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天生的「賭徒」，儘管「賭徒」這個詞不大好聽，但確實說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點：爭強好勝，而且是極端地爭強好勝。
我於1952年出生在北京，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三，上面有兩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我的父母很早就投身於中國人民的革命解放事業，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共產黨的領導幹部。
生在這樣一個家庭，我是很幸福的。可不幸的是我患有先天性心臟病，不能進行激烈的運動，從小學到初中我都是免修體育課。像我這樣一個先天不足的男孩子，在學校里自然成了被人欺負的對象，為了免受欺負，我不得不經常向班上的「大王」進貢點小東西，如鉛筆啦、橡皮啦等等，以表示「臣服」之心。那時候，我對那些跑得快、跳得高、力氣大的男孩子簡直羨慕得要命，不止一次地幻想過自己突然之間長得又高又壯，好去教訓一下那些欺負過我的「大王」。可惜幻想成不了現實，一有了好吃的東西，我還是得乖乖地給他們送去，雖然心裡一百個不願意。
總之，這些事極大地刺傷了我的自尊心，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我把精力轉移到憑智力取勝的活動中去，並對所有能比出輸贏的遊戲都產生了興趣，這使我從小養成一種極強烈的爭強好勝的性格。後來一位朋友半開玩笑地說我是一個天生的「賭徒」，儘管「賭徒」這個詞不大好聽，但確實說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點：爭強好勝，而且是極端地爭強好勝。
在所有的功課中我最喜歡的就是數學。我認為數學最能讓人比出智商的高低來，數學題的答案從不模稜兩可，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所以看誰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難題，本身就是一種激烈的競爭。記得那時，我常常把解數學題當做一種遊戲，這使我在上數學課的時候，往往輕而易舉地解出不少難題，引來許多同學羨慕的目光，於是我的好勝心便也多少得到了一些滿足。
我喜歡數學還有一個原因，由於努力用功，幾乎每次數學考試我都能得一百分，而班上那些欺負我的人恰恰是數學成績最差。每當公布考試成績時，看到他們垂頭喪氣的樣子，我就會暗暗地幸災樂禍。這種情景往往讓我很開心，使我感到自己的優勢。
在少年時代，我從未想到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名棋手，如果不是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我很可能成為一名數學家。當然，我從來沒有為走上圍棋之路而感到後悔，相反，當初對數學的愛好，對我以後在圍棋技藝上的提高起了極大的作用。
我學圍棋完全是一種偶然，不像現在的孩子由父母帶著刻意去學。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熱心的圍棋愛好者，而且癮頭都不小，一有空就要擺開棋盤殺上幾盤。每逢這種時候，平時不苟言笑的大人們就像換了個人似的，忽而喜笑顏開，忽而搖頭嘆氣，甚至還會爭吵起來，這讓我感到非常好奇。
當時在我幼小的心目中，棋盤上星羅棋布的黑白子充滿了一種神秘感，儘管什麼也看不懂，但仍不肯離去。
那時我特別盼望過夏天，因為吃過晚飯後，全家人照例都要到院子里乘涼，這時一張棋桌是絕不可少的。當大人在棋盤上殺得難解難分時，在一旁觀戰的孩子們就會分成兩派，通常是姐姐們為媽媽助威，而我們男孩則為爸爸或是外公加油，有時還走上一兩步讓大人哭笑不得的「高招」，那熱鬧情景真使我感到其樂無窮。
嚴格地講我的父母並沒有教過我們下圍棋，但經常看他們下棋，久而久之，自然也就看會了。大概是在我九歲時，我和弟弟繼波便常常乘父母不在家的時候，偷偷把圍棋拿出來，學著大人的樣子下起來。儘管那時我只是剛剛學會了「吃子」，但圍棋所具有的強烈的勝負感一下子迷住了我，和下圍棋相比，我感到其他的遊戲全都索然無味了。
繼波也是個好勝心很強的人，他下棋的興趣並不在我之下，無形中我們都把對方當成自己的競爭對手。可是我怎麼也沒想到，同時起步的繼波竟然很快就超過了我。
剛開始時，我們旗鼓相當，拼殺得十分激烈，輸贏也基本上差不多。
逐漸地情況就有些不對頭了，再和弟弟下，不但很難吃到他的棋，而且自己的棋卻屢遭「毒手」。到後來，儘管我使出渾身解數還是無法取勝。一向以智商高而自負的我，對於慘敗在弟弟手下當然不肯善罷甘休，於是「打敗繼波」成了我十歲時的唯一奮鬥目標。
在那段時期，我下圍棋已經達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連做夢也是滿腦子的黑白子。每天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繼波挑戰，好鬥的弟弟當然也是有戰必應，因為把我這個當哥哥的殺個落花流水使他感到樂不可支。
有一天，我們從清早開始，一盤接一盤連續不斷地一直下到傍晚，不知是由於疲勞過度，還是屢戰屢敗後急火攻心，我忽覺眼前一黑，竟然休克過去。這一來，可把父母嚇壞了。我父母並不支持我們下圍棋，只不過他們自己也熱衷此道，知道圍棋是一項陶冶性情、有益思維的活動才未加反對。不過讓自己的兒子專門從事它，簡直想都不曾想過。
大概是1965年，由於當時我在北京棋界已小有名氣，北京棋社便有意加以培養。棋社的負責人曾到家中徵求我父母的意見，結果剛一說明來意，就遭到我父母的斷然拒絕。這其中的道理，至今我也沒弄明白。
當初對我和弟弟無師自通學會下圍棋，父母感到即驚訝又有趣，偶爾還屈尊和我們殺上一盤。後來發現我們總下個沒完，連覺都不想睡，飯也不好好吃，便開始加以約束。不過由於我們在學習上還算爭氣，這種約束還只是象徵性的，等到我因下棋而昏倒，情況就不同了。媽媽立即給我們定下許多規矩，其中「不許天天下棋，晚上九點必須關燈」兩條著實把我憋得夠嗆。有時心癢難熬便關了燈假裝睡覺，等媽媽一回自己的房間，我們就悄悄起來，打開檯燈殺上幾盤過過癮。當然，如果被媽媽發覺，一頓訓斥總是免不了的。
在我十歲的時候，我和弟弟的圍棋水平已遠遠超過了父母，外公為了讓我們長長見識，便帶我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的棋藝室去玩。當時文化宮有一個少年圍棋訓練班，由張福田先生在那裡當輔導員。我們去的那天正逢訓練班在活動，外公便向張先生說明來意，希望找兩位少年棋手和我們隨便下下，也好知道我們到底是個什麼水平。因為那時除了爸爸、媽媽和外公這些「家庭棋手」外，我和弟弟還從來沒有和外人下過棋。而訓練班的少年棋手和我們不一樣，都是經過正規訓練的，即所謂的「科班出身」。
張先生欣然同意，隨便點了兩名少年棋手和我們下起來。我和繼波雖說是第一次和外人下棋，但毫不怯陣，興奮之餘便使出了「家傳本領」。開始他們對我們這種「野路子」很看不起，走上幾招就不知道該怎麼應對了，大概他們受的都是循規蹈矩的正規訓練，從來沒有碰到過我們這樣不守「規矩」的下法，結果雙雙敗下陣去。於是乎訓練班的少年棋手輪番上陣，我們也殺得興起，經過一場場混戰之後，「正規軍」居然被我們這隻「游擊隊」殺得全軍覆沒。
張先生頗感意外，當他得知我們學棋還不到一年，並沒有良師輔導時，更是大為驚訝，當即表示將我們收到訓練班加以培養。就這樣，張福田先生成了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
張先生是當時的棋壇名手，曾作為中國圍棋代表團的成員去日本參加過比賽。他在圍棋教學上頗有獨到之處，不僅是我，北京現在的高手程曉流、譚炎午、吳玉林等，也都多多少少地受過他的教益。
其實我當時的水平簡直連「雕蟲小技」都稱不上，可戰勝訓練班的少年棋手後，卻神氣十足，飄飄然起來。如果用「夜郎自大」來形容當時的我，真是再貼切不過了。記得張先生和我下的第一盤輔導棋是讓我十七子，我心裡哪肯服氣，拚命想殺敗他，可他好像故意氣我一樣，東下一著，西投一子，弄得我手忙腳亂，最後還是一敗塗地。這下我可領教了高手的厲害，趕忙把逞強之心收斂起來。
訓練班活動時，張先生通常是給大家講解，並不常下輔導棋，唯獨和我下了不少局。後來我才知道，張先生是有意這樣做的。他曾向人談起過我的一件事，在自由活動時，訓練班的孩子們全都跑到外面去玩，只有我喜歡留在訓練室里擺棋。一次張先生突然發現我偷偷打開了他的提包，不由得吃了一驚，結果我只是拿出一本棋書，全神貫注地看起來，過後又悄悄放了回去。這件事引起了張先生的注意，後來見我經常如此，不禁大為讚賞。他認為一個十歲的孩子便知用功，不肯貪玩，將來必定能成材，所以對我格外垂青。
儘管張先生教我的時間不長，可是在他的培養下，我的棋藝進步很快。
可以說，張福田先生是第一個把我領進圍棋大門，並使我看到那變化萬千的圍棋世界的人，我對他永遠懷著感激之情。
另外當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劉仁伯伯也經常叫我去下棋。我媽媽原是第一機床廠黨委書記，一機局局長，北京市委委員，可能是這種關係