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業棋手之間的激烈競爭中，絕無任何老本可吃，無論你過去多厲害，只要停滯不前，立時就會被打翻在地，淘汰出局。
1962年時，張福田先生還讓我十七個子，到了1965年，我已能執黑與過老一爭高低了。在這段時間裡，我參加了幾次正式比賽，並取得了不壞的成績，其中最佳一次是1965年在成都獲得了「全國十單位圍棋邀請賽」
兒童組冠軍，這可以說是我初露鋒芒。由於這一戰績，我有幸參加了北京棋社為選拔參加全國比賽棋手的集訓。
這裡我要談一下弟弟繼波的事。當時北京棋下得比較好的孩子除了我和繼波外，還有高旭光，他比我小三歲，很有棋才。他從小頸椎有病，總歪著脖子，擺出一副思考的樣子。他當時的水平不如我和繼波，可他爸爸是北京棋社的負責人。在選拔參加成都比賽的小選手時，如果按照實際水平，應該是我和繼波入選。可是高旭光的父親以兄弟倆都去不合適為由，把繼波刷了下來，而讓高旭光去了。這件事對繼波刺激很大，他發誓再也不下棋了。果然，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摸過圍棋。
也許因為當初有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是繼波的手下敗將，所以後來圍棋界有人認為，如果繼波繼續下棋，肯定會成為中國的又一位一流棋手，並且很可能超過我。對這種說法我不以為然。雖然繼波思路敏捷，反應很快，確實比我更具有下棋的才華，但是他只能贏不能輸，輸了棋就興趣索然，拂袖而去，經不起挫折，這種性格上的弱點決定他很難成為一名優秀的棋手。而我則是越輸越要下，拚命爭取「翻本」。正是這兩種對待失敗的態度，決定了後來我們終於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成都事件」只是個「導火索」而已，即使沒有這件事，他早晚也會放棄圍棋的。
這裡涉及一個問題，在一般業餘愛好者的心目中，專業棋手的生活又輕鬆又愜意，搖把扇子，簡直是神仙過的日子。這實在是一個誤解，實際上和其他職業相比，下棋也許要苦得多。
一位想上進的棋手平時的訓練是艱苦的，不僅要絞盡腦汁去打譜研究，而且還要費盡心思去解各種死活題，常常在棋桌旁一坐就是一整天。
可以說這種訓練的單調和枯燥是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然而，就算是始終如一地這樣做了，究竟能取得什麼樣的成效卻是個未知數，由於各人的「悟性」不同，成效的顯示就有快慢之分，甚至有的人一生不見成效。正因為如此，專業棋手的內心深處時時刻刻都在擔心著自己是否能有進步，是否會被同行們拋在後面。這種無形的壓力是專業棋手所必須承擔的，雖然它使許多棋手吃不香、睡不著。如果某位棋手突然之間沒有了這種壓力，也許就意味著他的圍棋生命結束了。
但是對於棋手來說，所有這一切和比賽失敗時的痛苦相比，又算不上什麼了。在圍棋這個勝負世界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表現得極為強烈。在專業棋手之間的激烈競爭中，絕無任何老本可吃，無論你過去多厲害，只要停滯不前，立時就會被打翻在地，淘汰出局。
從某種意義上講，棋手是以贏棋為「天職」的，只有贏棋才能顯示出自己存在的價值，才能得到人們的承認。因此，一局棋的勝負，對業餘愛好者和專業棋手完全是兩碼事，前者輸棋盡可一笑了之重新再下，而後者很可能因輸掉關鍵的一局悔恨終生。特別是日本的職業棋手，每一局的比賽都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名譽地位，關係到衣食住行，所以他們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尤其是在「棋聖戰」、「名人戰」、「本因坊戰」等幾個大賽中，巨額獎金使職業棋手的競爭成了名副其實的「生死之搏」。
總之，輸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但又是一個棋手必須面對的。在以勝負為核心的圍棋天地里，即便是名家高手，失敗也是無法避免的，因此要想成為一名優秀棋手，就必須準備在無數的失敗與失望的痛苦中翻滾。
話說回來，集訓是1966年初春開始的，北京的高手幾乎全部參加了。
對我來說能參加這個集訓，實在是一件「露臉」的事，這意味著我從此進入了北京高手的行列。
在集訓期間，棋社組織了一場雙循環選拔賽，賽場就安排在棋社院內的研究室。當我以參賽者的身份隨同高手們步入賽場時，不禁大為得意。
曾幾何時，我連到這研究室看看棋，都會被崔雲趾老先生轟出來。這件事得從棋社的規矩說起。
北京棋社在西單帘子衚衕里，據說原是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府邸，環境非常幽雅，是個下棋的好地方。棋社下面有兩個下棋的場所，一個是普及室，也就是群眾活動室，這是誰都可以來的，在此下棋的人水平自然不高，環境也嘈雜。另一個就是研究室，這裡比較安靜，是高手們對弈和探討棋藝的地方，等閑之輩是不允許進去的。
我當然不承認自己是「等閑之輩」，仗著關係熟，經常溜進去看棋。對此別的人礙著過老的面子都睜隻眼閉隻眼，唯獨崔老不肯通融，只要被他看見，就非把我趕出去不可：「什麼臭棋也到這兒來？出去，出去，這兒不是你來的地方！」那時我對崔老又恨又怕，每次被他趕出研究室，總要暗地咬牙發狠：哼！有什麼了不起？早晚讓你嘗嘗我的厲害！我下決心，第一個要贏的就是崔老。實際上崔老並不是對我有什麼惡感，也不是單單對我這樣，像吳玉林、譚炎午、程曉流統統被他轟趕過。他很講究「棋份兒」，而且脾氣很固執，凡是他認為不夠「份兒」的，都不準進入研究室，其中自然也包括我這無名小輩。
那次選拔賽我下得非常順手，竟然把我的老師過惕生先生都贏了，最後獲得第三名。究其原因，一來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什麼招都敢下。
二來高手們碰上我這個十四歲的小孩都很頭疼，贏了沒什麼光彩，輸了卻實在難堪，所以下起來不免患得患失，縮手縮腳，結果反被我乘虛而入。
不過我最想贏的崔老卻把我殺得大敗，成為那次選拔賽的唯一憾事。
後來，我和崔老下了許多盤棋，他的棋力不錯，有戰鬥力和計算力，對我影響很大。在和崔老的接觸中，我發現他是個相當可敬的老先生，而且心胸豁達。圍棋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老先生不提出，晚輩不可以主動提出和老先生下分先棋，即使你的水平超過了他，也不行，否則會被認為沒有禮貌。老先生一般礙於情面，怕輸了不好看，也不和我們這樣的年輕人下。我的老師們就不跟我下，我也不提。是崔老主動找我，我才可以跟他下。開始我執黑，讓先，事先講好升降的，後來他把白棋讓給我，分先了，最後下到我讓他先。在老一輩名棋手中，第一個主動把白棋讓給我的就是崔老，要知道，對成名的老棋手來說，能夠這樣是多麼不容易啊！於是我對崔老的最後一點「積怨」也煙消雲散了。
後來聽說他剛發的工資被偷，他一下就不行了，很快就死了。那時他的工資是九十九塊，還是陳老總特批的，這是他全家的生活費。他一生清貧，死後過老到各家募捐為他辦了後事。我們家也湊了點錢。
北京棋社還有個很有名的人物——宮安慧老太太，她曾是偽滿總理的太太，當時已經六七十歲了，給棋社當會計，每月掙三十幾塊錢。宮老太太對我特別關心，經常叫我到她那小屋，給我開點小灶，吃點好吃的東西。
當時在棋社學棋的孩子很多，有高旭光、吳玉林、譚炎午、程曉流、金同實……還有我弟弟繼波，可她只叫我一個人去。
她為什麼對我這麼好，我當時不知道，後來聽吳玉林講，她認為在這些孩子中只有我能下出來，將來會非常有名。她還把她年輕時的照片拿出來給我看，都是泳裝，漂亮極了。我那時對男女的事還不懂，但女人的漂亮我還是能感覺到的，我都想不出來這個老太太當年會那麼漂亮，可以說是國色天香。大概我當時也土，沒見過什麼漂亮的女人，可是過了三十多年，回憶起來還是覺得她真是漂亮。
可能是在棋社工作的緣故，她也會下幾步圍棋，不過水平很低，只是剛剛學會吃子和做眼。她下棋有個致命的弱點，容不得在她的勢力範圍內有你的子存在，只要你放上一個子，她立刻組織四個子來吃你，一邊吃嘴上還一邊說「卡死」、「卡死」。我讓她子讓得多了，最多時讓到五十個，棋盤都擺滿了黑子。我怎麼贏她呢？說起來都是笑話，我在棋盤上放上一個子，她立即就來吃，我就乘機在棋盤上滿天星斗地亂放，她就忙不過來了，這「卡死」一個，那「卡死」一個，沒等她「卡死」幾個，別的地方就都被我收拾了。
即使這樣，她「卡死」我一個子時還是非常得意，顯得很天真、單純。一些大的書法家和畫家都和她有來往。「文革」中她可慘了，受了不少罪，後來到了國外。「四人幫」被粉碎後她又回來，據說是因為吃螃蟹中毒死了。
選拔賽結束後不久，我代表北京參加了在鄭州舉行的全國圍棋賽。本來以我的年齡可以參加少年組比賽，並且十有八九能獲得冠軍，但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