上不認識，回到北京後人家來找我，我都記不起人家叫什麼。連里有個叫劉和平的，也是北京知青，給我介紹了兩個女孩，金小娟和薛麗，說她們可以幫我洗衣服。於是我就把臟衣服抱過去，洗乾淨了再抱回來。後傳說我跟這兩個女孩好，其實根本沒有，僅僅是她們幫我洗衣服而已。那時我心裡還只有章婭，和其他女孩子不會有什麼的。不過在農場那段時間，基本上是她們倆給我洗的衣服。現在和她們失去了聯繫，如果能找到她們，我一定要好好感謝她們。
我帶了一副圍棋到農場，可沒人下。我帶去的那副棋，還是陳老總送的，結果被人打架時當成暗器全給發了出去，我心疼極了。後來實在憋急了，我曾跑到一百里外的九分場，找程曉流下了三天棋。他把我接待得非常好，把從家裡帶來的最好吃的東西都拿了出來。在知青中我還有點名氣，我和程曉流下棋的消息傳開後，很多知青紛紛從其他分場趕來，這在農場也算是盛況空前了。
臨別的那天晚上我和程曉流長談到深夜，氣氛很沉悶，那時我們的理想早就破滅了，都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可我又不死心，覺得將來總會有出頭之日，不可能就這麼混一輩子。程曉流比我悲觀，他認為以後沒戲了，這輩子也就這樣了，心裡灰灰的。
1971年春節前後，農場颳起一股「返城風」，許多高幹子弟憑著各種各樣的關係，紛紛離開農場回到城市，留下的知青頓時「軍心動搖」。對此，農場的領導也慌了手腳，對走了的他們想管也管不了，只好對留下的拚命加強「紮根邊疆，鐵心務農」的教育。
我也是個幹部子弟，不是不想回城，而是我的父母還沒有解放，又沒有關係，所以不敢有什麼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實實留在農場。不料這一來反倒「因禍得福」，被分場新來的領導所賞識，把我樹為「紮根邊疆志不移」
的先進典型，還讓我在全分場進行學毛著的巡迴講演。我幹活不行，可談「心得體會」還行。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學得怎麼好，而是想通過這個改變一下自己的處境，將來萬一有機會出去，領導不至於從中作梗。
就在我的地位日趨上升之時，我收到弟弟繼波的一封來信。繼波在信中告訴我：據吳淞笙講，日本圍棋代表團即將訪華，近日便可到達北京。
我把信反覆看了好幾遍，確信沒看錯後，不禁欣喜若狂，我立即決定無論如何也不能錯過這個機會。當時正在夏收，我公開請假肯定不會放我，於是我沒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溜回了北京。
到了北京後我還不敢回家，我爸爸媽媽問我怎麼回答呀，我要是說回來看棋，肯定要挨罵，說不定還會把我送回去。我一下車就直接住到一個朋友家，然後跟繼波聯繫，想問清具體的比賽時間和地點。沒想到繼波告訴我日本圍棋代表團不來了，這一下我可傻了眼，為了看比賽我冒了這麼大風險，現在沒有了，這可把我坑慘了，哭都來不及了。沒辦法，第二天我又匆匆上了火車，返回農場。
果不出所料，我這個「先進典型」突然「失蹤」，成了全場的一大新聞，許多人議論紛紛，說我肯定一去不回了。最感惱火的是分場領導，好不容易樹立的典型竟然不辭而別，這不等於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對我本來就有看法的連幹部更是幸災樂禍，我一回到連隊，馬上就把我叫去，狠狠地訓了一頓，說我是政治騙子。我的地位一落千丈，重新成了落後分子，而且是極善偽裝的落後分子，這一惡名甚至在農場一級的領導那兒都掛了號。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的處境更慘。我因心臟有病，體力不好，重活兒干不動，就把我分到曬糧場上。這裡的活比在地里輕鬆多了，可中午被太陽曬得熱極了，出汗很多，口也特別渴。送水的是個知青，他特別壞，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